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在治学道路上已经走过了65个春秋。1994年，适值白寿彝教授的八十五华诞。为了表示祝贺的心情，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学术文集（指《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祝贺白寿彝教授八十五华诞》）。

65个春秋，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而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不断前进、不断攀登的65年的治学道路，可以说是漫长而辉煌了。寿彝先生从一个进步的历史研究者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研究民族史到研究社会史，从撰写中国史学史到编纂多卷本中国通史，正是他的漫长而辉煌的治学道路的记录。

寿彝先生不止一次地引用前人的名句“衣带渐宽终不悔”来表明自己锐意治学的心迹；他的挚友、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曾有诗作相赠，以“黄牛负扼桑榆路，该罢休时不罢休”为喻，赞扬寿彝先生在治学道路上不畏艰辛、年老而志坚的精神。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可寿彝先生却常常讲，他自己是到了70岁时才坐下来真正做学问，反映了他对于学问之道的严谨、虔诚和虚怀若谷。

寿彝先生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从来都充满着信心。他对历史科学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作用有深沉的认识和执着的追求。他的这种认识和追求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历史科学是关系到人们更好地认清历史前途的科学。这是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的核心之一。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而在他所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有比较全面的阐述。他在本书的“叙篇”中讲到史学的社会影响时，深沉地写道：“好多年来，经常有人问：学历史有什么用处？我们研究史学的社会影响，可以说，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先从个人说起，史学的用处可以开阔视野，增益智慧。从工作上说，可以从总结历史经验中得到借鉴。从更为远大的地方说，史学可以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更好地认识现在，观察未来，为人们指引一个理想的历史前途。”[2]这是从个体的思想文化修养说到个体的社会实践，再从个体的意识和实践说到群体的意识和实践，历史知识都在影响着人们，都在默默地发挥着它的巨大的作用。

寿彝先生关于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的认识，是对中国史学固有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则。恩格斯推崇马克思对法国历史的深入研究，是人们所熟知的事例，他在《第三版序言》中写道：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各种事变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3]。对现实的洞察必须建立在对它的历史的洞察的基础上，这是马克思给予人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给予我们的启示要更直接一些。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明确地和有分量地提出了历史知识的重要性与学习历史遗产的重要性，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4]此后，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等著作中，都反复强调了“不要割断历史”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性。综观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历史科学对于现实运动的重要性，而归根结底，是对于历史前途的重要性。从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实践和理论创造活动中，处处可以看到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见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凡读过毛泽东同志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具有战略指导性的名篇的，都会感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历史见识在其中所占有的分量。寿彝先生关于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的认识，同样得力于“彰往而察来”的古训的启示和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的思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得力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理解与运用。

正因为如此，寿彝先生高度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作用。他对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评价，都是把他们的史学跟时代的使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的。他在论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一书时，深刻而又富于**地写道：“他在这本书里高度评价史学对思想教育的重要意义，强调史学的重要作用在于指示社会前进的正确道路……李大钊同志对于史学的崇高的期望，使我们今天读着他的遗著，还觉汗颜。”[5]他评价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说：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沫若同志写这部书，正是要担负起‘鸡鸣不已’的任务，揭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指出中国历史必然的前途”[6]。在论到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时，寿彝先生进而写道：“在这些战争的岁月里，我们的史学家面对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和反动政权的残酷统治，他们以严肃的科学态度，清算祖国的历史，发掘祖国的文化传统，显示了中国人民对历史前途的信心，鼓舞了青年一代反对内外反动派的斗志。”[7]这些话，反映了寿彝先生对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热忱的赞扬和衷心的敬佩之情，也反映了他对史学工作所担负的时代使命的自觉的和深沉的认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看到寿彝先生提出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之关系的深刻的底蕴。

关于当代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和价值取向，寿彝先生尤其强调史学工作者的时代感和责任感，指出：“我感到有两个问题是要我们思考、研究和回答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群众教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它对我们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什么作用？史学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跟上时代的发展，怎样把历史感同时代感结合起来？这些问题在认识上不搞清楚，就会削弱史学的作用，史学工作者也不可能在四化建设中找到恰当的位置、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都跟‘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问题有关。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群众教育问题，同样涉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即涉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我们研究历史问题，写历史书，不只是给史学工作者看的，我们的广大读者是全国各族人民。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向全国各族人民提供正确的、丰富多彩的历史书，使他们通过学习历史看到自己的光荣责任，看到中华民族的前途，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前途。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工作者也是教育工作者。”[8]他的这些见解，对于当代历史科学的发展是有参考价值的。

寿彝先生的学术兴趣广泛，他的研究所涉包括社会史、思想史、民族史、宗教史、史学史等许多领域。而寿彝先生的治学宗旨却是恒常而坚定的。他在《读点历史有好处——为史学“四十大寿”祝福》一文中写道：“人不要离开现实，也不可能完全离开现实。但也不要掉在现实堆里，只看见眼前的一些事物，闭塞聪明，成为井底之蛙。为了避免这种毛病，读点历史有好处。”“不少年来，不断有人问，学历史有什么用？这个‘用’，如果指的是物质生产的直接需求，恐怕说不上有什么用，如果指的是对国家前途的观察，对国策的制定，对社会风气的改善，那就可能有或大或小的用处。历史不是简单的过去的事情，而是和现实息息相关的。历史是人类经验和智慧的宝库，正确地对待还是有好处的。”[9]。本书为祝贺寿彝先生八十五华诞而编辑、出版，借着这个机会，着重说说寿彝先生的治学宗旨，更有一番特殊的意义。

本书所收文章，或在某一个问题上提出了研究历史的新成果，或就某一个方面阐述了跟寿彝先生研究领域有关的学术见解，读来都有启发；《寿彝先生学谱》一文，对于读者了解白寿彝先生的治学道路和学术风貌，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资料。文章作者，不论是寿彝先生的同辈学者，还是寿彝先生的晚辈或学生，都跟他有较多的学术上的联系。寿彝先生的学术联系十分广泛，这里所反映出来的只是这种学术联系的很小的一部分，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在学术领域里是没有止境的，我仍将走新路！”这是寿彝先生在接受记者们采访时常说的两句话。最近他还反复称说，对于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这个大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不断追求的目标来看待的，我们要继续努力。

唯有不断地追求，才有常青的学术！

[1] 原载《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祝贺白寿彝教授八十五华诞》，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3页。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

[5] 白寿彝：《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见《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8页。

[6] 白寿彝：《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见《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9页。

[7] 白寿彝：《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见《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0页。

[8] 白寿彝：《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载《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

[9] 白寿彝：《读点历史有好处——为史学“四十大寿”祝福》，载《光明日报》，1993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