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边缘化是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关的。那么，儒学能否现代化？它是否具备现代化的可能性？这个问题讨论了二十来年了，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儒学作为一个价值体系，在整体上是反现代化的，它是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产物，是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而封建专制主义在根本上是反人性的，使人不成为人，所以儒学根本不可能现代化，它只会反现代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儒学完全可以现代化，而且解决中国的现代化只能靠儒家思想，这便是国内的现代新儒家代言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当代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最大危机是儒学信念的丧失，只有复兴儒学，以儒学为指导思想，才能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两种观点是两种极端。如果说，前一种极端全盘否定儒学，带有西化的倾向；那么，后一种极端则带有复古主义或者国粹主义的倾向。还有一种，介于这二者之间，但是并不是折中。它认为，儒家思想有非常不适应现代化的方面，甚至反现代化的方面，但是儒家思想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分，有它的合理方面，经过改造也可以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所用，大概现在比较多的人持这种观点。

从根本上讲，从科学理性的立场考察，儒学现代化有没有可能？我认为是有可能的。从文化的时代性来看，儒家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它是不适合时代要求的了，因而它在我们这个社会没有显赫的地位，没有被官方和民间作为自觉尊奉的价值信念。现在台湾有的人说儒学在大陆的发展如火如荼，有燎原之势，这是凭空想象。去年10月，我在台湾参加一个儒学会议，我问发言人：你有什么根据说儒学在大陆如火如荼地发展，有燎原的烈火将烧遍南北？他说是听人讲的。我问听谁讲的？他说听说谁在上海就认同儒学的，谁在广东认同儒学的，谁在兰州认同儒学的。我说这才三个人，大陆十三亿人啊！于是我把一些情况讲了一下，他感到很吃惊。我说他听的是一面之词，并给他举了个最简单的例子，按照传统儒学的价值观，女性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现在大陆的女性可能没有一个愿意这样做。按照儒家礼仪，女孩子打扮要端庄，行为要典雅，笑不露齿，行不动裙，现在的女性能办得到吗？愿意照办吗？他说没想到。我说他没想到的事情很多，什么时候来广州看一看，就看到传统儒学的价值观早被彻底颠覆，怎么可能复兴呢？所以说，儒学作为一个整体是不适合现代化要求的。如果从时代来划分，儒学属于前现代的思想，它已经失去当初那种历史的合理性。如果说，儒学在前现代时期曾经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的话，那么在现代化时期它已经失去了整体的合理性，这是我们从文化的时代性的一面来看。但是如果我们从文化的民族性的一面来看，就可以看到儒学的现代化具有很大的可能性。首先，我们从儒学的历史发展来看。我们今天讲的儒学是个整体的概念，是讲的中国古代从先秦时期以来形成的一种以孔子、孟子所创造，为后来儒家学者发展的一套价值系统和行为规范。儒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我看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有的学者认为是经历了五个阶段，也有认为经历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先秦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我们称为原始儒家。这是没有经过改造的本来面貌的儒家，以仁、礼思想为核心，以仁为出发点，建构一套礼的制度和行为规范。第二个阶段，是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新儒家。汉代儒家和先秦孔、孟原始儒家不一样，先秦原始儒家没有阴阳观念，更不会用阴阳五行理论去建构自己的体系，但是汉代的董仲舒他就吸收了阴阳五行理论来建构儒学体系。不仅如此，孔孟儒家和法家是不相容的，但是董仲舒吸收了法家的思想，提出德主刑辅、阳德阴刑的思想。董仲舒还吸收了墨家、道家的思想。总的看来，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者，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阴阳五行理论为方法和构架，吸收法家、墨家、道家等先秦诸子的思想，建构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新儒学。儒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宋明时期，即宋明理学的出现。宋明理学家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思辨结构、思辨理论及其方法，增强了中国哲学的哲理性，建构了一个新的本体论，弥补了以前的不足，一般称为宋明新儒学。过去讲的新儒学就是讲的宋明理学。宋明儒学影响中国社会七八百年，直到清朝的灭亡。儒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现代新儒学。清朝灭亡以后经过五四运动，激烈地反传统，彻底否定儒学，导致了反弹。有一批认同儒家价值观的学者，弘扬儒学但同时又承认西学的价值，愿意向西方学习，主张会通中西来挽救中国文化，挽救中国社会，挽救中华民族命运，这就是现代新儒家。他们这些人和传统儒家不一样，主张学习西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先天的不足，缺乏科学民主，应该向西方学习，然后开辟新的局面。概括地说，儒学发展经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第二个阶段，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学，建构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以三纲五常为追求的儒学价值系统；第三个阶段，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宋明儒学，讲天理人欲之辨这样一种价值观念；第四个阶段，现代新儒学，讲内圣开出新外王，即用传统儒家的心性之学为主导，吸纳西方先进文化，推广到社会实践中去“治国平天下”。可见，传统儒学从古到今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三次大的改造，表明儒学是具有自我更新的功能的，它能够自我调整，而不像过去说的，非常僵化，一成不变。这是从儒学发展历史来看，儒学具有现代化的可能性，本身能够自我调节，发展、更新自己。

