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早期阿尔都塞是从宏观的角度去界定意识形态的，个人的主体性是被漠视的。而60年代末，在拉康的伪主体思想的直接影响下，阿尔都塞转而关注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主体的微观建构，“原先的阿尔都塞式的将独立于阶级意识/经验的认识论基础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已经被抛弃了”[19]。他开始将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作为分析的重点，明确赋予了意识形态具体的物质形态，并且提出了质询（interpellation）、意识形态复制的镜像结构（la structure spéculaire redoublée de l’idéologie）等思想，攀上了他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巅峰。

总的说来，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建构主体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他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éologie et 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Etat）一文中。他从葛兰西手里接过了分析国家机器（Appareil répressif d’Etat，ARE）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Etat，AIE）的接力棒，特别强调了作为私人领域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隐蔽作用。因为它几乎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教会、工会、媒体、学校、体育比赛等都是隐蔽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使人心甘情愿地服从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阿尔都塞看来，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统治的手段已经不仅是一种外在显性的强制灌输，而是转为内在隐形的微控手段。它通过对主体意识的潜在的绝对影响，成为构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主体的源头。日常生活中的每个人具备的所有技能和观念都是由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建构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落入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中却不自知。

他的观念就是他的物质的行为，这些行为嵌入物质的实践，这些实践受到物质的仪式的支配，而这些仪式本身又是由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来规定的——这个主体的观念就是从这些机器里产生出来的。[20]

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就不仅是不可视、不可触的宏观结构，而是具有了一种物质存在（L’idéologie a une existence matérielle），每个主体通过日常的物质实践臣服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那么，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如何使个体甘愿臣服在它脚下的呢？阿尔都塞接着说，这就是“意识形态把个人传唤为主体”（l’idéologie interpelle les individus en sujets）的功能机制在起作用。

“传唤”“质询”，即法语中的“Interpeller”一词，原来最基本的含义是日常生活中为了询问而发出的呼喊，在具体的议会中是议员向政府的质问，在法律方面是警方发出的质询。所以，这个词在阿尔都塞这里既有指向日常生活的维度，更有偏向政治法律的意味，以此来彰显主体与意识形态之间一触即发的臣服与统治的紧张关系。阿尔都塞用“Interpeller”来表示，意识形态的运行机制在日常生活中是通过对个体的传唤、质询的方式完成的，其功能就在于“把具体的个人‘构成’为主体”[21]。具体说来，质询的过程包括两个环节：

一是意识形态通过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仪式的指认过程把个体传唤为主体。最为明显的是，在大街上被人呼唤“嗨！叫你呢！”的时候，被呼唤的个人就会转过身来，这样他就承认了被呼唤的人正是他自己。通过打招呼、握手等互认的日常生活实践，每个人都互相确认也相信自己就是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主体，这就是最简单也最隐秘的意识形态质询。而后，阿尔都塞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质询对主体建构的原初作用，认为质询的实践可以追溯到个体未出生之时。在孩子出生之前，周围的人都会对他/她予以莫大的期待，给他/她具体的性别和名字，他/她一出生便注定会成为被期待的那个人。“甚至在出生之前，孩子从来都是一个主体。它在特定的家庭意识形态的模子里被认定为这样的主体，从被孕育开始，就有人按照这个模子来‘期望’它了。”[22]这与拉康的婴儿时期的镜像阶段是基本一致的，后来这种镜像结构还直接扩展为阿尔都塞对大写的意识形态运行机制的全部内容。

在微观的日常生活之中，虽然取名字、打招呼、握手等质询似乎是发生在意识形态之外的，主体却从没有反抗这种质询，总是把它当作自然而然的日常生活活动。这种不自觉的状态表明，意识形态的质询绝不是简单地直接介入个体的生活，而是深入了主体的意识、无意识之中，这就是意识形态的误认功能，也就是意识形态质询的第二个环节。“每一个被赋予了‘意识’的主体，会信仰由这种‘意识’所激发出来的、自由接受的‘观念’，同时，这个主体一定会‘按照他的观念行动’，因而也一定会把自己作为一个自由主体的观念纳入他的物质实践的行为。”[23]个体接纳并且信仰这种观念，并且自认为自己是拥有自由的主体，这就是意识形态质询的误认功能所起的作用，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可怕之处：人是戴着镣铐跳舞的主体，都认为自己是在自由之中，却都是在自由之外。

