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史学史》第一册

白寿彝先生在77岁的时候，出版了他的又一部力作《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孔子说过：“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话，如果用来比喻科学工作的话，倒是可以表明：一个科学工作者愈是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愈是能够提出深邃的见解来。读了白先生的这部书，觉得它是作者向我们展示的一幅绚丽的中国史学的画卷，有全景，也有某些细部，读画的人尽可反复揣摩、遐想。丰富的内容，精深的思想，新颖的写法，给人一种清新、开朗的感受和多方面的启迪。

《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是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的首卷，它包含“叙篇”和第一篇“先秦时期，中国史学的童年”，每篇各五章。“叙篇”约12万字，其内容涉及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作者40多年来摸索这门学科的经历和当前对于这门学科的设想。有如此丰富内容的叙篇，在著作史上实不多见。第一篇是关于先秦史学的论述。诚如作者在“题记”中所说：“这篇的结构、论点，都表示了一些新的看法。”此篇所显示的规模和提出的见解，不仅在史学史的研究上有开创的意义，而且对先秦史的研究及其他专史的研究也颇有值得注意和参考的地方。

然而，这部书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历史知识和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我以为，这个问题是每一位读者都会感兴趣的，是每一个从事社会实践的人都会重视的。作者在“叙篇”中讲到史学的社会影响时，深沉地写道：“好多年来，经常有人问：学历史有什么用处？我们研究史学的社会影响，可以说，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先从个人说起，史学的用处可以开阔视野，增益智慧。从工作上说，可以从总结历史经验中得到借鉴。从更为远大的地方说，史学可以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更好地认识现在，观察未来，为人们指引一个理想的历史前途。”这是从个人的思想文化修养说到个人的社会实践，再从单个人的意识和实践说到群体的意识和实践，历史知识都在影响着人们，都在默默地发挥着它巨大的作用。作者认为，那种把讲历史仅仅看作是了解过去，仅仅是为了弄清历史真相的看法，是不全面的。作者还指出：“在具体的历史实践[2]中，联系历史知识而做出政治上的重大决策，历代都有其例。”这是从丰富的历史知识中提炼出来的很有分量的结论。诚然，前人关于现实的决策和关于历史前途的论争，对于后人的思想、情感、决心、行动，无疑是会有很大影响的。柳宗元《读书》诗云：“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3]这是诗人的感受。司马光说，他撰《资治通鉴》是要“监（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4]。这是史学家和政治家的考虑。毛泽东同志认为，没有历史知识，是不可能指导革命运动取得胜利的。这是革命战略家的理论。古往今来，人们就是这样来看待历史知识跟自身社会实践的关系的。

这些年来，白寿彝先生十分强调历史教育的重要作用，为此，他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接受采访，其意则在于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自觉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作为史学家，他尤其希望史学工作者以此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在本书中，他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史学工作者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这是我们的天职，不容推脱。我们从历史上研究史学的社会影响，一要研究历代史学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二要研究史学在实践中具体的社会效果。这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科学工作，也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教育工作。相当多的史学史工作者忽视这一点，我们应做好拾遗补阙的工作。”[5]

这部著作关于历史知识和社会实践的关系的论述，跟白先生以往在这个问题上所发表的文章、演讲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除了理论的阐述外，白先生在第一篇里以专章总结了先秦时期人们在“历史知识的运用”方面的认识和经验，认为：“历史知识的运用，主要的就是这两大类。第一类多是就事论事，第二类涉及的问题比较宽泛，其中包含有规律性的东西。”在具体论述先秦时期人们对历史知识的运用时，白先生概括了三个问题：一是“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二是“疏通知远”，三是直笔、参验、解蔽。白先生对“以畜其德”的“德”和“疏通知远”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这个‘德’字不光指道德、品行说，还包含有见解、器识。这一类的目的，主要是‘明是非、别善恶’和‘观成败’。‘明是非’和‘观成败’主要是指认识方面说的，‘别善恶’是从教育意义上说的，但这三者也很难分开。”[6]从这一总的认识出发，白先生于先秦文献中一连举出“列举同类事例以说明一个问题”、“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上说明问题”、“援引史事进行理论上的辩诘”等，同时分析了韩非和《吕氏春秋》对历史知识的运用。[7]关于“疏通知远”，白先生说：“我们所谓‘疏通知远’，主要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观察当前的历史动向。又一个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提出自己对未来历史的想法。”[8]进而列举出孔子、墨子、商鞅、赵武灵王、孟子、荀子、李斯、韩非等人是如何运用历史知识提出对当前历史动向和未来的看法的。白先生对直笔、参验、解蔽的论述，是强调了“历史知识的运用，必须重视所依据的历史资料的可信程度”[9]，从而充分肯定了直笔的精神、参验和解蔽的方法在书写历史、考察史实和运用历史知识上的可贵性。白先生在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论述上，融会了先秦的历史文献，贯穿了对先秦历史进程的评价，可谓新意屡见，宏论迭出。这不仅为史学史研究开拓了一条新路，而且也证明了白先生提出的这个看法是应当受到广泛的重视的：“历史知识是人类知识的一个宝库，特别是政治家、教育家和思想家都离不开它。”[10]仅此而论，也就大致可以看到这部书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了。

[1] 原载《人民日报》，1987年2月27日。

[2] 即社会实践——引者。

[3]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四十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40页。

[4]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8页。

[5]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2～43页。

[6]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3～324页。

[7]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4～334页。

[8]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4～335页。

[9]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55页。

[10]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