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何诠释女性的需要?(1 / 1)

正如福柯所指出的,权力通过知识/语言建构现实,赋予意义。何谓好坏?谁是受害者?谁对谁错?谁值得同情?谁应受惩罚?弗雷泽由此也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权力运作是政治性的,“需要”概念具有政治意涵。长期以来应如何定义人们的需要?由哪些人或团体来生产和诠释话语?这些话语背后隐藏了哪些特定知识典范?如何进行“诠释需要”的竞争?弗雷泽则把社会福利视为一个需要话语的竞争场域,不同势力争相在民主政治公共场域中试图定义“谁是有需要的主体”。被认可的需要,就有机会获得资源分配的合法性。弗雷泽指出,资本主义福利制度对“需要的诠释”存在两套对立的话语模式,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官方统一的话语模式,它实质上是一种国家父权制,以男性的视角来诠释女性的需要,而忽视女性的经验和对需要的表达诉求,并把对需要的诠释非政治化,从而掩盖了其福利制度的性别含义。

1.何谓“诠释需要的政治”

弗雷泽认为,“诠释需要的政治”是一场政治权力的竞争产物;谁取得了定义需要的权力,谁便能主导政策设计的走向。弗雷泽指出了“诠释需要的政治”的重要性,它将使人们不仅关注物质再分配,还把它上升到一个政治和社会议题,从而呈现出多元话语主体以代替单一的“象征秩序”。[14]“诠释需要的政治”可以对新自由主义依赖市场调节的路径进行批判。当一个声音公开要求国家满足社会需要时,就有可能改变舆论。女性、工人和有色人种“坚持公开讨论被去政治化了的需要,并将其作为合理的政治议题,能够同时起到若干作用。首先,他们挑战的是将‘政治’与‘经济’和‘家庭’分开的既成界限。其次,他们提出的是以不同的逻辑链诠释的不同的自身需要。再次,他们建立了新的公众话语,为的是通过一系列不同的公众话语来宣传自己对其需要的诠释。最后,他们对霸权式的诠释和交流方式进行了挑战、修正和替代”[15]。简言之,弗雷泽的“诠释需要的政治”概念提供了一种将需要政治化的理解架构,直接挑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观念,揭露了资本主义福利政策过程中的政治动态。

2.“诠释需要的政治”之重要性

在弗雷泽看来,女性的福利斗争不仅要争取各种福利的实现,而且要让女性表达出自己的真实需要。“首先,它们(那些理论)把对人们需要的诠释简单地看成既定的和毋庸置疑的;它们由此掩盖了诠释需要的政治层面——事实上,政治上争论的不仅是需要的满足,还有对需要的诠释。”[16]伴随着福利的减少和女性贫困化的加剧,福利斗争中女性需要的问题就爆发出来了。第一个问题是制度性的。现存的不利于女性的福利制度实际上使女性的贫困制度化了,“它们提供的福利是服从制度的,它们加强了而不是挑战了根本的结构不平等”。所以,女性的福利需要是一个制度性或反对不公制度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意识形态的或政治性的。现存的占主导的福利问题是把对需要的诠释当作既定的和理所当然的,“它因此掩盖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人们需要的诠释本身是个政治问题,事实上,它有时是政治的关键”[17]。女性要表达出自己的福利诉求,把它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一个问题只有在公共话语的广大范围中被讨论时,它才可能得到合法的国家干预”[18]。

3.“诠释需要的政治”之本质: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

弗雷泽指出,女性要谋求她们福利的合法化,就必须把“诠释需要”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使女性有一个合法正规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诉求。通过把女性诠释自己需要的渠道政治制度化,女性可以把原来不被重视和不能得到满足的需要显现出来。“事实上,在福利国家社会中,关于需要的话语一般至少潜在地指涉了其他的可替代的解释。关于需要的特殊宣称是‘内在的对话式’,它们潜在或明确地挑起相互竞争的诠释需要的共鸣。因此它们暗含了对需要诠释的相互冲突。”[19]另外,女性也应充分认识到表达需要的重要性,政治与非政治的区分并不是既定的或固定不变的。例如,社会运动就成功地把原来非政治的需要政治化了,女性也可以把对需要的诠释再政治化。当然,她们需要克服福利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把对需要的诠释变成对满足需要的管理,让女性参与到福利制度制定的过程中。在弗雷泽看来,一个制度化保障的平等参与模式可以让女性平等地表达自己的需要,以便把对需要的诠释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解决,是代替现在忽视女性表达需要的福利制度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它可以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女性的真正需要。弗雷泽指出,通过“诠释需要的政治”,能够给予边缘社会群体在政策制定中平等且有意义的话语权,并且能够为识别人类需要和协商共同责任开创更为民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