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科定位来看，文化学是研究文化的科学。它以文化现象、文化行为、文化本质、文化体系（文化系统）为研究对象，探讨其起源、演变、传播、结构、功能、本质，文化的个性与共性、特殊规律与一般规律，是一门综合性、边缘性、交叉性的新兴的社会人文学科，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学科。

文化学研究文化的生存环境，文化的地域、民族、时代等属性，文化的积累与变迁、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大传统与小传统、民族化与世界化、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亦即探讨文化的要素、特征、性质、动力、结构、功能、价值、生命，研究文化各系统的类型、形态、机制、历程（发生、发展、成熟、衰变），以及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传播、选择、涵化、交融、转型、整合的特点及其规律。

从研究的具体内容划分，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不同的构成方面和层次。从构成方面来看，既有纵向的历史文化、现实文化，也有横向的不同地域、民族或国家的文化；从层次上看，有理论文化和实践文化。总之，体现在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方面的现象，就是文化学研究的范围。

文化学以文化现象、文化体系为研究对象，探讨文化的本质、文化发展的规律等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这决定了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但是，这种基础理论研究，来源于诸多感性、经验的文化现象，落脚于对现实的人生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因而又必然突出应用的一面。我国正在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论述中的“先进文化代表”，就既是基础理论问题，同时又是重大现实问题。现时受到广泛关注的“文化产业”“文化经济”等问题，便是基础研究支持下的应用性展开。

英国文化学家泰勒于1871年出版《原始文化》一书，被国外学术界公认为文化学的正式形成，泰勒也被称为“文化学之父”。从那时算起，文化学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泰勒以及其后的一系列学者出版的诸多论著，从严格的学科划界看来，他们只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学家，其著作属于文化人类学的范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学理论及其体系的形成，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近年来，虽然文化学研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国内外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注意，然而，与传统的文学、史学、哲学相比，甚至与法律学、经济学、政治学相比，它却是一门正在兴起的年轻学科、朝阳学科。因此，更加值得我们去呵护、发展并完善它。

文化学不是单纯的人文学科，也不是单纯的社会学科，或者单纯的自然学科，而是综合人文学科、社会学科、自然学科的知识资源，并紧扣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的时代脉搏建立起来的一门综合性、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国内现在经常谈到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军事文化、科技文化、管理文化、行政文化、企业文化、商业文化、旅游文化、校园文化、体育文化、饮食文化等部门文化，其所指涉的内涵和范围，无疑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文、史、哲，数、理、化之类的学科分类，也很难将其简单地划分到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门类之中。同样，巴蜀文化、关东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等地域文化范畴所指涉的内涵和范围，也是融合了诸多文化因素而成的综合性概念，涉及既有的诸多学科范畴，甚至是既有的学科范畴所没有的。

现代文化学的确立尽管时间不长，但作为现代文化学前驱的以文化人类学为核心的文化学的研究，在国外已有很长的历史。从“西方文化学之父”泰勒的《原始文化》（1871）一书算起，已有一百余年的有文献可考的历史。迄今为止，文化学、文化科学、文化史学、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价值学、文化心理学、文化批评学、文化传播学等分支学科，无论是其理论构架，还是其应用研究，都已十分成熟，反映出很强的学理性，反映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特质。

“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的时代脉搏，决定了文化学是一种认识世界、服务世界的新型学科门类，决定了实践性是文化学最根本的特性。时下盛行的“文化产业热”姑且不论，就是我们长期坚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自身也充满了实践的品格。

传统的文、史、哲、政、经、法之类的学科分类，自有其道理。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同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趋势日益明显，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的特点之一，而文化学的研究正是科际渗透的必然结果。作为一门专门的理论体系，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文化学学科的建设，应当而且必将成为国内学术界拓展学术空间、建构新的学科生长点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