儒学能够现代化，还可以从儒学的特质来证明。儒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有很强的包容性。传统儒家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事万物可以共同生长、发展，各种道理、多种主张，可以共同存在，而不互相妨碍，这是儒家的一种基本的信念。正因为如此，儒学到了汉代能够吸纳不同的学派的思想。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后，仍然保留了这样一个兼收并蓄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当然，这种包容性是有限度的，即是以不妨碍儒学的独尊、不妨碍专制政治的利益为前提。由于有这种思想文化方面的包容精神，所以汉代道教开始形成，佛教传入中国，然后逐渐在国内生长起来。唐代时，基督教也传入中国。后来，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像西方那样剧烈的宗教冲突，宗教战争，这跟儒学的包容性有关系。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还与儒学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思想特质有关，与儒学“民胞物与”的襟怀有关。

儒学能够现代化，我们还可从现代新儒学的表现来看。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先生，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人物。冯先生一生写了很多书，他认为最得意的是三本，一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多年来西方人学的中国哲学史英文版就是译的这个；二是《中国哲学简史》，用英文写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中文版；三是《中国哲学史新编》，新中国成立以后写的，“文革”前出版了三册。“文革”以后，冯先生说以前那些都是违心地写的，今天改革开放，我手写我心。“修辞立其诚”，我要放开来写，写我真正所想写的中国哲学史。把前面修订、改写，接着写了后面，已八十多岁高龄，奋战十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友兰先生自己给自己撰一副对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就是刚才讲到的三本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书。“六书”，是指抗战时在重庆写的六本书，即《新理学》《新原人》《新原道》《新事论》《新知言》《新世训》六本书。他认为他是用这些书来鼓舞民族精神，鼓舞人民去抗战，所以他的非常形而上的哲学建构是为非常现实的抗日战争服务的。但他的书受到了进步人士的批判，认为他是为蒋介石歌功颂德，为国民党统治摇旗呐喊，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冯先生也受到很多批判，但是始终是全国政协委员，待遇很高。到“**”搞“批林批孔”时，江青亲自去地震棚里请他出来批判孔子，讲什么儒法斗争。总之，冯先生做了很多工作，学术界对他的评价分歧也很大，但是有一条冯先生始终坚持：为中国哲学的民族化和现代化而努力。今天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范式、基本框架和主要对象，基本上是冯先生他们奠定的，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贡献超过了胡适。虽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比他先出，但是贡献和影响远远不如冯友兰的“三史”。改革开放以后，冯先生在自己的厅房里挂着手书的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他经常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就是祖国，就是中华民族；“新命”，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要搞现代化了，我在耄耋之年，愿意为中国的现代化尽心尽力。“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诗经》里面的话，周朝虽然是个旧的邦国，但是它的命运可以更新，我愿意为国家的现代化出力。冯先生后来写了很多这方面文章，做了许多努力，也培养了很多人才。从这个来看，他还是与时俱进的，能够和社会进步一致，与国家现代化相结合。现代新儒家的另外两个领军人物是活跃在中国港台地区的唐君毅、牟宗三。他们大力宣传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即返回传统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学习西方科学民主，由内圣而开出新外王。他们主张接续中国文化的慧命，要把中国文化的优秀的东西发扬光大，要平等地和世界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对话，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从这个情况来看，儒学是可以现代化的。

