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泽指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诠释女性需要的话语模式是统一的、男权的和去政治化的。在这种语境中，“诠释需要的政治”将以一种更为民主的方式开放，以包容相对弱者并挑战由专家决定需要的排斥性力量。

1.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统一话语模式的批判

弗雷泽提出以“诠释需要的政治”来解释福利政策的演变，有关福利的话语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对需要的诠释，并在公共领域中争取影响国家政策的主导权。因为福利政策都涉及照顾责任的分配，以家庭/市场/国家的三角关系来看，社会福利话语的演变其实就是照顾责任界线的定义与再定义历程。在弗雷泽的“诠释需要的政治”分析架构中，福利政策是不同话语间相互争夺后的结果。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弗雷泽特别关注“需要话语”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角力。[20]弗雷泽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对需要的诠释存在相互竞争的三种话语模式。第一种是下层反对的话语（oppositional discourse）。来自于下层的反对话语有助于形成新的社会认同，将隐藏在私人领域的需求公共化。来自下层的人民极力主张和申诉自己的需要，“例如，当女性、工人和/或者有色人种对抗他们的从属身份和地位，以及过去指派在他们身上和/或者他们接受了传统的、具体化的以及不利的需要解释时，需要就政治化了”[21]。第二种是主张“再私有化”的话语（re-privatization discourse）。这是因第一种话语而产生的话语。此话语维护既有的政治、经济和家庭领域的分离，反对国家提供福利；企图重新诠释政治化议题，即再去政治化，在政策上赞成缩减，反对通过团体抗争扩大权益与福利服务的要求。第三种是专家话语（expert discourse）。它与社会问题解决、制度建构及专家团体的形成相关联。“专家需要话语是把完全政治化的、失去控制的需要转换成国家潜在干预的对象，并且与知识生产和运用的制度化密切相关。”[22]同时，福利国家的各个机构在诠释需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构成社会福利制度的各种机构不仅提供物质援助。它们还以一种对规范的、不同价值的性别角色和性别需要强有力的诠释模式的策略，在最大程度上提供了顾客和公众”[23]。福利国家的各个机构都是为现在的自由主义盛行时期的国家统一话语服务的，它以国家制度权威的方式裁定女性等从属群体的需要。

2.对以男权视角诠释女性需要的话语模式的批判

弗雷泽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福利制度基于公共父权制，对需要话语的单一的、统一的解释往往歪曲了女性需要。首先，剥夺了女性诠释自我需要的话语权，而只把她们当作被动的接受者。弗雷泽指出，这些方式——官僚程序和金钱形式——建构了福利制度的权利、津贴和社会服务，这种做法剥夺了女性的权力，使她们依赖于官僚机构和“治疗政体”，并且抢占了她们诠释自己的需要、经验和生活问题的能力。[24]即使她们有自己的表达需要的诉求，那也被认定为是个别的和特殊的，未曾分享政策制定的决定话语权。其次，把女性的需要解释成照顾孩子的母亲的需要和维持家庭的妻子的需要，而不是女性本人的需要。例如，在美国的“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简称AFDC）项目中，作为主要接受者的女性只是为了照顾未成年孩子，食品救济券也是为了维持全家人的基本生活，而“如果项目行政官员知道她们不是用于‘家庭’这个范围和界限的话，她们就会失去这些福利”[25]。这里，女性个人的需要似乎被湮没殆尽了。最后，把女性的一些正当需要解释为不合理的。例如，当女性提出反对家庭暴力应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加以解决时，相关部门并未予以重视。可见，女性的需要要么被代替为其他家庭成员的需要，要么被忽视、被歪曲。她们难以表达自己的需要，或者其需要被男性的统一话语误解。

3.对“法律—行政—治疗”话语模式的批判

弗雷泽指出，美国等福利国家实质上是一个“法律—行政—治疗的机器”（Juridical-Administrative-Therapeutic State Apparatus，简称JAT），它把“诠释需要的政治”斗争转换成法律的、行政的或者治疗的事务。弗雷泽指出，以美国为代表的福利国家以“JAT”的模式来解释需要，它尤其适用于解释女性接受福利救济的状况。这种模式掩盖了福利制度的政治性，“结果，它倾向于把解释人们需要的政治问题变成法律的、行政的和/或治疗的问题。因此，这个制度以一种似乎非政治的方式来执行政治决策并倾向于去政治化”[26]。这对女性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按照法律和行政的程序来对女性需要进行认定和审核，对女性救济的措施进行监督，这一切都只体现了男性的意志。首先，从法律方面来说，福利对男性和女性的权利设定是不一样的，前者“拥有”更多的公民权。其次，从行政方面来说，女性要获得福利救济，就必须证明自己的需要与行政部门对女性需要的解释相一致，并且她们遵循与男性不同的行政程序和接受不同的福利。“因而，在‘女性’子系统中，顾客被认为是被动接受以金钱衡量的、提前定义的和预先包装好的服务。”[27]而在“男性”子系统中，受益人收到的是特定的和预定的现金。最后，从治疗方面来说，女性受到的屈辱和改造更严重。例如，对女性的救济被看作一种拯救和恩惠，暗含了受助女性是不正常的和病态的，要对她们进行强制教育，“把性别政治和政治经济问题建构成个人的和心理的问题”[28]，不顾个人经验和文化差异，按照男性统一的理性模式去规范她们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