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0日，福柯开始自己题为“生命政治的诞生”的演讲。[3]在开篇之际，他首先突出说明自己政治哲学研究的独特方法。福柯说，被他指认为资产阶级“治理艺术”（Art de gouverner）的东西，并不属于传统政治学中的理论概念体系，也不是某种被自觉实施的理想化科学管理方式，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中真实发生的现实治理实践（la pratique gouvernementale）。福柯在此演讲中近180次使用pratique（实践）一词。该词成为晚期福柯十分重要的哲学话语关键词，这也反映了福柯的一种理论倾向。

要很鲜明地排除把一些概念作为第一位的、原初的、完全既定的对象（objet premier，primitif，tout donné），比如统治者（souverain）、君权（souveraineté）、人民、臣民（sujets）、国家、公民社会（société civile）；而所有社会学分析以及历史分析和政治哲学分析正是利用这些共相（universaux）来实际地考察治理实践。我恰恰将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说，从实践所呈现的样式出发，同时从它的自我反思和自身合理化出发，来考察国家和社会、统治者与臣民等这些东西如何实际地被建立起来（effectivement se constituer），并探寻它们所处的位置。[4]

显然，这是一段十分重要的方法论表述。这也是福柯向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方法的公开致意。不是从抽象的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概念出发，不是先去设定统治者、臣民和公民社会，而是从资产阶级17世纪到18世纪以后的政治治理实践出发，从治理与治理对象本身的具体建构和实际位置出发，去直接面对现实中的治理。这是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的思考逻辑。用福柯自己的话说，叫“隐性的马克思主义”。或者用库兹韦尔的话来表述，则是“福柯暗中采用了马克思的思想”[5]。我们再看福柯如下一段更深的方法论概括：

不是从普遍概念（universaux）出发推导出具体现象（phénomènes concrets），更不是从作为某些具体实践必须遵守的可知性栅栏（grille d’intelligibilité）的共相出发，我想要从这些具体实践出发并且某种程度上在这些具体实践活动的栅栏（grille de ces pratiques）中检验普遍概念。[6]

这简直就是马克思1845年之后的话语。我们可以感觉到，当福柯越是深入到社会现实和历史深处，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就会靠近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晚期福柯思想构境方法的真正本质。这个实践的栅栏（grille de ces pratiques）是极为重要的概念，它恰恰表明了福柯在自己的研究中已经达及马克思—列宁发现的实践结构—逻辑构境层，这是先前他在认知文化领域所发现的认识型制约作用的真正现实基础。它不仅说明福柯的实践唯物主义观念，而且呈现了他所达到的对实践活动当下建构和解构的功能性结构的自觉认识：由实践活动结构所建构起来的有序性栅栏是整个社会认知栅栏的现实基础。所以，福柯此时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恰恰是从“普遍概念不存在”（l’inexistence des universaux）[7]这个重要论断出发的，这是在拒绝一切历史唯心主义的前提。这样，如果一切假设性的普适性的概念都被否定了，那么人们必须自己亲眼看一下那些被指认为“疯狂”“不正常的人”“性”是否是一种永远存在的东西，看一下西方社会中曾经存在于中世纪的政治统治是否仍然在持续，才能判断今天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存在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政治。历史研究，不能让先验概念和抽象的非历史性的共相优先，而是现实历史—社会实践优先。这是福柯给予我们的方法论上的重要警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历史研究恰恰是打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号，却将马克思的一些历史性的话语普适化，造成了实质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座架观。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认真内省的。这也是福柯为什么能够说明疯狂的社会历史—文化建构性，辨识出性别及其支配的统治本质，以及他为什么能排除资产阶级启蒙以来的全部政治学话语，直接从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现实中捕捉到“普遍概念”和美丽口号（谎言）遮蔽之下的以社会治理—治安为本质的资产阶级生命政治的根本原由。在这一点上，福柯的确是了不起的。

