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雅索普所说，他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Capitalist Type of State）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他认为唯有如此，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中，此研究才能够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解释力。然而，雅索普早期并没有直接从事国家理论研究。他的博士论文《社会秩序、改革与革命》[2]出版于1972年，是一部关于改革和革命的激进社会学理论著作。当时，雅索普受抗议越南战争、1968年“五月风暴”、工人阶级战斗精神高涨等因素的影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认同，从事左派政治学研究。这本书是对这一系列事件的初步反思。随后，雅索普逐渐体会到，要研究英国现实社会的矛盾必须了解它的文化政治传统，很快在1974年就出版了第二本著作《传统主义、保守主义与英国政治文化》。按照雅索普与笔者交流时的说法，此书是他开始“向马克思致敬的著作”。该书聚焦于英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些最近的研究，做出了一种批判性的评论，并尝试发展了一个可替代性的理论方法来解决他的研究对象们不断寻求解决之道的问题。书中特别关注投票行为和政治稳定性（political stability），与此相关的是两个主题：一是服从（deference），寻求解释英国工人阶级中存在的保守主义倾向；二是礼貌（civility），寻求解释政治稳定性。雅索普强调这两个主题的研究是建立在理论和经验基础上的，它们是以能够被与阶级理论相接合的一种方式被重构的。[3]该著作的风格较为倾向实证主义，大量引用数据分析，在此基础上导引出对英国政治文化现状和未来的反思。
尽管这两本早期著作尚没有直接关注国家理论，但这并非意味着他不关注政治权力。事实上，雅索普在书中一直聚焦于政治，特别是实证地分析了英国政治文化传统的独特性。这为他后来从事国家理论研究时，将马克思主义的欧陆传统与英国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有机结合起来并形成自己的理论基调和特色厚植了理论基础。特别是服从与礼貌两个主题所内含的具有英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因素，为雅索普后来吸收葛兰西霸权思想，借鉴阿尔都塞等人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提供了深层的民族思想基础。而且，从早期的这两本著作中，我们也发现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雅索普特别强调理论概念的清晰和逻辑论证的严密，可以说这种从培根到休谟的经验主义的理论思维传统构成了他理论探索的潜在地平线。
20世纪70年代中期，雅索普开始关注国家理论。然而这种最初的兴趣并非是由国家理论本身引起的，而是作为他更长远理论目标的一个“副产品”。雅索普后来回顾这段学术经历时说：“事实上，我个人的‘知识旨趣’，首先设想于30年前，最初目标在于要写一本战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4]；“特别是将英国国家的转型放入它的广泛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背景中。这项目标为我在国家理论方面的工作提供了最初的‘知识旨趣’”[5]。他最早论述国家问题的单篇论文是1977年发表于《剑桥经济学杂志》中的《最近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6]，该文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六种国家观念，引起了西方政治学界的关注[7]。当然，这还只是雅索普国家理论的初试莺啼，真正使他立身扬名的是稍后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一书。
在该书中，雅索普首先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与国家的观点与方法，以及它们是如何被列宁、布哈林、葛兰西等发展的。然后，雅索普系统考察了战后国家理论复兴以来的三个主要派别：其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其特征是将不同的事例看作一系列一般主张的完整有效性的诸多经验说明。其二，国家的形式与功能理论（Form and Function of the State），也叫逻辑起源理论，西德理论家所曾对此做过探索。它寻求的是，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类型的批判中推导出国家的资本主义形式必要性的形式与功能。其三，葛兰西与新葛兰西主义理论，作为其特征的接合方法（method of articulation）强调偶然的必然性和社会实践。此方法的核心在于“关系之中的关系”（the relations among relations），换言之，“不同关系之中的一个关系的分析组成了社会结构”[8]。诚如雅索普所言：“此书的结论拒绝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理论的思想。代之的是，它为分析作为一个具体复杂的探寻目标的国家提供了一些方法论的和本质的引导。”[9]这些引导和它们的详细说明被建立在一种关系方法之上。而这种方法思路也持续地促进了他接下来的分析趋向。
然而，此后雅索普并未直接循着接合方法去建构自己的国家理论。他转而研究普兰查斯[10]，并且在1985年出版了《普兰查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一书。在这本传记式的著作中，雅索普对普兰查斯的文本做了全程性的文本学解读。他认为普兰查斯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东方马克思主义者，但普兰查斯在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的逻辑断裂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在雅索普眼中，普兰查斯是战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唯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做出了标识和回答的思想家。雅索普揭示出，普兰查斯最后一部著作《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拒绝把国家视为一个简单的中立工具或主体，并进而指出“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这个原创性的主张认为国家权力不是国家机器，应该被视为政治斗争和与政治相关的斗争中力量平衡的凝聚点。这意味着我们既要审查作为一个复杂制度总体的国家形式，也要考虑阶级力量自身的构成。由此，雅索普进一步指出，虽然普兰查斯是公认的结构主义大师阿尔都塞的学生，但是不能简单地把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归类为“结构主义”。因为，普兰查斯通过对具体形势中政治事件的考察而逐渐挣脱了结构主义的束缚，识别出了具体斗争的复杂形式，并将阶级斗争维度重新引入国家理论的中心。普兰查斯这种对阿尔都塞式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偏离，尤其是“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论断，给了雅索普将资本主义国家问题的研究思想路径确定为从抽象简单走向具体复杂以更大的理论驰援。因此，在这一阶段中，雅索普的研究表面上似乎出现了一个理论主题的转向，但实际上是要通过对他认为的最有原创价值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普兰查斯的思想的分析，从而为自己一直从事国家理论研究提供理论借镜。
