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田清明与马克思的邂逅，促使其对马克思文献进行系统解读，重新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原意。在与马克思思想的激烈碰撞中，平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积淀，包括对魁奈[6]的经济周期循环论与社会再生产问题的相关研究，在对马克思的重新解读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面展开，日本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从原先的“近代化”课题转向“现代化”课题，市民社会的概念在日本从一个学院范畴的概念转化为现实的生活用语。这是平田清明开始其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理论与社会现实背景。

平田清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沉淀对于其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平田重新回到大学，从事研究与教育工作，由此开始了其广泛的研究与写作活动。这一时期，平田主要致力于法国古典经济学研究、浪漫主义研究、马克思研究。20世纪30年代，日本出现了一个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学者集团，这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著作多集结于1932年至1933年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系列丛书，故得名“讲座派”。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山田盛太郎[7]在战后发表了论文《再生产图式与地租范畴》，指出社会剩余究竟是属于封建地租范畴还是剩余价值（利润）范畴，会构成不同的体制，同时也规定了该社会中再生产结构的本质。山田盛太郎的这篇论文对战后的日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左右了相当一批年轻学者的学术动向，平田清明便是受其思想影响的学者之一。当时的平田无论对于地租理论还是图式理论都还比较陌生，更不用提价值理论了。通过对地租理论等的研究，平田试图从生产理论的角度来解决生产与流通的对立问题，并且认为地租理论实际上就是价值理论，而再生产图式实际上就是价值论的综合表现。在平田清明看来，先行于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学者中，魁奈的研究重点在再生产理论，却忽略了对价值概念的关注；斯密则是价值规定的古典研究始祖，在再生产理论上略逊魁奈一筹。

平田清明在进行古典经济学研究时发现，斯密的经济学中从本质上解释了诸多先前自己所存疑的问题，在接触到内田义彦在其《经济学的诞生》（1953）中对斯密的“市民社会”思想所进行的批判性分析，尤其是“《国富论》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与分析视角”部分后，平田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内田在书中指出，斯密研究中的一大着眼点在于其再生产理论和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系统理论的实现，即资本价值的维持和再生产，在价值存续的全过程中，生产阶级与非生产阶级的区别被扬弃，从而立足于区别资产阶级与劳动者阶级两个范畴的再生产结构得以被把握。在平田看来，内田在《经济学的诞生》中肯定了斯密的过人之处，从学史的角度阐明了立足于扬弃地租范畴的再生产结构。而这种从斯密研究来解读马克思的方式让平田清明很受启发，平田开始思考从魁奈研究进入马克思的研究是否可行。

在对魁奈进行了长达十数年的研究之后，平田清明于1965年发表了其早期著作《经济科学的创造——“经济表”与法国革命》，主要研究魁奈的经济周期循环论与社会再生产问题，并以此作为解决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问题的关键。平田在该书的后记中明确指出：1955年至1956年这一时期之后，“探寻出新的经济学研究基准从而为历史认识注入新鲜生气，成为我所有研究的一个突出课题。生活在经济空间——由资本的周期循环所决定的历史空间——中的人们，再生产了其充满市民实感的日常生活，并由此开始了对外化于物质产业关系之外的人际关系的再生产。而这种再生产过程的结构论需要我们虚心向古典学习”[8]。此时文中所提及的古典理论，指的正是魁奈的关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的学说和对经济体系的全面总结，即《经济表》。可以看出，此时平田所关注的内容聚焦在1955年至1956年这一时期之后的日本问题，并且将解决日本问题的关键归结到资本周期循环以及存在于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客观创造的再生产结构理论，即作为周期循环的结果而存在的再生产结构论。平田清明对魁奈的经济周期循环论及社会再生产问题的研究，为其后平田在分析经济社会问题时提供了理论积淀和基础视角。

平田清明市民社会论的现实出发点在于西欧理性的产物对日本的适用性反思。平田清明在对马克思著作文本进行翻译的同时，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这一欧洲理性的产物是否适用于日本，这些欧洲科学与思想中所提供的概念和范畴，是否能够成为日本国内各种现实的考量视角与标准等问题。平田认为马克思所提出的市民等同于资产阶级这一范畴的说法，严格地说仅仅在西欧才能成立。在翻译马克思在1881年写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时，平田就已经发现，马克思在信中多次强调《资本论》的直接适用范围限定在西欧，农民以两极分化的形式完成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这在俄国是行不通的。主要原因在于，俄国是一种共同体社会存在，还没有达到西欧的私人所有阶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西欧理性的产物，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理论，这一针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普遍性批判理论，是否能够直接适用于包括日本在内的非西欧国家呢？在平田清明看来，马克思的思想与理论具有普遍性，首先是由于他是站在西欧的、市民的思想与理论基础之上，并且完成了对此的超越。西欧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文明史的历史、社会的典型形态。这种对西欧特殊性进行的理论认识，同时也包括了对非西欧的、亚洲的社会进行分析的可能性。

