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奈格里、哈特对“机器论片断”的解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首先,在当代西方左派理论中,社会批评家们往往都是从物化理论出发,强调资本的全面统治,将主体死死地限制在资本的牢笼之中,看不到主体解放的任何希望,最终形成了各种悲观主义的情绪。而奈格里、哈特则从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出发,通过对“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以及“一般智力”的当代解读,发现了曾被忽视的主体政治学,建构出了工人与资本、大众与帝国双重对抗的自治主义逻辑,重新彰显了马克思的阶级主体学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
其次,他们通过对一般智力的研究,建构出了一套极具特色的非物质劳动理论,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理论,为我们准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有益借鉴。
再次,他们深层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对劳动吸纳形式的转型。马克思虽然认真考察了从形式吸纳到实际吸纳的转变过程,但由于时代限制,他的分析更多停留在身体劳动被机器体系所吸纳的过程。而奈格里、哈特的吸纳理论则实现了由身体吸纳到心灵吸纳的转变,揭示了马克思当年没有看到的东西:当前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不再只是身体上的操控,而是深入到劳动者的心灵、智力、语言和情感之中,实现了对劳动者生活和生命的全面操控。这种吸纳要比马克思那个时代更加隐蔽、更加恐怖。而奈格里和哈特看到了这一变化,并把它独立出来,赋予其独特的哲学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机器论片断”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复次,他们的生命权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再生产形式的转型。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虽然工人在劳动之外的时间也是服务于资本再生产的,但毕竟工人的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是彼此分开的,从表面上看,资本家所榨取的似乎只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劳动,而不是工人的全部劳动。因此,资本统治的重心必然是在生产过程之中对工人的全面规训和控制。而到了这时,情况好像发生了变化:非物质劳动取消了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的一切界限,人的全部时间都被吸纳到资本的统治之中,人从一出生,就无法摆脱资本的殖民,它已经浸透到人的生命的全部。如果说在前者那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核心在于劳动过程的全面规训,在于物的生产,现在则是人的生命的生产。这种机制把原来神圣的、纯洁的生命的生产转变为资本关系的再生产,由此实现了从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到生命政治学的彻底转变。
最后,他们从“机器论片断”出发,开拓了一条使马克思走向当代的道路,彰显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生命力,为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提供了有益思考。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他们的这种理论建构,实际上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机器论片断”的过分政治化、主体化的解读之上的,严重夸大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维度,滑向了一种充满伦理色彩的主体政治学之中。
首先,他们的主体逻辑是建立在对《大纲》的“活劳动”概念的误读之上的。马克思的确说过“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但马克思在说这句话时,是有附加条件的,即“撇开价值增殖过程不谈”[48]。而他们却完全忽略了这一条件,直接将活劳动解读为对主体力量的确证,“社会主体的活劳动就是它的快乐,就是其自身力量的证实……在这一维度上对劳动的证实其实就是对生命本身的证实”[49]。于是,在他们那里,活劳动摇身一变,成了只与主体相联系的一个范畴,完全阉割了这一概念的社会关系维度。通过这种转变,他们自然会把非物质劳动解读为确证主体力量的“生命政治劳动”,从而完成了对主体政治学的全面奠基。[50]
其次,他们天真地以为,随着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就自然能够产生一种不被资本渗透的新型劳动关系,这无疑是一种痴人说梦的幻想。比如,他们在《帝国》中指出:“非物质劳动的合作方面并非像以前各种劳动形式那样由外界强加或组织起来;相反,合作完全内在于劳动活动自身。”[51]再比如,他们在《共有之物》中也说道:“虽然资本有可能限制生命政治的劳动力,没收其产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提供必要的生产工具,但资本绝不能对生产合作关系加以组织。”[52]在所有著作中,他们始终没有对这一问题,即资本为什么就无法组织这种新型的劳动关系,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最终只能求助于充满伦理色彩的价值预设。就像他们自己所说那样,他们所“强调的是一种伦理工程,一种身处在帝国之中同时也反对帝国的民主政治行动的伦理学”[53]。既然这只是一种伦理主义的价值预设,那我们还祈求什么呢?再退一步来讲,当他们把主体解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民主自治之上时,显然过分夸大了民主自治的历史作用。他们没有看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的民主自治只不过是资本统治形式的一种转型,而他们却颠倒性地将其视为大众解放的唯一道路,这显然是中了资本的诡计。既然人的生命都成了资本操控的对象,那么,把这些生命组织起来的方式——民主自治——岂能逃脱资本的摆布?显然他们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
再次,他们严重误解了马克思“机器论片断”中的历史观。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解放逻辑实际上是建立在“一般智力”和机器体系之上的,是一种典型的技术史观,这显然扭曲了马克思的历史观。马克思指出:“如果说资本只有在机器体系中以及固定资本的其他物质存在形式如铁路等等中……才取得自己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使用价值的适当的形式,那么这决不是说,这种使用价值,这种机器体系本身就是资本,或者说它作为机器体系的存在同它作为资本的存在是一回事……决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合的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对于机器体系的应用来说,是最适合的和最好的社会生产关系。”[54]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解放逻辑绝不是根源于单纯的技术或机器体系本身,而是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55]这个矛盾越发展,生产力就必然要清除剩余价值生产的限制,为一个更高社会阶段的到来奠定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历史观绝不是单纯的技术史观,而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内在一致的。这也从侧面表明,把马克思的这一手稿命名为“机器论片断”,是不够准确的,因为这一名称恰恰忽视了机器体系的关系维度,因而是与马克思的初衷相违背的。
最后,他们企图用自治对抗来取代辩证逻辑,终结辩证法,这显然是一种不自量力的一厢情愿,其最终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要想真正实现劳动的解放,就必须借助于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那种幻想单凭这种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就能自发地长出自由或劳动解放的想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改变,这种劳动范式的演变,只能是资本统治形式的转型,而绝不可能是自治主体的内在生成。这种企图用自治逻辑来取消辩证逻辑的做法,必然会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撞得头破血流,因为它带给人的并不是一种现实的解放,而是一种充满谎言和欺骗的虚假承诺,是一种更深的奴役和沉沦。
