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主要阐释的是雅索普著作中国家理论主题的变化。到此为止，我们尚未涉及国家理论本身。这并非是作者故意如此，而实在是因为：一种国家理论应该是什么或应该包括什么，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一则，有多少种国家的定义就会有多少种国家理论；另一则，由于国家定义的多元性，其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雅索普本人就认为“如果认为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完全确定的国家理论，这是徒然的”[15]。对于反思和重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其学术生涯中矢志不渝的主题，雅索普并没有停留在对资本主义国家具体现象的描述上，而是更加深入地挖掘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探索如何最有效地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方法框架，这样，对研究方法的探索成了雅索普国家理论的核心思想。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雅索普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进展做思想史的划分，实际上就是对作为其发展动力的方法发展的划分。在雅索普看来，方法论不但是国家理论发展的认识论，而且也是一种本体论关怀。他立足于马克思方法的精髓——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特别是从抽象到具体，并对社会科学的其他方法和思维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最终提出了独创性的方法论范式策略—关系理论。需要强调的是，雅索普国家理论研究方法的演进并不是线性的、平滑的，而是具有其历史时间性，经历了多重思想认识的移转。因此我们在解读雅索普思想时，应尽量避免平面化、线性目的论的主观假设。在雅索普这里，发展国家理论的核心便在于对其研究方法的探讨、更新和应用。雅索普在《国家权力》一书的导言中，将自己的策略—关系方法建构分为三个时期：理论来源之间的互动与理论分析的相关工作；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国家理论以及策略—关系方法这一概念的提出；在策略—关系方法基础上提出国家理论发展中的“文化政治经济学”（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ics）新范式。我们从其对自己每一阶段的过程及其成果评介的分析中，可以发现雅索普的思想发展与跃迁的轨迹。根据他的这一表述以及笔者对其文本隐微的内在逻辑的诊断，本文概括出其国家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16]。

在进入雅索普策略—关系理论的核心思想时，至少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雅索普的思想来源是很复杂的，必须把它们置于当时的时代氛围、民族传统、各学科的发展状况之间关系的接合中去探讨。他经常拿自己与马克思、普兰查斯做比较，指出其理论也有三大来源，即战后德国的政治学、法国经济学和智利生物学（Chilean biology）。然而，实际上他的理论来源更加庞杂：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的接合方法、以巴斯卡为代表的英国批判实在论的方法，甚至隐约可见波兰尼的社会嵌入思想、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思想等。二是可见雅索普在进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之前，对马克思有一个“前见”，即他是从批判实在论的视角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我认为在1857年《导言》中，马克思为实在论的科学方法提供了基础。”而且后来随着雅索普对马克思思想理解的深入，他也还是试图在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理论之间做整合。可以说，这种经验主义思维的深层影响造成的遮蔽，使雅索普即使在理论成熟之后也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更多的是一种具有英国民族传统特色的误用。

根据雅索普自己对策略—关系理论几个阶段的指认，他事后将接合方法（articulation approach）看成了策略—关系方法的一个准备阶段。其实，他自己也许并未意识到他对接合方法的重新阐释已经与葛兰西、普兰查斯、拉克劳等人笔下的“接合”思想或概念有了差别，因此，本文将他对接合方法的独特阐释定位为他思想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再对照雅索普思想过程的具体理论性质，和他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及其他先驱者的理论的理解和综合的程度，以著作发表时间为基础，我们可以将雅索普到目前为止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接合方法的承继与发展时期，以《传统主义、保守主义与英国政治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策略—关系理论的提出与阐释（1990—2002年），以《国家理论》为代表；策略—关系方法的应用与其自身的再发展和深化时期（2002年以来），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调节理论》《国家权力》等为代表。

在第一阶段，雅索普的学术思想建构表现为英国传统政治文化思维和由新左派引介的葛兰西和阿尔都塞主义，及其他们视域中的马克思思想的支配性话语，而且这些理论资源尚未被完全激活。从其核心思想的发展历程看，接合方法一开始并不是雅索普自觉重视的思想领域，它有一个发生学的过程。“我开始并没有发展一个策略关系方法，然而现在它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探索法的观点（作为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并致力于从事社会科学中更加一般的问题）”[17]。所以虽然《传统主义、保守主义与英国政治文化》一书的序言首次提到“接合”一词，礼貌与服从“这两个主题的批判性分析是建立在理论的和经验的基础上的，并且以它们能够被与阶级理论相接合（articulation）的这样一种方式被重新构造”[18]。但很明显，在这里，雅索普还没有意识到后来作为专有名词的“接合方法”的意义，而只是英国经验主义思维传统中的无意识表达或亚意图的支援，是被激发出一种特定的接合式的思考。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到雅索普后来使用接合方法与策略—关系方法时可能在思维上存留一些经验主义的痕迹。

