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有机的价值体系，是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创造力的反映。在五千年的漫长而又坎坷的发展历程中，特别是秦汉以后，中国文化精神的发展，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发生了若干变迁。这种变迁，在古典中国，就其所受的制约而言，主要是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崇古、征圣、宗经的守成型文化体系。在近代中国，主要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钳制，受到内忧外患的严重挤压。在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主要受到革故鼎新、开拓进取精神的激励和滋养，受到市场经济观念的熏染。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都在改革开放的态势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得到了更新。因此，我们既要总结历史，反思传统，更要立足本国，立足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批判性地诠释传统，创造性地建设当今。为此，深入研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历史传统和近代变革，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研究，这些年来成果不少，但真正系统研究的专著并不多。就我目力所及，一是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精神》[199]；二是邵汉明同志主编的《中国文化精神》[200]；三是王四达同志的《从“凤凰来仪”到“浴火重生”——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反思与近代变革》[201]。钱著是其在台湾为军界人士“作有系统的文化演讲”的集子，一共十三讲，第一讲的题目为“中国文化精神”，故以其名篇，其余各讲分别是讲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的变与常、文化的积累与开新等，通俗易懂而又有自己的见解。邵著以中国文化史上的学派为主线，分别对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道教、佛教、现代新儒家等派别的“文化基本精神”作了探讨，并比较了中西文化精神，附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研究状况，全书主题突出，论述集中，材料丰富，颇富创见。王著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背景出发，把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作为影响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因。在辨析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关系的基础上，作者以中华文明为对象，以总体把握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为前提，既纵向梳理了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的演变历程，又横向剖析了在专制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化精神在宗教精神、哲学精神、历史精神、伦理精神、政治精神、法律精神等方面的表现及其本质，对其进行了超越性、批判性的诠释，阐发了一系列创造性的见解。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钱著、邵著、王著，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研究是一个逐渐推进。钱著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的局限，没有也不可能辨析中国文化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甚至只是把中国文化精神看做纯粹优秀的成分，当做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的精神支撑。认为“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必将复兴”，“说中国民族国家文化该久远存在的，那才是中国人良心中之人理，不可磨灭之人理”[202]。邵著完成并出版于20世纪的最后一年——2000年，明确揭示了“文化精神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重性”，并具体把“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人本精神、和谐意识、道德意识、理想主义、实践品格、宽容品格和整体思维。[203]就学理的层面来看，这比钱穆的同名著作大大前进了一步。王著完成于2004年，出版于2005年。王著区分了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并对文化精神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思想特质作了剖析，提出了民族精神可能和文化精神一致，“今人，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已趋于一致，这就为民族精神的时代升华提供了历史的机遇”[204]。这种阐释，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研究，有所深化。但是，发人深省的是，无论钱著，还是邵著和王著，都没有探讨甚至没有注意到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与中国文化精神以及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邵著在其附录的《关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研究综述》中有“关于人文精神”的综述，我们从这个综述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人文精神的研究，侧重于人文精神的内涵、特点、有无、中西比较等，而没有对人文精神与文化精神以及民族精神的关系作必要的探讨。尽管如此，并不说明这个问题的探讨不重要。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探讨，十分必要，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