当然了,我们也必须看到,他们之所以走向这种自治主义伦理学,是有其现实根源的。首先,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全面陷入低潮,也是在此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一点注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脱离工人实践的书斋革命,犹如安德森所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56]。“从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以自己的密码式语言来说话了,它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57]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不再关注工人的革命实践,而是转变为一种单纯的学术研究,忽视了主体解放的现实可能性。其次,他们认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反,在苏联社会主义中,原本与工人联系在一起的政党、国家和工会组织,却变成了统治工人的异化机构,忽视了具体工人的历史作用和前途命运。在这种官僚化的机构中,工人根本没有实现自身的解放,反而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58]也是在反思上述两种路径的基础上,奈格里、哈特主张建构一种直面工人实践的激进政治哲学:它必须从书斋的象牙塔中走出来,也必须从政党、国家和工会等机构中摆脱出来,走向真正的工人本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治主义伦理学恰恰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因此,他们才会千方百计地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之中,来为这种自治主义路线寻求内在的合法性依据,而“机器论片断”恰恰就承担着这种政治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对这一片断的过分政治化、主体化的解读,是可以理解的。
[1] 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国外学者将其命名为“机器论片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8~110页)。虽然这一称谓遮蔽了机器体系作为固定资本的关系维度,但考虑到它已成为学界约定俗成的叫法,本书也暂且使用这一称谓。
[2] 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1933— ),意大利激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左翼思想家和活动家之一。早年在帕多瓦大学受教育,毕业后在大学任教,1956年加入意大利工人社会主义党,20世纪60年代转向马克思主义,是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的领导者和思想领袖。代表作:《〈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1979)、《劳动的狄奥尼索斯》(与哈特合著,1994)、《帝国》(与哈特合著,2000)、《大众》(与哈特合著,2004)、《大同世界》(与哈特合著,2011)、《宣言》(与哈特合著),2012)等。
[3] 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1960— ),奈格里的学生,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也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左翼思想家和活动家之一。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5] 同上书,第91页。
[6] 同上书,第91页。
[7] 同上书,第100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9]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163页。
[10] 同上书,第233页。
[11] 同上书,第234页。
[12] 参见孙乐强、唐正东:《“回到康德”:马克思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载《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13]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页。
[14] 同上书,第189页。
[15]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1页。
[16] 同上书,第229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
[18] 同上书,第102页。
[19] 同上书,第99页。
[20] 同上书,第92~93页。
[21] Paolo Virno,The Grammar of Multitude,Los Angeles/New York:Semiotext,2004,p.106.
[22] Paolo Virno,The Grammar of Multitude,Los Angeles/New York:Semiotext,2004,p.106.
[23] [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页。本书将迈克尔·哈特翻译为麦克尔·哈特。——编者注,下同
[24] [意]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帝国、都市与现代性》,许纪霖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
[25] 参见[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26] 参见[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页。
[27]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4,p.108.
[28]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4,p.109.
[29]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Labor of Dionysu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p.10.
[30]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4,p.109.
[31] [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32]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4,p.xiv.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34] 同上书,第101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37] [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页。
[38] Paolo Virno,The Grammar of Multitude,Los Angeles/New York:Semiotext,2004,pp.100-101.
[39] [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40] 参见[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页。
[41] [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42] [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43] 同上书,第25页。引文有改动。
[44] 参见刘怀玉、陈陪永:《从非物质劳动到生命政治》,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2期。
[45] Antonio Negri,Reflection on Empir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8,p.73.
[46]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4,p.340.
[47]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4,p.147.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页。
[49] 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Labor of Dionysu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p.ХⅢ.
[50] 参见唐正东:《非物质劳动与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载《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51] [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页。
[52]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Commonwealth,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40.
[53]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Commonwealth,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Ⅶ.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
[55] 同上书,第101页。
[58] 参见陈陪永:《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全景图绘》,载《学术月刊》201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