随着雅索普思想的向左转，在继续挖掘英国批判实在论思想的基础上，他不断地研究马克思、阿尔都塞与新葛兰西主义，这使得他对经过阿尔都塞中介，旋即在普兰查斯与拉克劳等人那里流行起来的接合方法有了自己的见解，并认为“接合方法”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有着关键性的意义。他认为接合方法的目的就是要在认识论上，为在现实世界存在的一些可以产生一定结果的“偶然的必然性”（contingent necessities）提供理论上的说明[19]。雅索普认为，接合理论的建构方法，是以双重运动为基础的：“首先，沿着分析的一个维度，从抽象到具体；其次，通过分析现实世界的不同维度有差别的接合而从简单到复杂。借着接合这两种理论发展的形式，可以形成越来越合适的解释。”[20]

可以看到，这种方法受到了《资本论》中辩证方法的启示，但又有明显误解。雅索普的“接合方法”，忽略了理论的“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任何的理论抽象，都不能是主观的臆断。可见，雅索普他性思考空间中的学术记忆是以理论误读的形式再现的。在理论生产方式与思考主体的关系上，存在着批判实在论的经验思维与新葛兰西主义的理论架构对雅索普思想的结构化支配和观念统摄。雅索普在进行理论反思时，虽然没有意识到他思维中的经验主义影响，没有看到新葛兰西主义与接合方法的具体维度的结合的理论逻辑的后果必然最终背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造成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合谋。但值得肯定的是，他意识到接合方法存在的结构主义的静态的残留可能阻滞了国家能动性的发挥，因而不能完全消除经济决定论。这促使雅索普进一步探索解决之道。

雅索普这种持续的探索在《国家理论》中得到了集中的呈现，也就是其第二阶段策略—关系理论阐释时期，这是其国家理论走向成熟前的过渡性思想发展环节。

在策略—关系理论型构过程中，第一阶段中的英国政治文化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简单接合开始受到他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的质疑。由于雅索普开始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研究时面临的理论界的问题是经济决定论和经济还原论，因而，当时他有意识地拒绝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文本，即使触及也只是在阿尔都塞问题式下的哲学式阅读。但是这种理论上的片面导致了太多的“政治主义”。理论的挫折，反向催生了雅索普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本，去建构性地改变原来简单接合的理论逻辑架构，并且对原有国家理论流派思想方法再综合，终于创造性地提出了策略—关系理论。

策略—关系理论框架形成的标志就是结构与能动（策略）的辩证法的确立。它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特征看成一种生态统治。要理解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必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这一特征。雅索普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统治实际上是包含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文化等具有自我指涉性、独特运行逻辑、自我演化能力和“元编码”的自组织系统，这些功能分化的系统共同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系统，其中有一个会成为生态统治的系统。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系统的生态统治。但是，经济系统并不能单方面地将其意志强加给其他系统，每个自生成系统既自主运作，也依赖于其他系统的运作，甚至正常情况下的其他系统在异常环境中反而成为统治性的。在此，雅索普受到德国社会学家卢曼自我生成理论的影响。对卢曼而言，系统间的一方可以通过选择而规避来自另一系统对自身意义选择产生的风险，系统间交往的意义选择性使系统具有规避其他系统影响的可能性，不会有一个系统成为整个系统结构的统治性因素。而雅索普在运用卢曼的思想时，将它与马克思主义接合了起来，“我从后期N.卢曼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系统理论在社会分析中的作用这方面的思想。卢曼也许真的会不同意我这样运用他的观念，特别是我试图把他的自我生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接合起来……我这里的工作目标是要拒绝这个主张”[21]。

这种情况还表现在策略—关系理论对原有结构主义静态封闭的理论言说的超越上。在雅索普看来，将资本主义社会看成一个生态系统，赋予经济系统多元决定地位，并不会落入结构主义的泥潭。与其说是经济统治决定论，还不如说是作为策略—关系理论核心的结构与策略（能动）辩证法的必要前提。

