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个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尤其是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以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以及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等为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了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矛盾和问题。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诸如如何深化改革等困境,我们亟须一种精神力量和精神纽带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持。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6·25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一)思想文化多样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它是整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是科学的世界观,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如果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动摇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在不断地加强。但不能忽视的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艰巨而繁重。尤其是在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主流的今天,国际政治环境复杂多变,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我国仍将长期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与科技各方面的优势与压力。
中国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能够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多,一些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活动也在意识形态领域危及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尤其在全球多极化发展及美国霸权主义并存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思想地位也面临着挑战。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当前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是积极向上、健康进步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与世界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在我们了解、借鉴、吸收各国文化的精华时,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与价值观念。随着价值观的多元化发展,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传播开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负面社会问题,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无用论”一时甚嚣尘上,各种封建迷信残余、邪教思想和落后保守的观念沉渣泛起,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团结。总之,当前社会是一个非常时期,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激**。与此同时,国外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观念也趁虚而入,对中国实施“西化”和“分化”。可以说,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将会是长期存在的,也是复杂严峻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会面临着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尤其是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在思想文化方面所进行的扩张和渗透压力。
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中运动发展与进步的。不能因为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中暂时出现的问题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道路。面对当前社会出现的问题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去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和谐。在当代开放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思想变得越来越具有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多样化的思想文化不应当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应当坚持主导性与包容性的统一。既尊重差异、包含多样,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价值观,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当今世界,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意识形态领域也是风云激**。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完整而完备的科学思想体系,是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和改变世界的理论武器,是我们的立党立国之本,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力量,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指导权和话语权,形成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舆论强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的价值指导原则与方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普及化。推进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和谐文化建设,使马克思主义深入到人们的头脑中去,渗透到精神和心理层面,共同抵制消极、反动和不良的社会思潮。
(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影响
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经济体制的变革对社会的精神层面也产生了影响。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在所有制结构及经济成分上几乎是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即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做出了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策,改革开放为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国营企业的股份制改造等。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除此之外,其他经济成分也迅猛发展,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分配方式与利益格局的重组。改革前实行单一的所有制结构体制,按劳分配的原则难以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落实,经济效率低下,吃大锅饭以及平均主义现象严重,挫伤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改革后实行市场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要求分配方式的多元化。企业要以独立法人的身份进入市场,就必然在经济活动中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这就导致了利益关系的多元化以及人们在利益上的冲突。而且,社会经济结构变动的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因社会结构失衡而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如因地区结构失衡而出现的中西部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的问题;因利益结构失衡而产生的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因生态结构失衡而产生的环境破坏问题以及因经济和社会结构失衡而产生的就业难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保障滞后及教育、医疗、住房难等问题;因体制不完善、民主法治不健全而产生的安全生产、社会治安、腐败现象等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势必引起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和冲突。