我们讲儒学具有现代化的可能性，但有可能性并不等于是现实性，可能跟现实是两码事。我觉得，要把可能变成现实，有几个问题值得重视。第一个问题，儒学首先要化自身，改造自身。儒学特别是现代新儒学，有很强的排他性。在台湾，现代新儒家学者和别的学派水火不相容，在和大陆交往中又非常强调意识形态，他们公开宣称要用儒学“化解魔道”。什么是魔道？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写的书里面反复讲到这些问题，有的甚至以“化解魔道”为己任。我觉得，现代新儒学、现代新儒家真正要和中国的现代化相结合，才能正确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为此，他们首先要化解自身，化解这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情结，要淡化自身强烈的排他性。不要梦想去做帝王师，不要梦想成为中心，成为意识形态、统治思想。

第二个问题，儒学要化社会，不能停留于书斋之中。多年前，台湾曾有学者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寂寞的新儒家》。新儒家在台湾实际上是不受重视的。台湾经济的发展靠什么？靠的是资本主义那一套，不是像我们有的人所胡说的靠儒家思想，社会靠儒家思想来指导，没这回事情。台、港、澳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按照资本主义的法则运行，从政治体制到经济管理，用的都是资本主义价值观。但是在台港澳，特别是台湾，有没有传统文化的影响？有！不但有，而且很深厚。前些年，你到了香港，你就感到进入了一个殖民地，典型的殖民地，十足的殖民地！但是你到了台湾呢？你感到还是回到了故园，为什么呢？中国传统文化在起作用。在台湾，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氛非常浓厚。但台湾社会也不是以儒学为主导的。大家知道，台湾过去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现在“三民主义”在台湾早就名存实亡了。台湾的大学，过去曾经像我们的大学都有马列主义教研室一样，他们都有“三民主义”研究所。现在全部摘牌了，有的干脆彻底取消了，有的改名字了，改为“国家发展研究所”，或者别的名字。“三民主义”也不是纯粹的儒学，“三民主义”是借鉴、吸收了西方民主政治而产生出来的一个思想体系。可见，儒学要想现代化，它必须适应我们这个社会，要去改造这个社会，在“化自身”的同时“化社会”。其实，现代新儒家在台湾非常落寞。十多年前，我曾经问台湾的学者，我说在台湾是不是每个大学都讲很多儒家的课，学生都抢着去听，大家都按这个去办事。他们说哪里啊，在台湾讲什么儒家，没有市场，有的甚至当笑话来听。我到了台湾后感到，新儒家确确实实是寂寞，没多少人去认同这些东西，所以它要想现代化，首先要化自身，改造自我，放弃中心意识，放弃唯我独尊的意识。这也看不起，那也不屑一顾，恐怕是不行的。现在，新儒学基本上成了台湾少数学者在书斋里清谈的一种学问，或者是同门师友弟子之间的一种交际的渠道和方式。这样是不行的，脱离了社会生活的实际。我在台湾开新儒学会议的时候，感受很深。以前开当代新儒家学术讨论会，在台湾的“中央图书馆”（现在叫“国家图书馆”），那个地点非常好，环境非常好，听的人很多。但去年我去的时候，包括欧洲、美洲、东南亚和中国大陆去的人在内，稀稀拉拉大约五十来个人。到了会议结束总结的时候，会议主席带着自我解嘲的口吻说，唉，我们这个会呀，不太理想，没多少人来听。外边来的客卿成了主人，我们这些主人反倒成了客串。台湾代表要发言的时候开车过来，一报告完，马上走人。坚持始终的，基本上是我们这些外地去的。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新儒学在台湾的地位和处境，可以说真正是“寂寞的新儒家”。所以说，它一定要和社会生活实际结合起来，然后改变社会。

第三个问题，儒学要现代化，它还应当去化现代。化现代同时要被现代化，要参与现实生活，否则的话很难有立足之地。化现代，不是去消解现代化，不是用前现代的东西取代现代，而是在坚持现代性的前提下，用自身的合理资源，化解现代社会的某些弊端，从而展示自身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和合理性。儒学现代化从必要性来讲，它必须去化自身，化社会，参与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