也是依循了上述的历史研究方法，福柯让我们不要从资产阶级政治学传统的那些民主、自由之类虚假的普遍概念出发，而是要真正深入到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中去掌握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秘密机制。在他这里，这个实践就是由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所指认的全新社会经济活动。福柯说，一切是从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实践中开始的。

有趣的是，福柯的分析是先从对政治经济学（économie politique）这一词组的历史性生成开始的。他发现，政治经济学一语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开始出现的时候，它既是指“生产和财富流通的一种严格和有限的分析”，同时，也有广义上“能够确保一个民族繁荣的所有治理方法（méthode de gouvernement）”[8]。在当时《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词条中，它就是指“对于一个社会中诸多权力的组织、配置（distribution）和限制的一种一般性思考”，所以福柯说，“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就是能够确保治理理性（raison gouvernementale）做出自我限制的东西”[9]。福柯在此讲座中627次使用gouvernement一词。这显然是此时福柯思想中重要的高频词。显而易见，福柯是想让政治经济学这一专门的经济学范畴跳出专业的界划，进入一个更宽泛的理解领域，然后再将其植入自己的政治哲学构境之中。这里面，显然有他故意的过度诠释因素。

当然，福柯会为自己辩护，因为他自己的这种做法恰恰是以现实中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首先，他指出，18世纪中期开始生成的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在国家外部发展起来的法律思想，至少在最初的意愿上，它并非只是为了反对和限制国家理性。政治经济学恰恰是“形成于国家理性为治理技艺所规定的各种目标框架之内”，它就是以“国家的富有”“人口和生计之同时的、相应的和适当一致的增长”为目标。[10]与传统的政治统治不同，资产阶级国家的治理重心从一开始就转向了财富的积累和物的增长，民主式的政治—法律只是这种“国富论”的跟屁虫。这倒是一个新的断言。按福柯这里的逻辑，写下《国富论》的斯密倒成了资产阶级政治学的真正鼻祖。

其次，作为第一种政治经济学出现的理论主体——重农主义，在经济活动的自然性上提出了对专制权力的直接限定：资产阶级全新的“政治权力应该是一种无外部限制的权力，无外部抑制力的权力，它除了来自自身的界限外，没有来自他物的界限”。这个作为外部强力的“他物”就是人为的可见专制权力。福柯说，这是一种在经济活动中提出的重要政治断言，甚至说，正是这种新型的自然性的政治权力，才真正终结了“总体的专制”（despotisme total）。[11]专制不是在政治领域被送终的，而是在新的布尔乔亚经济活动中被抽去了它的结构性基石。这是极为深刻的判断。

其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确立，并不是什么基于“人类本性”（nature humaine）之中天赋权利（droits antérieurs）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治理实践的特定产物。福柯说，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是基于“治理术（gouvemementalité）经过运行所产生的真实效果（effets réels）”，而绝不是所谓的天然存在的人性的超历史的“原初权利”（droits originaires）。[12]资产阶级的天赋权利说，是在将自己的私利硬说成是每一个人的普遍利益和普适性价值。

其四，政治经济学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理论，它是对18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治理中客观“发生的现象、过程和规律性（régularités）”[13]的逻辑映像。这几乎又是马克思的话语。什么是社会治理中的规律性呢？福柯详细地分析到，“政治经济学发现的，不是一些先在于（antérieurs）治理术运转的自然权利，而是治理实践本身所特有的特定的自然性（certaine naturalité）。治理行为的对象具有一种其独有的自然，并且这种自然才是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14]。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治理基础的自然性绝不是天然性，而是特定经济运行中发生的似自然性或伪自然性。

我们能感到，福柯这里的观点几乎每一条都是直接针对资产阶级辩护者所鼓吹的先在的自然秩序和天赋权利。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对象是治理实践中建构起来的自然性，这个自然性不是人之本性，不是一种“原初的和预留的区域”（région réservée et originaire），而是“在治理术运行的底部，穿越它，进入它之中来运转的某种东西”。例如，经济学家说“人口向薪水高的地方移动是一种自然法则”。这里的自然法则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非人为的自然规律，这是他性的自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