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足为三历史表明，五四以来的中国社会，在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的逻辑演进之中，文化阵营不断分解，不断重新组合。在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现代文化的重大问题上，以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为分界，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力量、三种方式，即：守旧、改良、革命。

守旧势力主要由既得利益者组成。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它反映的是既得利益者的价值观；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重道轻器，以对形而上学的传统精神道德的把握为满足；作为一种文化变迁方式，它主张的是维持常轨，“天不变道亦不变”。守旧思维及其相应的“往后看”的价值观，与传统儒家思想密切相关。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道两家为主干。但如果从对世俗社会影响的广泛和深刻而言，从价值导向对社会发展的整体功能来看，还是首推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保守的理论，是维护统治者既得利益和既存社会秩序的学说。正因为如此，在自秦汉直到五四时期的两千年漫漫途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每当社会衰败，新旧交替，新的要冲破旧的时候，儒家思想往往成为人们激烈抨击的对象，批孔反儒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而每当新的统治者上台之后，需要稳定统治或者统治已经稳定之后，儒家思想便被抬到吓人的高度，成为赞美礼拜的偶像，尊孔复古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

改良势力主要来自统治阶级内部，是统治阶级内部较为开明者的结合。他们眼光长远，看重整体和长远利益，主张养鸡取蛋，反对杀鸡取蛋。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它反映的是统治阶级内部开明派的价值观；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主张道器并重，改良道，革新器，以器护道，使道传之久远；作为一种文化变迁方式，它主张损益，实行渐进的缓慢的变化，反对急进的跃迁。

改良派的思想和方法论，与孔子儒家有着思想上的血缘关系。人所共知，孔子主张“损益”，即反对彻底变革，在不触及统治者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进行一些内部调整。孔子在阐述礼制的衍变时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32]这就是说礼的基本原则不会变也不应该变，但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的修补。汉代儒学宗师董仲舒发挥孔子的改良思想，提出以经（常）统权（变），以权从经的观点。他认为，天道和历史都有经、权；“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33]。“《春秋》固有常义，亦有应变。”[34]在经、权关系上，要以经为主，在不根本改变经的前提下，适当做出权变。而且，实行权变的目的，仍然在于维护经的神圣性和稳定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35]体现在政治中，就是“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36]。总之，损益也罢，权变也罢，都是为了达到“天不变，道亦不变”[37]的目的。

孔子和董仲舒奠定的儒家这种改良主义的思想方法，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儒家学者，以及一切希望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开明政治家和思想家。在近代中国发生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从其要达到的终极目标和思想方法来看，都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它们的发生，是统治阶级中的开明派人物正视现实，希望改良旧道，引进新器，以道护器，使道万世长存的政治企望的结果。

革命派势力来自统治阶级的对立面，是旧势力旧思想的死对头。他们代表受压迫者的利益，代表时代前进的方向，要从根本上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变革旧有的文化教育经济观念及其相应的制度。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它反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力主革故鼎新，道器并变，甚至变道重于变器；作为一种文化变迁方式，它主张坚决的、彻底的更新，主张通过急风暴雨式的斗争，达到文化特质的根本改变，实现飞跃。

总的说来，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坎坷历程中，在文化变迁的全新的图景中，守旧、改良、革命无论是作为社会政治力量，还是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都始终存在着鼎足为三的文化态势。这种文化态势的形成，本身是中国文化特质复杂性的外在表现；同时也是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历经坎坷的内在原因之一。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总的趋势是守旧思想日渐不得人心，“保守”一词，成为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方面极为严厉的贬义的价值评判语。改良主义的思想，在本质上也属于“保守”的范畴。但对于改良主义思想和方法，要作历史主义的辩证分析（比如戊戌维新的改良就不能一概否定），不可一概而论。对于革命思想和方法，毫无疑义，要在积极继承、发扬光大的同时，理性地总结其经验教训，扬长避短，以推动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