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寿彝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的这方面论著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以及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论集》，可以看作是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的代表作，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的学术遗产。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是白寿彝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见识、理论和设想。重温他在这方面的著作及论断，对于当前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指导作用。

一、确定基本任务

自从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倡导撰写中国史学史后，在三四十年代，先后出版了几位作者撰写的中国史学史专书，同时还有不少数量的论文发表出来，其中不少论著都涉及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刚刚起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认识。总的来说，这些认识大体上都未超出梁启超所提出的设想，即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2]。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史学界展开关于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著作的讨论，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发表出来。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白寿彝先生于1964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这篇文章着重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规律和成果”，二是“理论和资料”。显然，从提出问题的思路来看，尤其是从提出问题的高度来看，同以往人们所论，已有很大的区别。所谓规律，一方面是要把史学放到社会中去考察，而不是仅就史学自身来说明史学；另一方面是要揭示史学发展中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及其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因此，对于规律的探讨，乃是深入研究史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这一点，此前学人很少论及。在这篇文章中，白先生提出了要探讨的规律是：在思想领域，历史观的发展总是进步的历史观点在同落后的、甚至反动的历史观点的斗争中实现的，而这种斗争又往往是同社会经济、政治领域中的新旧斗争相关联的。在技术领域，也存在发展规律：“第一是史料学发展的规律，第二是历史编写形式发展的规律，第三是历史文学发展的规律。这三个方面的发展，各有其技术性的细节，也各有其理论上的指导及其分歧和斗争。研究这些规律，不在于纠缠着技术性本身的细节，而在于掌握其理论上的分歧和斗争，并从而分析它们在史学发展上所起的不同作用。”[3]据笔者的浅见，在思想领域的规律，近几十年来，已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史学上历史观发展、演变的重视，许多史书所包含的历史思想都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但是，对于思想领域的规律的认识和总结，依然有许多工作要做。至于技术领域的规律，近几十年来，在历史编撰、历史文学的发展规律方面已有一些研究成果，而在史料学发展规律的研究方面，还有待于引起更多的重视和进一步加强。

白先生所说的“成果”，主要是指对历史上的史学成果进行总结，注意鉴别和区分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在对待成果这个问题上，白先生十分强调研究者应采取辩证的态度和方法，他指出：

我国史学史上的某些真知灼见、优良的治学经验和杰出的篇章，将因历经不同时代的考验而洗练出它们明晰的光辉，以便于我们吸收和发扬。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作品，虽然现在不行了，也仍然受到在历史地位上应有的尊重。并且对于要丢掉的糟粕，一方面决然要肃清它们的毒素，不许借尸还魂，另一方面也还要利用它们作为研究的资料，变无用为有用。[4]

白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是从很深的层次上反映了史学史研究的任务，而其理论依据，就是唯物辩证法思想。这里，尤其困难的是“变无用为有用”。这无疑是正确的做法，但对研究者来说，却是严峻的考验。究竟哪些东西可以“变无用为有用”呢？例如，历代正史中有所谓五行志、符瑞志、灵征志，等等。其中有不少荒诞的记载，但其中也记载了一些自然界的变化和奇特现象，在科学史和自然史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又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名教”思想在史学上反映得很突出，强调了君臣父子的伦理观念，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史学的健康发展。但是，今天的研究者却可以从“名教”思想氛围中更深刻地认识那个时代的社会，进而认识那个时代的史学的特点，并从一个方面更深刻地揭示史学的社会性。

