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卓绝奋斗而屡遭挫折失败之时，写过一首自励其志的诗：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折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156]

大概现代新儒家们以梁启超自喻，故这首诗的末两句素为其称道并引以述志立志，成为其表白心迹的典范语言。唐君毅在论著中，多次慨叹、阐释。1988年年底，我在香港参加“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看到主席台两侧的联语即是此二句。牟宗三也多次加以引用、发挥，并写了《世界有穷愿无穷》一文，畅述其志。唐君毅、牟宗三的弟子们，也都怀有这类悲天悯人的愿望，可以说，心怀无尽悲愿，自认“举国犹狂”，唯己独醒，以振衰起颓舍我其谁自负，以“十年以后当思我”**，这正是现代新儒家的共同心态。牟宗三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在这方面起了引领“**”的作用。同样，牟宗三、唐君毅及其弟子们，对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开掘，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探研，也是具有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批判意识的。因此，我们不妨以牟宗三为中心而说开去。

依牟宗三理论，儒家心性之学是一切价值之源，与现代化并不矛盾。五四以来世风堕落，人心乖戾，关键在于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失落。因此，他循无尽悲愿之理路迈出的决定性一步，或者说他的现实追求，便是所谓“儒学第三期之发扬”[157]。质言之，即儒学的复兴。第三期儒学担负的时代使命，是开出“新外王”，“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158]。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蔡仁厚先生，在1990年2月号《鹅湖》月刊上发表了《当代新儒家该负什么责任》一文，指出：当代新儒家的责任不在“实务层”，而在学术思想的建设，在于“文化心灵的觉醒，文化意识的显豁；文化生命的贞定，文化方向的抉择；文化理想的提揭，人文精神的重建”。可见，现代新儒家欲图复兴儒学的深切悲愿，是想引生科学与民主的未来，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强烈的现实感。

然而，海峡两岸40年来各自发展的社会现实，对现代新儒家们复兴儒学的热情不啻一瓢冰水！大陆以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自然不会给儒学以既往的地位；在台湾，复兴儒学的主张也没有多少市场。它不但为台湾当局所冷落，而且为知识界所批评，顶多不过是大学校园里某些学术沙龙中的清谈而已。

从理论上看，复兴儒学，靠心性之学来融合西方现代科学民主，并不具备外在的可操作的理论架构。而且，在儒学的框架内加进科学民主的方法，正犯了现代新儒学所诟病的文化“加添法”。他们在《文化宣言》中强调，不能把别的文化的价值与理想加入现代中国文化之中。同时，他们也承认，传统儒学并未开出科学与民主。照此推理，岂不陷入两难境地，何以自圆其说？而且，他们一方面承认，仅靠道德说教，是无法使专制君主不专权不专位的；另一方面又鼓吹道德良知可以辗转开出民主科学，这岂非自相矛盾？难怪新儒家在台湾也“长久以来为人所质疑”[159]、所批评。

有趣的是，台湾鼓吹“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学者中，有人提出了“海洋文化的儒学”。力倡此说者是东海大学的蒋年丰先生。他在1990年2月出版的《中国文化月刊》上发表了《海洋文化的儒学如何可能》一文。他认为，台湾“孔孟学会乃是彻彻底底的‘政治化的儒家’”，以牟宗三为首的鹅湖派，“也非是为民请命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学”。这二者都丧失了杜维明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现时代需要的是一种新儒学，即作为第三期儒学发展的“海洋文化儒学”。他指出，海洋文化的儒学是与西方文化激**之后产生的，它包括思辨哲学、价值哲学和社会哲学，而已社会哲学为重点。海洋文化的儒学以“公道”（justice）为第一序列概念，以仁、义、孝为第二序列概念，这“是将古典的伦理思想现代化”。社会体制合乎公道，仁德与礼教自然流畅；家庭之中有公道，则孝道自然保存。“所以海洋文化的儒家事实上可以涵括内陆文化的儒家。”古典的“礼乐之邦”由官吏和圣贤判断是非礼义，重治道，强调吏治；现代的“公道之国”以民意舆论裁定公道与否，重政道，强调民主。由此，就“巧妙地解决了儒学长期以来所面临的困境”。