尽管雅索普对普兰查斯思想做了创造性的阐述，但在与德国政治理论家长期学术交流中，他逐渐感到由于受制于葛兰西、普兰查斯思想的影响，自己著作中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与功能的论述仍然过于“政治主义”。原本他集中探讨上层建筑乃是为了避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与还原论的，但理论在纠偏的同时却可能偏向了另一个极端。事隔多年之后，雅索普曾感叹：
正是普兰查斯的影响促使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批判谴责我早期的“政治主义”。因为，政治主义偏离了国家和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没有将基础建立在资本关系和/或它没有联系于阶级斗争。首先，政治主义被认为来自于想当然地认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秩序是分离的，而非视为深层的互动。这反过来导致理论和实践上的唯意志论（voluntarism），因为它聚焦于政治行动转变世界的权力上。[11]
所以，大约从这个时期开始，雅索普开始主动、持续地关注经济学理论，逐渐将国家理论研究引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有趣的是，这一理论姿态的调整颇类似于马克思转向的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
1990年的《国家理论：让资本主义国家是其所是》一书，正如它的标题所暗示的，目的是去定位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形式与功能。在1982年那本书的开创性工作基础上，雅索普批判性地重估了新近马克思主义学界国家理论的贡献，初步分析了巴黎调节学派的调节方法，并探讨了其他社会的国家理论中的结构策略辩证法，包括主流的“使国家重生”的历史社会学与政治科学，以及系统理论，特别是N.卢曼的自我生成理论（self-organizing/autopoietic）和新葛兰西主义的话语分析。雅索普认为在国家研究上属于阶级理论方法的理论家往往滑向阶级还原论和经济还原论，而属于资本理论的理论家们则容易掉进经济决定论的泥潭。同时他也指出工具主义、结构主义，资本逻辑学派等也常常因徘徊于“经济还原论”“经济决定论”与“阶级还原论”之间而陷入困境。雅索普认为，走出困境的理论起点就是普兰查斯在《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中提出的“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观点。而这种关系方法需要进一步完善，其路线是整合态势的关系方法与策略分析，形成“策略—关系”（strategy-relation method）理论。该理论把国家描绘为一个竞争平台，代表形式和干预形式的接合以及国家机构的接合形式。依据积累策略、政治策略和领导权方案，策略—关系方法重新调整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政体和意识形态的三角关系。国家充当了一个在既定态势中优先考虑、改变或者排除竞争性积累策略的结构选择机制。
197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后，一直到世纪之交，理论和实践上的明显趋势是后福特主义、全球化、知识经济等现象的日益突现。作为密切关注现实的理论家，雅索普的研究深刻地回应了这些趋势。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力图发展出一个颇具解释力的框架来综合思考这些新现象，以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做出准确的预测。《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便是这种思考的成果，它被学术界看成20世纪之初国家理论复兴的重要标志。对于该书的主旨与理论目标，正如雅索普在导言中所开宗明义的：
此书是我在资本主义战后的多年，间隙性地反思资本主义国家和它的角色的成果。它包含了一个系统的尝试超越其他现存理论的同情性批判，以便展示我自己对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本书的理论目标是详细说明在当代资本主义中论述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的一个研究议程的理论基础，而非提供对特殊的政治体制的细节性阐述。它这样做是通过建立一个研究议程和一些初步的结论，思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去50年来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变化形式、功能和有效性。而且，我承认这依然是个开放的问题式。[12]
具体而言，雅索普结合“前学科”（pre-discipline）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后学科”（post-discipline）的社会科学知识与方法，详细考察了战后福特主义语境中福利国家的一般特征、特殊变体及其对经济、社会再生产的作用，批判地分析了为回应大西洋福特制危机和全球化而进行的福利国家重构。在此基础上，他将国家界定为“社会性嵌入的、社会合法化和策略性选择的制度、组织、社会力量，以及围绕着或至少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做出集体性约束的决定而组织起来的相对统一的整体”[13]。
此后雅索普对调节理论做了一个总结性的研究，即将出版一部具体探讨国家权力形态的著作，而且近来他开始对文化政治经济学感兴趣。[14]由此可见，虽然雅索普学术历程中的具体研究对象随着时代课题和自身理论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他理论的主题线索还是清晰的，这便是分析资本主义国家。而这种分析据以依靠的基础便是他的核心理论范式策略—关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