关于“理论和资料”，白先生提出的总的看法是：“要正确地承担起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任务，需要占有丰富的资料，又需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还需要二者的密切结合。这对于我们都是严重的考验，但经过努力，是可以不断前进的。”[5]他说的“理论水平”，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只有不断提高理论水平，才能“从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的史学发展中发现规律的统一过程”。[6]他对于“资料”的说明，具有突出的特点和独到的见解，他写道：“占有历史资料，就其本质来说，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分析资料、掌握资料。我们说详细占有资料，就是要对具体的资料做具体的分析、具体的掌握。一般地抄资料、写卡片，只是帮助记忆、提供检查便利的方法，还说不到就是占有资料。”[7]这一段话，对于“占有资料”做了非常精辟的阐述，今天读来，仍然掷地有声。当然，现在“抄资料、写卡片”的现象在学术界是越来越少见了，人们最普遍的做法是在网上搜索、查找资料，但是“具体的分析、具体的掌握”的原则，恐怕还是不应改变的；改变了这个原则，人们或许就会逐渐远离学术。在“占有资料”的方法上，白先生提出“占领堡垒”和“熟读深思”。“占领堡垒”是指研究代表作，“熟读深思”是说要真正下功夫。20世纪80年代，白先生倡导深入研究中国史学史上的27部名著[8]，可以看作是“占领堡垒”和“熟读深思”的具体目标。

综上，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论述，是把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以及如何研究这一对象的理论和方法都论到了，其立论之高远，分析之精辟，方法之明确，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白先生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的“叙篇”中，再次论述了“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依次讲到“史学发展的规律性：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因素”、“唯物主义因素在史学发展中的作用”、“史学发展跟其他学科的关系”、“史学的时代特点及其社会影响”等问题[9]，无疑是他在1964年发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的进一步发展。

二、突出重大问题

在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中，尤其是在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的过程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那么，哪些问题是最为重要、最应当受到研究者关注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逐步解决，是关系到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能否抓住重点和难点的关键。1984年，即在发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20年后，白先生发表了题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的文章。文章的基本宗旨是：

近两年，国内的形势很好，在某些战线上，大有突飞猛进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这件工作牵涉的方面比较多，但我认为有两个重要问题，是应该多下点功夫及早解决的。这两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史学史这门学科就可能面目一新。[10]

这一段话，极其鲜明地表明了作者对学科建设的关注，生动地反映了作者作为一个学科开拓者的胸襟和思想轨迹。

白先生所提出的第一个重大问题，“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对这个问题，白先生做了如下的说明：

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还是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像这样的问题，都是属于第一类的问题。还有，生产状况的升降，地理条件的差异，人口的盛衰，以及历代的治乱兴衰，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些现象如何认识，这也属于第一个问题的范围。[11]

在这里，作者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都是人们在认识客观历史即认识“历史本身”过程中会碰到的问题，可以说都是一些无法避开的问题。显然，对于任何一个真正涉足于历史研究的人来说，尤其是对于任何一个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来说，都会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都离不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点认识，或者说是两点启示：第一点，作者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做指导，去看待历史上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在认识“历史本身”方面，是否有唯物史观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是怎样在斗争中向前发展的，从而使史学史的研究获得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使其达到更高的境界。第二点，作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还表明，作为一个史学史研究者，应以认识第一个问题所包含的内容为学术基础和理论基础，如果人们避开了这些本不应避开的问题，那么史学史的研究就难以有新的突破，学科建设也难以有新的进展。因此，对它的重要性应当有充分的估计。

白先生提出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他对此做了这样的说明：

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这些都是属于第二个问题的范围。[12]

依笔者肤浅的认识，这里所说的，是关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本质上是关于史学的社会性问题。所谓史学的社会性，一方面，是指一定时代的史学必然受到该时代的影响；另一方面，一定时代的史学及其成果也必然要对该时代以至后世产生影响。就后一方面来说，这种影响，除了史学成果的具体内容以外，史学家的历史观点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说明，史学成果的产生，尤其是史学家的历史观点，对于社会，对于各方面的受众群体，都负有重要的责任。这里凝聚着史学工作的神圣性和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总之，对于这些问题的梳理和总结，可以深刻认识到史学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也可以据此判断史学发展的进程和各种史学成果的面貌以及史学家的思想境界。