平心而论，蒋年丰关于“海洋文化的儒学”这一概念的提出，较之现代新儒家第一、第二代反复申论儒家“怵惕恻隐的道德的心”，企图以此解决一切问题的老套路，确有一新耳目之感。而且，事实上，它也具有范畴构建之功。但他将一切价值观念以致民主政治建立于所谓“公道”心之上，其思维构架和理论实质，与牟、唐等人“道德的理想主义”并无二致。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现代新儒家对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阐释和开掘，对道德理想和人文意识的弘扬和护持，对民族文化的自尊自信自守，对古今的承续和中西的比较融通，对唯科学主义的批评都是独具特色的，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自有其地位。然而，他们以儒家心性之学等同以至取代中国文化，以道德心包蕴一切，解决一切问题，把复杂的时代问题简单化为思想文化问题，这就未免脱离当时中国的实际，未免迂执保守。他们的努力是理想主义的，但却是不现实的。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71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57页。

[3] 参见［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

[4] 参见《文化学辞典》，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5] 《辞海》，242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6] 《孟子·滕文公上》。

[7] 《春秋繁露·竹林》。

[8] 《谭嗣同全集》，4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9] 《论语·述而》。

[10] 《论语·卫灵公》。

[11] 《孟子·滕文公下》。

[12] 《董胶西集·士不遇赋》。

[13] 《易·系辞下》。

[14] 《汉书·司马相如传》。

[15] 《苏轼文集·刑赏忠厚之至论》。

[16]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17] 《易·乾卦·象传》。

[18] 《孝经·广扬名》。

[19] 《论语·泰伯》。

[20] 《论语·述而》。

[21] 《汉书·董仲舒传》。

[22] 参见李宗桂：《唯政治思维的危害及产生原因》，载《文汇报》，1992-9-23。

[23] 《史记·货殖列传》。

[24] 《汉书·董仲舒传》

[25]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下。

[26] 2006年10月18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7]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8] 参见李宗桂等：《中华民族精神概论》，76~150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29] 参见李宗桂：《国学与时代精神》，载《学术研究》，2008（3）。

[30] 参见马勇：《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发布2007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载《羊城晚报》，2008-3-13。

[31] 《尚书·大禹谟》：“正德利用厚生唯和。”《左传·文公七年》：“正德利用厚生。”《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中庸》第二十二章：“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32] 《论语·为政》。

[33] 《春秋繁露·阴阳终始》。

[34] 《春秋繁露·精华》。

[35] 《春秋繁露·玉英》。

[36] 《春秋繁露·楚庄王》。

[37] 《汉书·董仲舒传》。

[38] 李大钊：《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新青年》，第1卷第4号。

[39]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载《新青年》，第2卷第3号。

[40] 李大钊：《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新青年》，第1卷第4号。

[41]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梁漱溟全集》，第1卷，344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42]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282页。

[43] 《文汇报》，1987-11-17。

[44] 参见《关于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载《文汇报》，1986-1-28。

[45] 《理论信息报》，1986-12-29。

[46] 参见《现代新儒家概念质疑》，载《理论信息报》，1988-2-1。

[47] 参见李宗桂：《评唐君毅的文化精神价值论和文化重构观》，载《哲学研究》，1989（3）。

[48]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494页，台北，正中书局，2000。

[49] 同上书，491页。

[50] 参见唐君毅：《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载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11~37页，台北，学生书局，1988。

[51] 详见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中国文化与世界》，1958年同时发表于香港《民主评论》和台湾《再生》杂志。