理想决定行动,有共同理想才有共同步调。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不可避免地出现价值观取向多样化,多重价值观相互碰撞的现象。民众从对政治权力的崇拜转向了对经济权力的崇拜。旧的一元化的革命理想渐渐失去了光环,而新的共同价值理想又尚未建立。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人们容易在理想、信念、价值追求与人生意义等方面产生困惑、迷茫、焦虑和无所适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们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人们摒弃了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旧观念,变得勇于创新、积极进取,使得竞争、风险、公平、效益等观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受商品经济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也出现偏差,如金钱至上、诚信缺失、唯利是图、责任感淡漠等。社会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加重了人们的不安全感,也加深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质疑。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两种不同的体制和社会运行方式,新旧体制的转轨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而痛苦的过程。因为改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触动或者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在利益重组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利益上的差异与冲突,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冲突,近期与中期长期利益的冲突,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利益冲突等。这些利益冲突的客观存在必然会使整个社会存在价值观的冲突,这些都给确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共同理想,就如同一个人没有了奋斗的方向,失去了凝聚力与生命力,成为一盘散沙。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曾对人类历史做出过重大的贡献,但在近代却落后了。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众多仁人志士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维新变法、效法日本、以西方为师走资本主义道路……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原因在于这些道路都不适合中国国情,不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才确立了新的奋斗目标,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并揭开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初步而又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指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为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回顾历史,正是由于我们党始终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够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所以说,坚持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3000美元。这将是中国社会整个现代化进程中非常关键的时期,也是社会矛盾比较多发的时期,是热点难点问题及群体性事件增多、经济容易失调、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需要完善及重建的重要时期。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不懈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尤为重要。用共同理想凝聚信念,在全社会形成拥护社会主义的共识,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推进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顺利进行。
(三)多元价值观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考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渐完善,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但同时,我国正在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与情况,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以及思想观念的深刻转变。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在思想意识领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冲击着传统、单一的模式,呈现出多元并存的局面。
首先是经济体制的改变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全面的社会转型。”[1]我国的社会转型,是指在经济体制变革基础上的一系列相关体制与社会结构的改变,是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从本质上讲,这种转型指的是传统社会的逐渐消解与现代社会的生成。这种经济上从封闭转向开放的转轨过程是深刻的大规模的转变。在计划经济时代,资源紧缺,物资匮乏,国家采用集中统一分配的资源配置形式,可以防止个别人的哄抬物价与囤货居奇。从表面上看,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可以有效消除贫富分化,但结果却是普遍贫困。这种挫伤劳动者积极性的按劳分配模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它忽视了价值规律及市场等经济因素的影响及对效率、公平的巨大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焕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使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和发展。与体制的转轨相适应的是我国所有制结构及分配方式的改变。随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的形成,劳动产品分配的多样化也是历史的必然。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国家的依赖性降低。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成为主要的分配模式。高度集中的社会结构开始逐渐分化,社会经济成分及组织形式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行政手段整合社会利益的方式及效果在减少与降低。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随着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与复杂化,人们的自主性意识增强,价值取向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使得多种矛盾冲突、利益冲突及角色冲突、价值冲突交织在一起。这些都给人们的价值选择及价值观教育带来了困难。
其次是利益格局的调整。经济体制的改变也关系到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主要表现是利益主体从一元走向多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几乎垄断着全部社会资源,对社会生活实行严格而全方位的控制。个人的经济选择极少,对国家、集体高度依赖,个人生存所必需的基本条件都要从国家那里得到。社会高度强调的是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追求个人自由与个人利益的行为受到极大的压抑。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经济体制的转轨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意识与自利倾向,人们变得敢于追求个人价值与个人利益。这种观念与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越来越受到肯定。因为它符合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特征。人们通过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来追求个人利益,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也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因此,随着新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产生与不断增多,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已被打破,利益格局多元化的局面已经形成。然而利益主体的独立化、复杂化改变了人们对国家过分依赖的同时也增加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差距。市场经济一方面满足了公众得到普遍利益的愿望,同时也激发了人们追求更大利益的欲望。在这一时期,传统的道德伦理与价值观念已不再对社会成员构成强有力的约束力量。“社会分化不断加速,社会异质性不断加强,使追求同一性和稳定性的传统社会控制机制失去了基础。”[2]因此,人们在面对价值选择时,不再像过去那样,拥有统一的价值观念,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最后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动、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带来的是利益结构的极大调整以及整个社会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冲击。外在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内在的价值观念的变化是相伴而生、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与活跃。在思想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疑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价值观呈现多样化与差异性也是任何一个时代客观存在的事实。但不能因此否定与摒弃主导价值观存在的意义与时代价值。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信念开始受到怀疑,一些人认为它们已经过时且不再适合当今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人们自主选择、自我决定的意识在增强,各种价值观念的发展与涌入也使人们有了多种可能的选择。可以说,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但不能因此而抹杀、取消、否定主流的价值观念。我们需要做的是将原有的落后的价值观念进行调整与修正,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而去进一步将它们发展完善。否则,价值观多元化的后果则是人们的焦虑、浮躁、迷惑和茫然,在精神上容易陷入无所适从的状态。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金钱至上的观念使人们成了物质的奴隶,人的物化与异化使人的精神追求逐渐丧失。人们变得更加狂热地追求物质利益,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大行其道并颇有市场。在多元价值取向客观存在的条件下,人们势必会出现多种价值观的选择、迷惑与偏差并由此产生多种社会问题。