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9年1月17日的演讲中，福柯说，只是在18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才“开始形成、思考和描绘出新的治理技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理性展开曲线中的一个拐点（point d’inflexion）”[15]。为什么？因为资产阶级的治理技艺在机制上、效果上和原理上都是新式的，其本质表现为“节度的治理”（gouvernement frugal）[16]。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对治理权力的节制，缘起于政治经济学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法则，即拒斥人为性干预的似自然性。然而在这里，福柯想让我们进一步认知到，资产阶级这种新的治理技艺的另一个重要特质，是真理（vérité），或者是“真理的塑形机制”（mécanisme de formation de vérité）。请注意，这个真理概念不是传统认识论中的范畴，而是资产阶级政治学中的新范式。而且，这个建构和塑形经济生活存在的真理场域（lieu de vérité）并不是生成于经济学家的头脑（la tête des économistes），而是客观的经济交往建构起来的市场（marché）。[17]这还是马克思那种从现实出发的逻辑。

其实，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福柯的这种言说路径是很令人费解的。对国家治理技艺的思考，先是突然提出真理问题，然后又再跳跃到现实中的市场，他到底想说什么？我们看到，福柯此处对国家治理技艺的说明，采取了完全超越传统政治学讨论的框架。他真是像马克思那样，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内部运行中来说明社会治理的结构性转换。说彻底一些，不同于认识论的断裂，而是社会实践结构的断裂式转换。福柯说，市场在西方社会中出现得很早，从中世纪一直到17世纪，传统的市场是一个被标定为“公正的场所”（lieu de justice），从公正的价格到公正的分配，都是因为人为的管治保证了“欺诈的缺席”（absence de fraude），从而维系了市场运行的公正化（juridiction）。[18]然而，到18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市场却不再是管治之下的公正化场所，这里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中的

市场服从并且应该服从“自然的”机制（mécanismes 《naturels》），即自发的机制（mécanismes spontanés）。即使人们无法掌握其复杂性（complexité），但是由于它们是自发的，它们是如此自发以至于人们若想改变它们，就只能损害它们和改变其性质。[19]

此处，福柯并没有详细说明这种转折的背景，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这正是重农主义开启的经济学主张，这个带引号的“自然性”其实就是指商品——市场经济中的生产——流通中的自发性调节。这个自发性的实质即斯密所指认的隐匿在市场活动中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和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福柯不愿意直接承认马克思的在场。福柯特别指认说，也是在这里生成了一种不同于人们主观认定的真理形式，即经济活动中客观发生的自然真理（vérité naturelle）。这也就再一次证明，上述那个十分突兀的“真理的塑形机制”并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而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自然真理。福柯想要告诉我们，正是这个自然真理，提供了理解全部资产阶级政治世界的真正秘密。

福柯说，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不再是像处于有形管制下的“公正化市场”那样，人为地制定出“没有欺诈”的价格，而是根本拒绝任何人为性干预，任市场自行运转，由经济活动自发地生成某种价格（布阿吉尔贝尔称之为“自然价格”），这是“一种自然的、低廉的、正常的价格”，它表达出“生产成本和需要范围之间的恰当关系（rapport adéquat）”，这个非人为且由市场自身建构成的自发的客观的恰当性真实即自然真理。关键在于，这个恰当性之真不是被命名和指认的公正，而是自发的、自然形成的自洽之真。福柯指认说，“市场应该是真理的提示者（révélateur）”，这是一种全新的“真理标准”（étalon de vérité），“可能使人们识别出正确的和错误的治理实践”[20]。这一下会让我们想起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关真理标准的说法，福柯这里将其具体化在市场经济实践中了。只是，福柯这里的资产阶级市场经济实践是科西克逻辑构境中的伪实践。[21]所以，由这种实践识别出来的“正确与错误”恰恰是以资产阶级利益为证实—证伪轴心的。

市场在此意义上构建了一个真言化场所，一个对治理实践来说的证实—证伪之场所（lieu de vérification-fal de véridiction）。因此，正是市场将使得一个好的（bon）治理不再简单地是一个按照公正来运作的治理。如今是市场使得治理为了成为一个好的治理应该按真理（vérité）来运作。[22]

依福柯这里的说明，资产阶级治理实践中的正确与错误不再是人为制定的公正标准（接近韦伯的价值合理性），它恰恰基于市场的自洽之真，这是一种没有人直接干预的证实和证伪的标准（接近韦伯的价值中立的形式合理性）。市场中那种无人的自发活动每时每刻都在无意识地建构着一种新的客观的“真实性”，它所自发建构的真言化场所是资产阶级社会治理的现实基础，这将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基础。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说，“市场应该说出真实的东西（vrai），应该说出与治理实践相关的真实。正是市场的真言化这个角色在此以简单的方式（fa?on simplement），命令、支配和规定了裁决机制（mécanismes juridictionnels）或裁决机制的缺失，市场必须与这些机制衔接起来”[23]。这是一段十分重要的表述。福柯主张，在资产阶级的社会治理中，实践之真理不再被先验的理论概念和人为的主体所指认，而是市场自然说出的真话，它是自然之真，正是这种自然之真才生成了社会治理中的正确与错误、证实和证伪的裁决机制。交给市场，这是全部资产阶级社会控制的真谛。

由此，福柯无意间也说明了整个资产阶级真理观的异质性本质。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是整个认识论上的一次重要革命。他认为，资产阶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真理标准，一种新的真言化政体，如果我们要去思考这种真理的历史或者谱系，就会发现，它从来都不是通过消除谬误来重构真实，不是建构某种先后相继的连续的合理性，不是造成意识形态的断裂来获得科学，这个真言化政体的真正基础，只能是与市场治理实践的客观对接。

当然，福柯还指认，资产阶级新的治理理性的现实基点除去市场，还有第二个关键点（point d’ancrage）：“就是国家公共权力的设计以及效用原则（principe d’utilité）为参照指数来衡量它的干预”[24]。福柯这里所指认的与市场相对应的效用，其实是通过市场对多重利益（intérêts）的自发操控和调节，因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治理“不再是直接干预，不再是对物和人直接控制”，“治理只关注利益”的自发调节，只是“通过多种利益操控它所需要的一切”[25]。当然，福柯并非不知道凯恩斯革命及其之后出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刻变化，但他在此仍然坚持资产阶级社会治理中的这种来自于市场和效用的本质。

新体制下的治理，从根本上看，它不再实施于臣民以及通过这些臣民而被征服的东西。现在，治理将实施于我们所称的利益之现象共同体（république phénoménale des intérêts）。自由主义（libéralisme）的根本问题是：在一个由交换决定了物品的真实价值的社会中，治理及其所有治理行为，它们的效用价值是什么？[26]

这就引出一个新的思想构境方面，即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核心的自由主义之本质，并非他们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理想的实现，而是现实社会治理中的效用。为什么？我们来看福柯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