[52] 参见李宗桂：《现代新儒学思潮的由来、发展及思想特征》，载《人民日报》，1989-8-6。

[53] 限于篇幅，此处笔者观点从略。请参见拙著：《中国文化概论》第十四、十五章。

[54] 本文指称的“现代新儒学”，与中国台港和海外学者所指称的“当代新儒学”是大致相同的概念。请参加拙文：《“现代新儒家”辨义》，载《学习与探索》，1988（5）；《现代新儒学思潮：由来、发展及思想特征》，载《人民日报》，1989-3-6。

[55]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208页。

[56] 同上书，222页。

[57] 同上书，159页。

[58] 唐君毅：《花果飘零与灵根自植》，载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43页。

[59] 参见李宗桂：《评唐君毅的文化精神价值论和文化重构观》，载《哲学研究》，1989（3）。

[60]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22页。

[61]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491页。

[62] 同上书，494页。

[63]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155页。

[64] 参见李宗桂：《现代新儒学思潮：由来、发展及思想特征》，载《人民日报》，1989-3-6。

[65] 本文所谈的“当代新儒学”，实际上就是国内所谈的“现代新儒学”，没有本质区别。那种认为港台使用“当代新儒学”而大陆使用“现代新儒学”概念，是因为大陆学术界“别具深意”的说法，是不了解情况的一种误解。为了避免误解，故本文使用“当代新儒学”的概念。参见李宗桂：《“现代新儒家”辨义》，载李宗桂：《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347~355页；李宗桂：《现代新儒学思潮：由来、发展及思想特征》，载《人民日报》，1989-3-6。

[66] 该文全名是：《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1958年元旦在香港《民主评论》和台湾《再生》杂志同时发表。

[67] 李明辉：《中国大陆有关当代新儒学的研究：背景、成果与评价》，载李明辉：《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175~192页，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4。另请参见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自我回省——敬答诸位批评者》，载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192~209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1997。

[68] 杨祖汉：《论余英时对新儒家的批评》《牟宗三先生对儒学的诠释——回应杨泽波的评议》《儒家形上学与意志自由——与冯耀明先生商榷》，载杨祖汉：《当代儒学思辨录》，1~32、33~62、81~106页，台北，鹅湖出版社，1998。

[69] 林安梧：《牟宗三先生之后：“护教的新儒学”与“批判的新儒学”》，载林安梧：《儒学革命论》第二章，29~38页，台北，学生书局，1998。读者还可参见该书“序言”。

[70] 1998年9月上旬在山东济南参加“第五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时的发言。

[71] 详见方克立：《略论现代新儒家之得失》《第三代新儒家掠影》《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自我回省——敬答诸位批评者》《现代新儒学的意识形态特征》《评大陆新儒家推出的两本书》《评大陆新儒家“复学儒学”的纲领》，载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46~53、54~63、192~209、210~222、401~419、420~442页。

[72] 郑家栋：《新儒学：一个走向消解的群体》，载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121~13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3] 李宗桂：《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国文化出路探讨》第五章第三节（“复兴儒学的悲声”），259~299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现代新儒学思潮：由来、发展及思想特征》，载《人民日报》，1989-3-6；《评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说》，载李宗桂：《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363~375页。

[74] 刘启良：《新儒学批判》，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75] 冯耀明：《本质主义与儒家传统》，载《鹅湖学志》，1996（6）。

[76] 翟志成：《当代新儒学史论》，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3。

[77] 参见李宗桂：《儒学的现代化与边缘化》，载《传统儒学、现代儒学与中国现代化》，85~92页，香港，新亚研究所，2002。

[78] 《新学伪经考》由北京中华书局于1953年3月出版，到1988年，已经是第3次印刷；《孔子改制考》也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首版是1958年9月，到1988年，也已第2次印刷。《春秋董氏学》则迟至1990年7月才出版，与前两书的出版整整隔了三个年代。

[79] 台湾学者丁亚杰先生在其《清末民初公羊学研究——皮锡瑞、廖平、康有为》一书中认为，康有为《春秋》学架构由《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构成，这个架构的核心是孔子。详见该书第144页，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出版，2002。