对于结构系统与策略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首先要考虑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这两个制度分离和自我指涉的自组织系统，如何可以在生态系统结构中接合起来的问题。这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结构耦合”涉及整个生态系统结构的共同演化。一个系统的发展影响着其他系统的演化，但是它既不能对其他系统行使等级式控制，也不能要求其他系统服从于它。[22]由此，我们不能把资本主义国家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功能亚系统，而是整个系统结构中的功能亚系统。其二，“策略协调”发生于整个系统结构的共同演化出现无法控制和无秩序的状态时，沿着这一思路，雅索普将国家权力看作关系性的，认为力量平衡随着协调能力和脆弱性的变化而变化，并且没有任何社会力量、制度秩序或社会系统是自给自足的，它们都容易受到一些内部危机、外部失败或外部攻击的伤害。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策略选择和策略协调的任务无疑历史地归属于作为一个政治系统的国家。

雅索普的这种理解，一方面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另一方面更直接受到调节学派与批判实在论（巴斯卡、霍尔姆伍德和斯德瓦特）思想的共同启发。但不管是对葛兰西主义、自我生成理论还是对调节理论和批判实在论，雅索普都是较多批判性地或否定性地去吸纳和运用它们，以迫使这些理论学术资源更多地服务于策略—关系理论的思考场景。对于这种新的理论状态，雅索普直接写道：“这标志了一个对它的先驱的背离，因为它包括了与其他方法并立的批判，起源研究直接地关注发展一些新的策略理论论述。特别是，它探索论据的含义即国家是一个社会关系，国家能够被作为一个场所、发电机与策略生产来分析。”[23]总之，这标志了一个发展中的重要转变，即从批判其他国家理论的贡献，发展为精心阐述一个原初的策略理论方法。

第三阶段是策略—关系理论的具体应用与发展。这一时期的思考又可细分为两个前后关联的阶段：一是将前期相对抽象的策略—关系理论再具体化，具体地分析前后相继的理想类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此时的策略—关系理论表征为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分析，从再生产维度理解资本主义国家。沿着早期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启示，从简单抽象到具体复杂，雅索普分析了在资本自我维持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对满足再生产的条件的作用。由此，我们见证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积累体制中的“守夜人”国家，转变为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中的凯恩斯主义民族福利国家，一直到当前的全球化阶段，它正在转向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中的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

二是在策略—关系理论框架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未来的透视中提出了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新范式。他曾自我断言：“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的一个关键特征已经在我当前的关于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探讨，在其中的推论性（scursivity）和能动（agency）要求一个更加中心的角色。”在他看来，文化政治经济学既是建立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又是对它的发展。“我描述了国家在这些经济管理的新主体和新对象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并且指出，这些角色如何与深刻的结构变革和关系到大西洋福特制政治制度的策略性重新定位的相互联系。”[24]

这样，策略—关系方法与雅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主题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很清楚了。简言之，策略—关系理论既是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内在体现，也是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方法。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而言，雅索普认为，策略—关系是资本主义国家自身发展的内在导向性因素，资本主义国家的功能围绕着策略—关系而展开，策略—关系辩证法也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基本轮廓和基本方向。同时，策略—关系理论还是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根本方法，“策略—关系方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本体论问题中也许有一个更加一般的实用性”[25]。策略—关系理论从早期的接合方法的初级形式，经过不断的发展形成充满解释张力的结构能动辩证法的过程，也是雅索普对资本主义国家分析逐渐深入的过程。但从哲学逻辑角度看，两者并不处于同一个层次，它们并不都是雅索普的理论目标。在雅索普看来，在策略—关系理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互关系中，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之理想类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才是他分析的出发点，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的分析诊断和预测才是他的理论目标。而策略—关系理论是在追逐这个目标过程中被发现并被理论化的，并且是在用来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过程时不断与之互相建构而成的。

雅索普的研究路径表明，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新千年交替的路口，策略—关系理论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中向我们展示的具体维度已经太复杂太丰富，纯粹抽象的分析已经完全不能透视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必须对国家的性别选择、全球化对于国家转型的意义、它的时间至上性和改变欧洲国家地位的本质等生活政治中的国家新主题展开更为复杂和具体的分析与接合，这样才有可能对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的未来做出更为准确的分析和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