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怀着欣喜和钦敬的心情编辑这本学术文集——《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热忱地把它献给白寿彝教授，献给史学工作者和各方面的读者！

五年前（1994年），我们编辑、出版了《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祝贺白寿彝教授八十五华诞》论文集，在此书的“代前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寿彝先生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从来都充满着信心。他对历史科学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作用有深沉的认识和执着的追求。他的这种认识和追求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历史科学是关系到人们更好地认清历史前途的科学。这是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的核心之一。[2]

五年过去了，重读这篇文字中所涉及的寿彝先生对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之关系的许多论说，仍然使人激动不已，从而深切地认识到科学的学术思想所具有的长久的生命力。现在，我们又高兴地编辑了这本新的学术文集，不论在深层含义上，还是在相关的内容上，后者都是前者的继续。

近20年来，寿彝先生在接受采访和回答人们问题时常说：“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在学术领域里是没有止境的，我仍将走新路！”何谓“创新”？“新路”何在？寿彝先生以他的思考和实践在不断地回答和丰富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有一个基本思想：“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这个基本思想的含义是：第一，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应当认真遵循；第二，唯物史观不是教条，应在结合具体研究对象中提出新的问题；第三，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限制理论的创造和理论的发展，而是要求有新的理论创造和新的理论发展。可以认为，这是近20年来寿彝先生的学术活动的宗旨。反映这一宗旨的学术成果是多方面的，兹以中国通史和中国史学史两个方面为例。

——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论。寿彝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起致力于中国通史教学改革，到70年代后期致力于中国通史的研究与编撰，至今历时半个世纪，对这一领域有长期的全局性思考。由寿彝先生主编，1980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是一本只有30万字的著作，但却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问题，如关于中国历史进程的阶段性划分问题，关于不同历史时期地主阶级之占统治地位阶层的具体分析，关于地租和国税的关系，关于地租形态的发展及其与农民阶级依附性人身关系的变化，关于民族地区与广大边区之社会发展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所处地位等，这些理论问题的提出和阐述，对于更深入、更正确地认识中国历史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此书出版以来，中文本已连续印刷20次，累计印数近百万册，这同它在理论上所具有的特色是密切相关的。寿彝先生主编、1989年出版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即《导论》卷），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历史进程相结合、从理论上阐述对中国历史之认识的重要著作。它包括以下九个方面的问题：（1）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2）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3）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4）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5）国家和法；（6）社会意识形态；（7）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8）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9）中国与世界。书中对这九个方面问题的理论阐述，多有新意，其显示出来的创造性与系统性，为近年历史学著作领域所少见，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在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认识上所达到的新的理论高度。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理论。抗日战争时期，寿彝先生在云南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这是他思考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开端。60年代初，他发表以《谈史学遗产》为题的长文[3]，从理论上阐述了总结、继承优秀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并回答了如何继承、继承什么等具体问题。这是中国学人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系统讨论中国史学遗产（不是指一般历史遗产）的代表作。1964年，寿彝先生发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4]，进一步从规律和成果、理论和资料等理论问题上升华了对史学遗产的认识。80年代初，寿彝先生就“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发表系列文章[5]，从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历史编纂、历史文学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和优秀遗产，并对其做了理论上的概括。为推进学科建设的发展，80年代中期，寿彝先生撰文指出：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和对史学的社会作用之认识的发展过程，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6]概括说来，就是史学家怎样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史学家怎样认识史学的社会作用。这种认识活动是一个历史过程。揭示这个历史过程，不仅有学科建设上的理论意义，而且有史学作用于社会的实践意义。寿彝先生认为，把这两个问题阐述清楚了，中国史学史才能跳出“旧日的史部目录学”的窠臼，逐步建设起新型的、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1986年，寿彝先生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他在长达十余万言的“叙篇”里，阐述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阐述了中国史学史的分期，阐述了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方法和目标等，意在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理论提出比较系统的构想。

寿彝先生在其他一些研究领域，也有许多重要的理论建树。他的《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一书出版后，书中关于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宗教史研究的思想和理论，受到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此外，寿彝先生关于文献学的思想、关于史料学的思想、关于历史编纂学的思想、关于历史教学改革的思想、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关于治学的思想等，都具有理论建设的意义。

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有关撰述之所以富于理论特色，这跟他的学术旨趣和学术修养有极大的关系。寿彝先生早年研究中国哲学史，培养了对于理论思维的兴趣。新中国成立以后，寿彝先生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自觉精神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用以指导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这使他得以在历史学的诸多领域内不断提出新意和创见。进入新时期以来，寿彝先生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极其深刻地指出：史学工作者应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他的这个认识，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定信念，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地搬用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方法的否定，强调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史学概论》、《中国通史》的《导论》卷，以及他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叙篇”，集中地反映了寿彝先生的这个认识的本质与特色。他的这种认识与实践，对于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需要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的重视和参与，这是中国历史学在新的世纪里能否获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的关键所在。基于这一认识，借着祝贺寿彝先生九十华诞的机会，我们编辑、出版这本论集，突出“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的论题，一则是反映寿彝先生史学的特点，二则是祈望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不断有新的发展，开拓中国历史学的新的前景。我们的这些想法，得到了同行们的热情支持，使我们深为感动。本书的许多作者都是在历史理论方面有很高造诣、在相关研究领域多有建树的学者。他们的热情赐稿，不仅是对我们工作上的有力支持，使本书增添光彩，更是对历史科学理论建设事业的关注与促进。

本书的几个方面的论文（包括《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1期“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专刊”的论文），不论是论说一般理论问题，还是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不论是论说寿彝先生在史学领域各方面的理论建树，还是评论《中国通史》的成就与特色，大多包含有理论方面的思考和理论方面的阐述。我们谨以此献给寿彝先生，祝他健康长寿，祝他的学术永葆青春；我们谨以此献给即将跨入21世纪的史学工作者，让我们共同努力，推动历史科学理论建设的进步，推动中国历史学的进步。

[1] 原载《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2]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编：《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祝贺白寿彝教授八十五华诞》，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页。

[3] 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62～486页。

[4] 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5～601页。

[5] 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94～550页。

[6] 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