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说“《西铭》通体是一个理一分殊，一句是一个理一分殊”，“逐句浑沦看，便见理一；当中横截看，便见分殊”[341]。这就给人一个印象，似乎《西铭》是专讲理一分殊的。其实张载本人并没有理一分殊的思想，《西铭》中也没有一句理一分殊的话。朱熹自己亦承认：“《西铭》本不曾说理一分殊。”[342]只不过程颐在《答杨时论〈西铭〉书》中说过：“《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朱熹出于自己的需要，接过这个说法，将“民胞物与”说提到本体论的高度，纳入了其理一分殊的规范之中。那么，何谓“理一分殊”呢？理，就是封建伦理纲常，是“生物之本”[343]。理的整体和最高境界称为“太极”，而“太极”是宇宙的根本，这是所谓“理一”；但就其化成各种事物来说，每个事物又有不同的理，所以叫“分殊”。万物既产生、统一于“太极”，又是“太极”的具体表现，体现着“太极”的整体，这就叫“理一分殊”。朱熹在对《西铭》的解释中说过：世界万物都是天地的子女，天地则是由“理”派生出来的，这就叫“理一”；万物产生之后，就有了“大小”和“亲疏”之分，“亲疏异情，贵贱异等”，人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这就叫“分殊”[344]。

具体说来，朱熹是怎样用理一分殊论来规范张载的“民胞物与”说的呢？首先，将“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解释为“理一”。张载本来只是从气一元论出发，以父母比喻天地，认为人的身体由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所构成，人的本性亦即作为统帅的气的本性。从人与天地的关系和人在天地间的位置，引导出民胞物与的道德准则。朱熹却抓住“塞”“帅”二字做文章，他说：“《西铭》解‘塞’‘帅’二字，只说大概，若要说尽，须用起疏注可也。”[345]据此，他把“塞”解释为“乃孟子塞天地之间”的意思，把“帅”字解为“乃志气之帅，而有主宰之意”。而朱熹的“太极”（理）是统贯一切，派生万物万理的，当然也就是“塞天地之间”，“有主宰之意”的。这样，就用偷梁换柱的手法，将“塞”“帅”两句歪曲成为“理一”。有了这个“理一”作为“关钮”，“则下文言同胞、言兄弟等句……乃是此一理，与我相为贯通”，于是可以“上说父母，下说兄弟”，岂不妙哉！所以当有人问“塞”“帅”“此两字便是理一处否”时，朱熹答道：“然”。其次，将“民胞物与”说、大君宗子说以及恭天孝亲论歪曲为“分殊”。就《西铭》本身的思想来看，张载是想通过对“民胞物与”的论证，宣传人人应以兄弟视之的人类之爱。朱熹抓住张载关于事亲事君态度的论述，灌注己意，使其成为“理一”主宰下的“分殊”。他的方法是：第一，以得气之偏正来说明人与物之“分殊”。他虽然也说人与物都生于天地之间，以天地之塞为体，天地之帅为性，但那是出于论证“理一”的需要。一旦涉及具体的人与物的职分时，则又各有不同。人“得其形气之正，是以其心最灵，而有以通乎性命之气”，“其等差自然如此”，故人与物是“分殊”的。第二，从人的不同职分和对君亲的态度来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分殊”。他认为，君主是“继承天地，统理人物”的，是天的嫡长子；“辅佐大君，纲纪众事”的大臣，是皇帝的管家；一般的人只需在“敬与恐惧”上“做工夫”，“劳而不怨”。他公开说过：“理只是这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346]各司其职，各守其分，不能混淆，自然是“分殊”了。这样，朱熹就将带有泛爱意味的“民胞物与”说纳入了他的理一分殊的规范。其间，他既利用了“民胞物与”说的对人以爱，恭天孝亲的思想，使其统一在“理一”的框架之中，又防止了可能出现的物我不分，亲疏不辨的流弊，使喜怒爱憎都不离“分殊”的制约。于是，封建统治自然井然有序，“天理流行”而人欲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