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尽管主要是部政论性著作，但书中并没有一个与现代政治学中的政治范畴相对应的概念，比较近似的概念是“君道”“治道”。与“君道”“治道”有密切关系的是“利”“欲”范畴，利是利益，欲是欲望，它们是君道、治道的基础和根据。

《吕氏春秋》沿着荀子从人的物质需要出发探讨礼义制度起源的思路，以“利”为核心，对政治的起源和功能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它认为，人类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利益才结成群体、组成社会的。正是生存利益的需要才使人类结成群体，成为政治动物。以“君道”为代表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就是社会群体的根本纽带。

在一个没有君道（君道代表的是伦理秩序和法律规范）的社会，人们失去了道德和法制的约束，完全依仗自然能力争夺相残，而这种争夺相残将导致“以尽其类”，即“把自己和社会消灭”。为了避免“以尽其类”的结局，保证人类群体的生存、发展，必须设立君王及其一整套社会政治制度，“圣人深见此患也，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自古以来，国家兴亡更替无数，而“君道”则一脉相承，正因为它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公共利益，“自上世以来，天下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者，天下之利也”[90]。

《吕氏春秋》作者强调君道乃天下之利，意在表明，在君王与天下的关系上，天下百姓是“君道”维护的价值目标，而君权王位，则是维护天下百姓利益的手段，“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德衰世乱，然后天子利天下，国君利国，官长利官，此国所以递兴递废也，乱难之所以时作也”[91]。就是说，社会群体设立君王、天子、官长之权位不是为了君王、天子、官长的个人私利。但在衰乱之世，天子以天下为己之利，国君以一国为己利，官长以官职为己利，这正是国家不断陷入动乱灾难的原因。在《吕氏春秋》看来，王朝的兴废表明，具体的君王是可以废黜的，而君道则不能废弃，所谓君道就是务在利民而勿以自利。[92]这是因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93]。由此可见，《吕氏春秋》的政治起源观不仅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色彩，而且具有强烈的民本意识。在秦国君利至上的政治传统下提出和论述这一思想是非常可贵的。

《吕氏春秋》认为，治国之道，要立足于民性。它认为，首先，人的本性是国家政治的基础所在，它说：

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94]

治物者不于物于人，治人者不于事于君，治君者不于君于天子，治天子者不于天子于欲，治欲者不于欲于性。[95]

《吕氏春秋》着眼于社会政治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挖掘和推论出国家政治的人性基础，给出了两条近似的治国之道的逻辑进路：

治物→治人→治君（诸侯——引者注）→治天子→治欲→治性；

治天下在于除奸→除奸在于治官→治官在于治道→治道在于知性命。

两条进路都落脚在“性”或“性命”之上，从而把治国之道建立在人性基础上。

其次，一切政治原则和政治行为都必须顺从和符合人的本性。《吕氏春秋》认为，人的本性是天生的，既不能选择，也不能改变，人只能因循顺从。“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96]性是万物的根本，万物不能违背自己的本性，这是天地自然之规律。人性是社会政治的根本，政治不能违背人的本性，只能在认识它的基础上，“因其固然而然之”，这就是“治道之要”，“故善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97]。

最后，更重要的是，人性是国家政治运作的内在动力，或者说是国家政治推展的基本条件。那么，什么是人的本性呢？在《吕氏春秋》那里，人的本性乃是人的生命需要的主观形态——欲望。人的固有的、不可改变的欲望是国家政治活动的动力，也是国家政治活动能够进行的基本条件。《吕氏春秋》认为，治国也就是治民，所谓治民说到底是“用民”，或者说是民为己所用。怎样才能使民为己所用呢？《吕氏春秋》写道：

用民有纪有纲，壹引其纪，万目皆起，壹引其纲，万目皆张。为万民纪纲者何也？欲也恶也。何欲何恶？欲荣利，恶辱害。辱害所以为罚充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98]

人之情皆欲生而恶死，欲荣而恶辱，欲富而恶贫，这些欲望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内在动力。正因为欲望的存在，统治者才能利用赏罚来控制、驾驭百姓，百姓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也才能甘愿受驱使。治国之道的关键，不是禁绝百姓的欲望，而是以赏罚疏导百姓之情欲，因民之欲而用之。“故古之圣王，审顺其天而以行欲，则民无不令矣，功无不立矣。圣王执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谓也。”[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