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体系的精髓。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的价值观念多元化趋势明显。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今世界,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世界已日益连结成为一个整体,“截至2009年,中国网民的规模已达到了3.84亿人。”[3]网络一方面为信息的传播、资源的共享提供了方便,为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平台,拓宽了人们认识世界、了解社会的渠道;另一方面,也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带来了负面影响。最主要的表现是网络打破了传统的国境界限,削弱了国家、民族的概念,这使得传统的国家观念、民族观念受到冲击,使得民族意识弱化、爱国主义情感淡化。依靠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上网的任何一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地跨出“国界”与别国公民自由地交流。整个世界已然成为了一个“地球村”,国家概念在日益密切的交往中渐渐淡化。在此观念下,不少人认为,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爱国主义已经过时。尤其是近年来,网络上流传的“超国家主义”以及西方国家大肆鼓吹的“人权高于主权”、“全球公民”、“普世价值”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企图弱化我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这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扬和教育都提出了挑战。可以说,西方国家通过运用发达的网络信息技术对我国进行西方价值观的渗透已是不争的事实。网络空间的多样性、自主性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判断。尤其是一些反动、不良信息影响到人们对主流价值观的学习和理解。这是信息时代特有的压力与威胁,也为新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出了新的命题。
过去“左”的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创新精神的发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推动时代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发展壮大、生生不息、不断创造新的辉煌的力量源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战胜各种困难与考验,靠的就是伟大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它是完成民族复兴伟大使命的思想精髓。然而在当今中国,改革创新精神受到“左”倾僵化思想的禁锢,主要表现为思想陈旧、保守、僵化和教条。原因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意识,使人们习惯于从政治与道德的角度看待问题,整个社会价值体系高度政治化与道德化。这种思维显然不适应新时期市场经济的要求。创新是一个国家永葆生机的不竭动力,在僵化的体制下,轻视知识、无视人才、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旧观念不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与创新制度的建立。那种唯上、唯书、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桎梏使人的创新精神受到极大的压抑,过时落后的观念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我们应当以发展、辩证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做出判断与决策,以创新、长远的眼光来面对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民利益的增加作为标准。
(四)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造成思想道德基础的滑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社会的转型阶段社会利益主体不断多元化与复杂化,人民内部的矛盾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与新的问题。这些社会矛盾的层次性、复杂性以及对抗性都呈上升趋势,对我国的社会和谐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构成了影响。各种社会问题的增多加大了道德建设的难度。
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一些人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信仰缺失、诚信意识淡漠、法制观念不足、价值取向扭曲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思想道德基础的滑坡,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和隔膜增加。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和丑恶现象使人们对正统的主流价值观教育和社会舆论导向产生反感,对正面的说教产生质疑。尤其是当前多元价值观并存的局面,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利益观大行其道,使人们的道德淡漠、善恶不分、美丑混淆、缺乏爱心,对是非对错缺乏正确的评价标准。这些问题都加大了道德建设的难度。一方面,国家通过理论宣传指导,力图宣扬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社会上层出不穷的负面事件与新闻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主流观念的说服力与感召力,使人们开始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真实性以及道德观念的必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大量传统美德的内容,这是我们古老文化的精华,即使在现实完全不同的新时期也是同样适用的。虽然在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时代,自我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中心,在道德层面上完全自我决定和自我选择。但我们依然需要一种无形的统一的约束力来规范人们的行为。道德上的多种选择与困惑无疑会造成人们精神层面的空虚与生活意义的失落。“人在本质上是种道德存在物,本然地存在着对‘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4]各种价值选择的出现使人们产生道德冷漠,只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进行价值判断,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脆弱,信赖感降低。这可能加剧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
除此之外,社会主义荣辱观也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荣辱观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人们只有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将其作为心中的道德律令并在实践中践行它,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与道德风尚。一个人只有明辨是非、分清善恶美丑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判断。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整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的、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我国之所以对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提倡与宣传,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极大地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时,也诱发了一些消极负面的东西,使社会主义荣辱观受到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市场经济的逐利本性使人们产生了急功近利、金钱至上的多元价值观,在是非、善恶、美丑、荣辱观念上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扭曲,使得个人利益、小集体利益、既得利益得到了强化,极端的个人主义、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思想滋生蔓延,物欲恶性膨胀,社会风气庸俗化,奉献、爱国、辛勤劳动等传统美德被认为是傻气、作假和保守;见利忘义、违法乱纪、骄奢**逸与奢侈浪费被认为是聪明、勇敢、荣耀与时尚。个别人甚至出现了炫富、过度攀比的极端庸俗行为。这些行为是对人们道德底线的严重挑衅,使正面而主流的荣辱观念受到挑战。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为道德标准与道德目标双重失落的人们明确了当代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准则,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坚持和倡导什么,反对和抵制什么,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做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做出了明确的规范。它涵盖了包括人生态度、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内容,体现了当今时代应有的基本道德规范,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进一步深化了党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规律的认识。
[1] 吕振宇、李明:《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134页,济南,山东出版集团,2009。
[2] 宁先圣、石新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当代社会思潮》,20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 周平:《简论网络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形成的挑战》,《中国报业》2011年第9期。
[4] 邹宏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论纲》,231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