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高祖立国以后，叔孙通、陆贾、贾谊等人所做的工作，属于礼治初创阶段。

草莽出身的刘邦，最初并没有认识到儒学对于巩固统治者利益的作用，并不懂得儒学的守成价值。经过儒生们的开导，才真正明白了其间的道理。根据史书记载，陆贾针对高祖不喜儒学的毛病，“时时前说称《诗》《书》”。被高祖痛骂：“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居然大胆对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居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131]高祖和陆贾的这场争论，实质上是如何看待儒学的守成功能的问题，大而言之，是如何看待礼治的功能。好在高祖有点文化自觉的意识，尽管面对陆贾的诘难颇为不快，但仍然要其著书阐明秦亡汉兴的道理，以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于是，“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132]。陆贾《新语》新在什么地方？从总体上看，就是新在针对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明确提出了尚德行仁的治国方略，认为“天道不改而人道易”。国家社会治乱的关键，在于“行仁义，法先圣”。“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133]仁义之治，当然是礼治。陆贾所倡导的礼治，主要是指治国方略，同时也涵摄着以儒家仁义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值得注意的是，陆贾强调“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过去不少论者认为这是陆贾思想中儒道兼综或者儒法并用的表现，其实，这是儒家思想自先秦荀子以来形态更新的必然结果，是儒家思想的本质表现。在荀子那里，既隆礼，又重法，但法从属于礼，礼统率着法。荀子所谓“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134]，便是明证。荀子既认为“法者，治之端也”[135]，更强调“礼”是“强国之本”[136]“人道之极”[137]“国之命在礼”[138]。这些，说明作为战国末期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荀子，实际上主张治国之道在于文武并用。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难看出陆贾文武并用、董仲舒德主刑辅、汉宣帝“霸王道杂之”思想的发展逻辑，从而也就不难理解儒家礼治的某种特质。

贾谊进一步推进了礼治的思想。他认为，国家的安危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139]这是在治国方略上十分清楚地提倡礼治。在制度建设层面，贾谊主张“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贾谊还运用五行学说，倡导汉朝“色尚黄，数用六”，论证汉朝是按照五行生胜原则，承“运”而出。为了统治秩序的安稳，他在其著名的《治安策》中，利用秦朝暴亡的惨痛教训，极力倡导礼治。他说：“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人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在贾谊看来，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弘扬礼、义、廉、耻，不施仁义，不行礼治。因此，他在《治安策》中明确指出：“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上不疑惑。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贾谊的这些思想，是汉代礼治发展的重要环节。从思想发展的脉络上看，贾谊的礼治思想，主要还是承袭了孔孟，但同时也引进了阴阳理论。而由于阴阳理论的掺入，就在客观上开辟了最终走向谶纬神学、形成宗教信仰的可能，这在后来的董仲舒思想特别是谶纬思想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如果说，陆贾和贾谊是在思想理论的层面做礼治建设工作的话，那么，叔孙通则是在制度的层面作了更多的贡献。

叔孙通被刘邦拜为博士，为刘邦稳定天下、认识礼仪的价值作了重要贡献。在刘邦登基后，他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140]明确指出儒学对于国家社会的功能在于“守成”。他对刘邦表白：“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141]他指出：“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他愿意“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142]。也就是说，叔孙通所要为刘邦制定的朝仪，既有古礼，也有秦礼，是二者的综合创新。叔孙通的这个建议，得到了刘邦的采纳：“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143]经过一番努力，叔孙通和其所征的儒生及其他热衷制礼者所制定的朝仪得到刘邦的首肯。在长乐宫建成的那年，诸侯群臣举行朝拜大礼。在庄严的气氛中，“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144]。刘邦去世，惠帝继位后，让叔孙通“定宗庙仪法”。“汉诸仪法，皆通所论著也。”[145]可见，叔孙通对于刘汉王朝礼治的开启，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叔孙通在汉初所制定的各种仪法，就是汉代礼治制度化的奠基。

与思想家们的基调一致，西汉前期的最高统治者们也认识到了礼治的价值，从而使礼治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班固在《汉书》叔孙通传末尾评论说：“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缙绅之徒骋其知辩，并成大业。”班固这个结论，过去人们并不在意，今天看来，是颇有深意，也颇有见地的。高祖刘邦靠军事暴力夺得天下，儒生们则依靠自己的智慧，阐发儒学的守成价值，说服高祖实行礼治。通过刘邦之类的政治家运用行政力量，思想家和政治家合作，形成了初步的礼治的局面，所谓“并成大业”，即此之谓也。班固画龙点睛地说：“叔孙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仪表，遇其时也。”何谓“遇其时”？遇到刘邦能够采纳礼治建议之时也！所以，过去长期认为刘邦不重礼仪，仅是草莽皇帝的看法，是片面的。

高祖刘邦在天下既定之后，“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146]。汉文帝即位23年，“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147]。班固在《汉书·景帝纪》末尾称赞文景之治说：“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所谓移风易俗，实际上就是改变秦朝的苛政，用儒家的礼义指导政治，使得“黎民醇厚”。也正是因为这样，才出现了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从思想文化的层面看，文景之治是西汉礼治的初创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