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开创者，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之批判逻辑的阐释影响巨大。特别是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现代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深刻揭示，彰显了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力量，奠定了后来新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潮的基本思路。然而，正是这个“物化”概念，表面上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拜物教批判理论紧密相接，实际上又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理论存在着深刻的逻辑耦合性。再加上后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西方引发的热潮，使得许多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原初语境中的物化、异化概念究竟是什么关系？意味着什么？马克思的批判逻辑及其性质究竟如何？）反而变得更加复杂和模糊。思想的推进注定包含着概念的创新阐释，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如果我们不加区分地将后人的阐释误认为前人的本意，则会产生巨大的问题。其实，卢卡奇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了他的物化概念所带来的混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1967年版序言中，他说：“物化（Verdinglichung）现象与异化现象有着紧密联系，但无论在社会中还是在概念上，两者都不尽相同，而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这两个词却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3]因此，有必要重新回到卢卡奇的文本中，先看一看他的“物化”究竟是怎么被使用的。

由于汉译的缘故，卢卡奇所使用的德文概念与我们通常所见到的译本中的“物化”并不是准确对应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先对相关概念做一点说明。这里至少涉及三个各不相同而又紧密相关的概念：Vergegenst?ndlichung，Versachlichung，Verdinglichung。

这三个概念在德语构词的方式上极为相似：Vergegenst?ndlichung发源于名词Gegenstand（对象），这一名词派生出形容词gegenst?ndlich（对象性的），进而加动词前缀ver-构成动词vergegenst?ndlichen及其名词化形式Vergegenst?ndlichung，一般译为“对象化”。与之相似，Versachlichung来源于名词Sache，Verdinglichung来源于名词Ding，进而分别构成形容词versachlich、verdinglich以及动词versachlichen、verdinglichen。名词Sache和Ding都是德语中极为常见的概念，一般来说都可以翻译为“物”，但在不同思想家那里，又有十分细致甚至重要的含义区分（例如，康德的“自在之物”即为“Ding an sich”，而黑格尔针对性地提出的“事物自身”则是“Sache selbst”）。为了区分这两个概念，不同译者将Versachlichung译为“事化”“事物化”“物象化”，而将Verdinglichung译为“物化”。然而，由于以往缺乏对这几个概念的重视，在马克思、卢卡奇等人著作的汉译本中，这几个概念的混译现象十分普遍，如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汉语的“物化”实际上有的是Vergegenst?ndlichung，有的是Versachlichung，有的是Verdinglichung，有的是Dinghafte Sein 或者Dinghafigkeit，同时还有Versachlichung被译为“对象化”。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以往从汉译语境所总结出来的卢卡奇所谓“物化”概念的多重含义，注定存在诸多的误解。特别是汉译本中将Vergegenst?ndlichung，即“对象化”，误译为“物化”的段落，均不代表卢卡奇物化批判理论的原意，是附着在这一理论名下的需要加以澄清的误解。对象化概念在马克思思想逻辑中的意义，是需要另加详述的一个复杂问题，在这里暂时不予展开。

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卢卡奇在批判物化现象时，大量术语化使用的概念主要是Verdinglichung。然而，同样需要指出的事实是，这个概念本不是马克思常用的概念。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只使用了两次Verdinglichung概念。更加有趣的是，卢卡奇甚至已经引用了《资本论》第三卷中的“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4]，却偏偏没有告诉读者，就在他所引用的这一句的前半部分，马克思第一次直接提到了Verdinglichung概念。[5]卢卡奇的这种处理，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心。另一方面，卢卡奇细致援引马克思关于拜物教的段落来引出他的物化批判，这说明卢卡奇的物化（Verdinglichung）理论的思想基础，不是马克思的物化（Verdinglichung）概念，而是马克思的拜物教（Fetischismus）理论。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站在马克思拜物教批判而非物化概念的基础上，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卢卡奇推进马克思哲学思考的基本路径。至于卢卡奇Verdinglichung概念的直接来源，不同学者有不同的指认，理查德·韦斯特曼认为，首先大量使用Verdinglichung的是影响卢卡奇极深的齐美尔，但这一观点的可靠性还有待考证。[6]

以往的研究已经充分说明，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思路，首先是受到齐美尔和狄尔泰哲学的影响，进而在韦伯现代性理论的刺激下，通过对韦伯合理化思想的逻辑倒转，实现了对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创新推进。[7]实际上，卢卡奇对韦伯思路的批判性颠倒，也直接反映在二人对于物化概念的不同理解上。在韦伯的文本中，Versachlichung（常译为“事化”）是个具有进步意味的概念，它是指现代社会关系与法理制度不再带有传统的人情与人治特征，而成为外在于人的事务性（sachlich）存在。这一意义上的Versachlichung显然是建立在现代分工和官僚体制的基础之上的，并且以高度的可计算性实现了从管“人”到管“事物”（Sache）的转变，从而贯彻了工具理性。韦伯的这一思路，恰恰是卢卡奇所要否定的。卢卡奇多次提到Versachlichung，而且他对Versachlichung的理解显然也不是依循马克思对这一概念的使用，而是更多地来自韦伯。根据刘森林教授的指认，“Versachlichung在卢卡奇这里意味着比Verdinglichung更严重的物化，即渗透进意识之中的物化”[8]。这种说法，和卢卡奇对意识的物化结构的大量分析也是方向一致的。

也就是说，卢卡奇的物化批判包含了对Verdinglichung还有Versachlichung指涉的多重现代性物化境遇的批判，而无论是Verdinglichung还是Versachlichung，究其含义与论说方式，都不是对马克思概念的直接援引和承继（尽管巧合的是，这两个词马克思都偶尔用过）。虽然卢卡奇坚持以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将自己的物化概念建立在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史前提之上，但一些学者已经准确地指出，卢卡奇的批判矛头却没有因循马克思的思路指向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是指向了以可计算性和合理化逻辑为标志的现代性生产方式。[9]由此，他的物化批判的方法论，也并非以基础性的经济关系为基点，而是以摆脱物化的人为基点，试图通过对物化现象的揭露，唤起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从而找到新的解放可能。这样一种带有人本主义逻辑色彩的批判，后来被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联系到一起，也就十分自然了。

因此，无论是从概念来源上，还是从思想逻辑上，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都是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一次创新阐释。概念来源的考察已经说明，马克思只是偶尔使用过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尽管这两个词都与其拜物教批判理论有着重要关联，但直到卢卡奇才将其真正术语化、理论化，赋予“物化”以系统阐述和新的含义。就此而言，“物化”是卢卡奇站在马克思的肩膀上实现的一次术语“发明”，而卢卡奇更愿意让人们相信，“物化”本就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和题中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