[80]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自序，楼宇烈整理，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81] 不包括《春秋微言大义卷六下》“夷狄”细目下，康有为弟子徐勤所写的17条按语。

[82]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楼宇烈整理，1页。

[83] 同上书，2页。

[84] 同上书，2页。

[85]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楼宇烈整理，1页。

[86] 同上书，26页。

[87] 同上书，40页。

[88]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楼宇烈整理，123页。

[89]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楼宇烈整理，208页。

[90] 同上书，209页。

[91] 《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楼宇烈整理，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92] 同上书，31页。

[93] 同上书，36页。

[94]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95] 同上书，28~29页。

[96] 台湾学者丁亚杰先生对此有比较细致的讨论，可以参考，详见氏著之《清末民初公羊学研究——皮锡瑞、廖平、康有为》一书第六章（“三世理想”）第三节（“康有为理想世界”）之“三世模式”，302~314页。

[97] 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认为据乱世是君主专制社会，即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升平世为君主立宪社会，即英国、日本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太平世为民主共和社会，即美国、法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将其“三世说”做了修正，把据乱世界定为封建专制社会，把升平世规定为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把太平世阐释为大同理想社会，这在其《大同书》里有详细论述。

[98] 《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楼宇烈整理，253页。

[99] 《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楼宇烈整理，239~240页。

[100] 同上书，268页。

[101] 参见李宗桂：《“广东人精神”漫谈》，载《粤海风》，2003（3）；《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若干思考》，载《学术研究》，2003（6）；《“广州人精神”的文化学阐释》，载《广州日报》，2003-9-15。

[102]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2页。

[103]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楼宇烈整理，203页。

[104] “《春秋》无通辞之义，《公》《》二传未有明文，唯董子发明之”。载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楼宇烈整理，203页。

[105] 《光明日报》，1957-7-8。

[106] 《哲学研究》，1957（5）。

[107]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287页。

[108] 同上书，288页。

[109] 同上书，290~291页。

[110] 张岱年：《论哲学思想的批判继承》，载《哲学研究》，1979（9）。

[111] 许抗生：《谈谈关于批判继承与“抽象继承”的问题》，载《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21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112] 《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载《光明日报》，1957-7-8。

[113] 《贞元六书》（上卷），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14] 同上书，（下卷），844页。

[115] 《三松堂学术文集》，433~43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116]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29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117] 《三松堂学术文集》，430~432页。

[118] 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290~291页。

[119] 参见同上书，290页。

[120] 唐君毅：《花果飘零与灵根自植》，载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43页。

[121] 唐君毅：《中国文化与世界》，载《唐君毅全集》（卷四），14页。

[122]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496页。

[123] 同上书，416~417页。

[124]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218~221页。

[125]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220页。

[126]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478页。

[127] 唐君毅：《东方人之礼乐的文化生活对世界人类之意义》，载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208页。

[128]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292页。

[129] 同上书，297页。

[130] 参见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473~474页。

[131]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491页。

[132] 唐君毅：《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载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11~37页。

[133]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493页。

[134]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494页。

[135]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232页。

[136] 同上书，203页。

[137] 同上书，135~136页。

[138] 同上书，189页。

[139]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234页。

[140] 同上书，246页。

[141] 同上书，260页。

[142] 同上书，200~201页。

[143] 同上书，5页。

[144]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16页。

[145] 同上书，22页。

[146] 同上书，47页。

[147]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47页。

[148] 同上书，152页。

[149]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152页。

[150]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155页。

[151]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208页。

[152] 同上书，222页。

[153]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158页。

[154] 同上书，159页。

[155]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270页。

[156] 《梁启超文选》，54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157] 《梁启超文选》，154页。

[158] 牟宗三：《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载《中国文化论文集》（二），14页，台北，台湾幼师文化事业公司，1986。

[159] 蒋年丰：《海洋文化的儒学如何可能》，载台湾《中国文化月刊》，19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