在导论部分,我们已经系统考察了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三种理论定位,并将这三种理论的融合视为理解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对话平台,这一融合凸显了当代社会科学哲学正在逐渐走向自为和成熟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深刻表明了社会科学哲学正由作为认知的体系向作为社会化的体制迈进。因此,理解当代社会科学哲学,不仅要将之视为基于科学哲学发展起来的知识领域,还需将之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视角当中来考察。从这一发展脉络上看,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形成了如下的流派。
一、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
在19世纪孔德提出“实证主义”的时候,为了把知识体系跟信仰体系区别开,就已经开始倡导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人类社会生活的研究了。在这一信念的指导下,他建立了“社会物理学”、“社会学”等作为科学的学科。由此,从孔德时代开始,“实证主义”这一术语,被广泛地用来描述社会科学方法的特点。其基本信念就是,在经验科学当中所使用的那些方法,能够而且应该被扩展到人类智力与社会生活的研究当中,从而把这些关于社会研究的领域确立为科学学科。
其后,穆勒试图用人类的行为科学来模拟物理学。尽管他看到人类行为的不可预测性,从而认识到了对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类进行行为预测的困难,但是,他指出,即便所谓的自然科学,实际上也无法达到精确预测,因此,绝对精确预测并非科学之标准。迪尔凯姆表述了相同的看法,他认为社会科学应以自然科学为蓝本,因为社会科学的对象,诸如社会事实之类,具有客观实在的特征,具有强制性力量来规范个体的自由行为,这样就会迫使他们在特定的环境中来实施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事实就类似于自然科学所面对的自然事实。亨普尔也指出,社会科学中的说明和预测,具有类似于物理学中那样的逻辑构造,人类行为完全可以像自然现象那样,通过发现适当的规律得到说明。可以说,实证主义普遍认识到,“成就一门科学的不是它的结果,而是目标。如果其目标是要建立自然属性之间的普遍联系,当对一种关系的真理检验最终依赖于数据本身,且该数据不是纯粹人造时,那么该学科就是科学”[14]。
应当看到,实证主义的这一探索人类行为之路径,本质上是自然主义的。人类的思想和感觉所引发的行为都是自然世界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一基本立场成为后实证主义批判的出发点。这之后,尽管各流派提出了不同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但反自然主义的传统成为基本共识。
二、解释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
解释主义的研究路径源于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目标的认识差异,也就是“说明”(explanation)和“理解”(understanding)的区别,即认为自然科学追求的是说明,而社会科学则只适用于理解或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该方向上,形成了两条不同的解释主义传统。
第一个是大陆传统,以新康德哲学为代表。自狄尔泰系统探索用“精神科学”来区分自然科学始,到韦伯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解释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韦伯把社会视为是由相互作用的个体所构成的,个体所实施的是有理性的社会行为,行为者通过自己的意志,赋予行为以意义,从而在面对其他行为人时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社会科学所关注的主要就是意义,或者说有意义的行为。为此,出于跟实证主义相对抗的目的,韦伯提出了以“理想类型”(ideal type)作为工具,并将之看成是社会科学研究其对象的独有方法。正因为理性的思维过程会产生出知识来,所以,通过“理想化”的理想类型,人们就可以对所研究对象应当具有的最合理形式给出解释。总体上看,这一传统坚持客观主义的认识定位,希望通过对人类意义的研究来认识客观现实,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开始导向更深的文化层次。
第二个是英美传统,以语言哲学为代表。在这一方向上,温奇(P.Winch)秉承了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的后期思想,将“语言维度”引入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当中。温奇也谈论理解和说明的区分,也指出了“我们理解自然现象是按照因果观念,而我们理解社会现象涉及行为的动机(motives)和理由(reasons)的范畴”[15],从而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做出区分。不过,对于温奇来说,更为重要的东西是语言,只有通过语言的使用,才能决定事物的存在,所以,“理解就是一种我们如何使用语词以及如何认识到用正确的方式使用语词的事情”[16]。每一种语言都各有一套看待世界的方式,从而有理解世界的不同方法,因此就有了遵守规则的事情,也就是说,只有在特定的规则当中,才能够理解社会行为。这样,当具有了社会规则的知识,同时又理解了该规则的使用时,就可以预测人们的行为。由此,温奇就把解释主义的观念跟语言游戏连接在了一起,当人们理解了特定行为群体的语言游戏之后,进而就能够理解他们的生活形式,甚至文化。