平田清明认为，马克思所描绘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群像，并不是将西欧社会的整体面貌进行原样再现。马克思所做的，只是抽取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理论的、历史的各种矢量，并形成一个体系。因此，可以说，《资本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理论体系。正如很多西欧的既存理论并不能直接适用于日本一样，在对这些西欧理性进行援引吸收时，需要以谦逊的态度来看待并选择。平田认为，日本人对欧洲科学的吸收能力很强，但是缺少反思的能力，这往往会导致一些根本性认识的缺失。在日本的理性社会中，无法形成以分工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的协作，一方面是由于学术上对这一根本认识存在缺失，另一方面日本社会的本土性制约了社会基础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因而在对西欧科学进行研究时，要在积极地寻找其共通的普遍性的同时，挖掘出日本社会的自身特殊性，不能直接将结论拿过来套用于日本。平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反思的基础上，展开了对现代日本社会的批判性考察以及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在日本的特殊性把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加速了“民主化进程”，以丸山真男、大塚久雄为代表的批判日本封建性为主旨的“近代主义”论者，与民主运动紧密配合，成为学界的一股强大力量，形成“近代主义”[9]的市民社会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围绕日美防卫协议的“安保斗争”之后，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全面展开，“近代主义”思想日渐消弱，日本社会科学界逐渐转向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肯定，日本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也从先前的“近代化”课题转向“现代化”课题。马克思主义在战后的日本知识界仍然保持着相当强的影响力。而与此同时，日本资本主义获得了蓬勃的发展，随着资本积累的急剧增长，城市迅猛发展，城市居民的社会形成也随之得以展开，人们开始需要市民社会概念，并极力促进该概念的普及。如何在具有社会变革志向的马克思主义与正在急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现实之间进行权衡，平田清明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文献学解读，平田发现，意识形态层面相互对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日本社会中开始收敛于市民社会这一社会认识之中。市民社会的概念，在日本已经由一个学院范畴的概念转化为现实的生活用语。

平田清明认为，市民社会概念所谓何指，不仅仅是对现代日本进行批判性考察的论点之一，同时也是贯穿于西欧社会众多科学研究观点始终的一个基本问题。市民社会状态下特殊的社会形成构成了西欧历史的展开，如何来把握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决定了西欧思想与理论具有怎样的历史性与社会性。马克思正是在不断探求市民社会所谓何指这一问题中，开始了其庞大的经济学研究，并完成了对近代市民社会内在的、批判性的考察。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所指的并不是单纯的历史中的某一状态，而应当是“西欧特殊的社会形成，是对该社会形成历史进行理论把握时的方法概念”。平田认为，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内在批判，将建立在西欧理性之上的、对市民社会史的历史把握，真正用于人类解放运动之中”[10]，平田认为马克思的这一努力正是其所固有的社会=历史认识，并将之认作马克思的过人之处。然而，日本的马克思研究经常看不到马克思思想中的这一点，这是平田深刻感受到的日本学界的马克思研究的症结所在。平田认为，如果在马克思研究中缺少了对欧洲古典的内在性研究，往往会因此对马克思所指认的市民社会概念产生缺失。平田在对马克思文本进行研究时发现，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以及其他诸多著作中，曾多次用到市民社会的用语。而日本学者在对其进行理解时，很多时候拒绝使用“市民社会”的说法，而在不得不使用该概念时，选取诸如“商品经济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之类特殊的日式用语。这正是在理解马克思试图向后世传达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认识时屡屡产生误读的原因之一，同时也容易造成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结构的错误理解。

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林直道[11]曾指出：“‘市民社会’的用语，是18世纪以来布尔乔亚的惯用语，蕴含多层含义。马克思最初也是使用这一惯用语，借此进行对客观现实的批判性分析。”随着马克思理论的深化和展开，该用语开始包含“‘社会经济结构’‘物质生产关系’等明确的涵义，‘市民社会’用语开始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因此，“除去早期马克思在‘各种物质生活关系’意义上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指出的‘市民社会’概念，一般都是指布尔乔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观点是典型的“市民社会”否定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至战后，日本有不少的马克思主义者持有这样否定含义上的市民社会理论。面对日本战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社会现实以及不同层面对市民社会理论的理解，平田清明提出要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还原其中缺失的东西，回到其原初语境，以达到对马克思独特的社会、历史认识的重新认识。在重新解读马克思所提出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之上，平田清明提出了其针对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具有独创性的市民社会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