随即，阿尔都塞举出了经典的基督教意识形态的传唤机制来引出意识形态完整的运作体系。上帝这个大写的主体，通过宗教的仪式、典礼等实践把个人传唤为主体。而小写的主体不仅自动承认自己是主体，还完全臣服于上帝的主体，“上帝是主体，而摩西和无数是上帝百姓的主体则是主体的传唤对象，是他的镜子、他的反映”[24]。上帝通过把这些臣民传唤为主体来实现自己，无数小写的主体只不过是大写主体的镜像复制而已。意识形态就是上帝这一绝对主体，它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中心位置，它通过把个人传唤为主体和主体间互相承认的双重反射镜像结构，构建起了意识形态统治下的整个人世间。不过，“这是对拉康的又一种奇怪的改写。拉康眼里仅仅发生在早期个人主体建构中的镜像作用，在此处已变成整个意识形态的运作的内部机制”[25]。由此，阿尔都塞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结构都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复制的镜像结构（la structure spéculaire redoublée de l’idéologie），它保障了意识形态传唤机制的实现，保障了个人与主体、主体自身、主体之间的稳固体系。

1.把“个体”传唤（l’interpellation）为主体；2.他们对主体的臣服（assujettissement）；3.主体与主体的相互承认，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以及主体最终的自我承认；4.绝对保证一切都确实是这样，只要主体承认自己的身份并做出相应的行为，一切都会顺利：阿门——“就这样吧”（Ainsi soit-il）。结果是，主体落入了被传唤为主体、臣服于主体、普遍承认和绝对保证的四重组合体系。[26]

更可怕的是整个意识形态镜像结构运转的自动性，当然，这依靠的是意识形态质询下个人主体的自动。具体说来，即在意识形态的镜像结构中，主体在绝对臣服于意识形态结构的前提下，完全自动地行动起来。“你”与“我”之间互相承认，自身成为自由的主体，一起生活在这个巨大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而不自知也不自觉。最终，所有的主体都自动自发地臣服于意识形态的绝对主体。而这一自动机制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扮演好他的社会角色，成为资本主义链条上自动自主的一环，使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生产得以有序延续，稳定地支撑起“资产阶级剥削关系的再生产”（la reproduction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c’est-à-dire des rapports d’exploitation capitalistes）。

这是一张多大、多广、多隐蔽的意识形态之网！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那要如何唤醒所有的人，如何推翻现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呢？阿尔都塞在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下人们被欺骗、被利用而不自知的悲惨状态后，并没有提出解决或是超越的方法。实际上，阿尔都塞在写作时就曾自嘲过说，无论是作为作者的自己，还是作为读者的观众，都是意识形态的主体，都自然自发地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在此种意义上，阿尔都塞称人天生就是意识形态的动物（l’homme est par nature un animal idéologique）。这一认知的必然结果是，传统意义上的主体被彻底地谋杀了。对主体的这一彻底的悲观态度，是阿尔都塞从拉康的伪主体走向的极端。

总的说来，阿尔都塞从《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开始，撇开社会历史过程的类主体，将意识形态看作一般社会结构和客观认知机制，从宏观角度分析意识形态的功能机制。而当他接受了拉康的“伪主体”思想时，意识形态就成了自为地控制日常个人的微观物质机制，意识形态下被质询建构起来的主体也就不再是之前的抽象类主体，而是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有血有肉的个人主体，虽然只是伪主体。在这个转变之中，阿尔都塞始终对主体抱有否定和悲观的态度，类主体只不过是结构的承担者，现实的个人则是悲哀地从出生开始就是被意识形态机制传唤的结果，哪里看得到希望呢？所以，阿尔都塞也只能感叹：阿门，就这样了吧！

[1]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法国著名哲学家。师从巴什拉教授，于1848年完成高等研究资格论文《黑格尔哲学中的内容的观念》后留校任教。1948年10月，加入法国共产党。1950年正式脱离天主教。1975年6月，在亚眠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0年11月16日，因精神病发作，误杀其妻。1990年10月22日因心脏病逝世，享年72岁。代表作：《保卫马克思》（1956）、《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1959）、《读〈资本论〉》（1965）、《列宁与哲学》（1968）、《为了科学家的哲学讲义》（1974）、《自我批评材料》（1974）、《立场》（1978）、《来日方长》（1992）等。

[2]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27～228页。

[3] 同上书，第228页。

[4] ［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页。

[5] John B.Thompson，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deology，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90.

[6]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29页。

[7] 同上书，第231页。

[8]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32～233页。

[9] 同上书，第228页。

[10]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5页。

[11] ［法］路易·阿尔都塞、［法］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12] 同上书，第24页。

[13] ［法］路易·阿尔都塞、［法］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14] 同上书，第40页。

[15] ［法］路易·阿尔都塞、［法］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

[16] 同上书，第40页。

[17] “un cercle vicieux”在李其庆、冯文光译的《读〈资本论〉》中被翻译为“坏的圆圈”，“vicieux”在法文中有不同的含义，在语言中表示有语病的、不正确的，在逻辑上表示循环论证的，在这里使用有一字双关的意义，所以在此自译为“坏的循环的圆圈”。

[18] ［法］路易·阿尔都塞、［法］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19] Gregory Elliot，Althusser：The Detour of Theory，Koninklijke Brill NV，2006，p.194.

[20] ［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页。

[21] ［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22] 同上书，第366页。

[23] ［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页。

[24] 同上书，第369页。

[25] 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

[26] ［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