总体上看,解释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更多地对人类行为进行了充分的阐释,认为社会科学是跟有意义的人类行为相关联的,而这种关联则在特定的语言游戏、生活形式、传统或者共同体中进行。
三、批判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
批判主义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主要是在德国理性传统语境中形成的,包括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法兰克福学派时期。自黑格尔起到后来的马克思,批判理论不仅批判了实证主义价值中立的观念,而且把整个世界和历史都看成是一种辩证的运动过程,因此,社会认识或社会科学之目标应当不仅仅是理解或解释社会及构成,而应当是解放人类并确立他们的主权。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社会科学知识必须是批判的知识,因为实证主义的知识或单纯的理解,都是对现存社会的断言。批判内在地相关于解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之目标就在于,通过深化社会自身的意识来改造社会”[17]。这一基本信念由后来的以霍克海默(M.Horkheimer)、马尔库塞(H.Marcuse)等人为代表的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所发扬。其核心就是把社会视为批判的整体,充分贯彻辩证方法,揭示社会矛盾运动的本质。这一工作使得社会科学被定位在批判实践的基础上,从而走向意识形态的社会批判。
第二个阶段是新法兰克福学派时期。以哈贝马斯(J.Habermas)和阿佩尔(K.Apel)为代表,他们从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对社会批判的悲观主义情绪中走了出来,更多关注“如何规范地建构社会科学的理论事实”,或者说社会科学的规范基础的问题。与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相比,他们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前提有了明显的不同。正如哈贝马斯所言,“语言问题在今天已经取代了传统的意识问题:语言的先验批判已经取代了意识批判”[18]。这种语言哲学的视角把交往行为定位于认识社会的新起点,从而既摆脱了工具理性的束缚,又为社会科学的以解放为旨趣、进行批判反思的目标提供了可能。由此,他们所主张的社会科学哲学,是一种建立在语言交往行为基础上的社会理论,是一种“重构”的社会科学,即试图提供一种综合性的科学哲学,从而把理解的和说明的方法论融合起来。
四、后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
如果说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以解释传统和批判理论分别介入社会科学哲学当中,而形成了另外一种研究社会科学哲学路径的话,那么后实证主义则直接以反实证主义为基本立场,目的就是要打破实证主义的科学统一观、科学方法的整体论等观念,推翻自然科学知识具有权威性和普遍有效的解释与预测功能等信仰,事实上,也就是要祛除实证主义的科学神话观,转而将科学的理性和逻辑,视作与科学的社会、历史、文化、制度、组织等外在因素具有同等的地位。后实证主义的这一目标,包含了多种不同的取向,诸如建构主义、女性主义、批判实在论、社会认识论等。虽然在理论定位、研究层面和方法论手段上都有所不同,但它们无疑都是对实证主义思想进行的替代性方案,共同构成了“后实证主义”或“后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
伴随着后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哲学在基本策略、主导观念等发生的认识转向,它所包含的建构主义、社会认识论等不同取向,也发生了相应的理论变化。它们在总体上已经超越了最初简单的“说明—理解”之争,呈现出以“建构—解构”、“实在论—建构论”等为典型的争论,[19]使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呈现出新的理论特征,进入到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时期。
由此可见,从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到后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的基本策略、主导观念等发生的一系列认识转变,正是基于对实证主义框架下的社会科学思想的批判所形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社会科学哲学发展的清晰脉络,也正是在这一批判历程中,社会科学哲学才得以产生、建构和发展,从而呈现出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论域的不断转换,以及新的目标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