白先生在总结上述两个问题之所以格外重要时，做了这样的概括：

在中国史学史上，重要的问题不少，这两个问题，恐怕是当前更为重要的问题。在史学史的编撰上，一个史学家一个史学家地写，一部史学名著一部史学名著地写，这可以说是必要的，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所难免的。但是否可以要求更高一些，要求更上一层楼，是否可以把这些以人为主、以书为主的许多框框综合起来，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清晰面貌呢？这当然不容易，但总还不失为一个可以考虑的前进方向吧。[13]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不断有新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出版，但能够自觉地在著作中突出这两个重大问题，至少是比较关注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尚不多见。唯其如此，深入研究和反映这两个重大问题，仍然是现今中国史学史撰述的“前进方向”。

综上，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和对于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的研究，是史学史研究中的两个重大问题，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升华。换言之，研究者在考察历史上人们对客观历史认识之发展过程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史学活动对于社会产生影响的发展过程，其中包括这种影响所达到的广泛程度和深刻程度，才能把史学置于社会历史运动中展现它的发展脉络及其社会价值，而这对史学史研究来说，无疑是其生命活力之所在。

三、明确具体目标

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除了确定基本任务、突出重大问题，还应该明确具体的目标，从而把学科建设落到实处。1989年，白先生在一篇题为《史学史工作四十年》的讲话中，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中的几个具体目标。他这样讲道：

客观的发展形势向我们提出新的任务，要我们迎接新的历史阶段。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家的形势是在发展，不发展不行，没有别的出路。一定要往前行。我们的史学工作、史学史工作也是要往前进。我们如何对待新的历史局面，我的很粗浅的看法是要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想得高，希望发展得快，这都是可贵的，但做起来，还是要学会毛主席所提倡的战略战术的辩证思想，需要持久地做下去。[14]

这些话，是在一次史学史座谈会上讲的，具有十分明确的针对性。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感到，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没有高标准不行，没有扎实的工作也不行；有了理想、有了高标准作为努力的方向，还要从实际出发，做扎扎实实的工作。这就是作者所说的战略战术的辩证思想。依我的理解，不论是好高骛远而无扎实工作，还是满足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见而无远大理想，都是不可取的。白先生的精辟的学术见解和严谨的治学精神，非常和谐地统一在他的学术活动中，这是值得我们后学认真学习的。

白先生提出的第一个具体目标是：“要把中国史学史发展的轮廓在现有的研究水平上勾画出一个粗线条。尽管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研究范围，从不同的角度研究问题，但对于这个问题都应该注意，求得一步一步的解决。”[15]显然，这个具体目标，是在于贯彻一个“通”字。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专史，不同的研究者，或研究某一断代，或研究某一专题，都有助于推动研究的深入。但是，研究断代与专题，都应当掌握中国史学史发展的整个轮廓的“粗线条”。只有这样，断代研究也好，专题研究也好，才可能有一个比较恰当的定位，才可能得到合乎整体面貌的结论，从而达到研究者预期的目的，此其一。其二，掌握了整体轮廓的“粗线条”，才可能发现研究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甚至发现某些空白点，从而有助于研究者提出新的研究计划或研究课题，以推进全局的发展。正因为如此，白先生断言：“我们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得到进展，其他方面的进展都可能是很有限的。”[16]这话的分量很重，值得我们深思。

白先生提出的第二个具体目标是：“要研究史学史的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并应该广泛宣传，让群众了解。这关系到我们的史学发展的前途，也包含我们的史学史发展前途在内。”[17]这个具体目标的提出，可以说是切中史学界研究工作的积弊。多年来，不论是史学史研究者，还是一般的历史研究者，大多只关注自己所研究的那个领域，至于史学工作有什么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似乎只是研究理论的人们的事情，与自身无关。显然，这是一个认识上和实践上的误区。而这个误区的存在，一方面削弱了史学、史学史得到社会公众理解与关注的力度，另一方面也阻滞了史学在理论上不断开拓前进的步伐。正如白先生所强调的那样：“如果我们的工作不为群众所理解，当然在发展上就困难大，所起的效果也小。我们除了做大量的具体工作以外，还要宣传历史工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研究成果锁在抽屉里，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要影响大家，要在思想上武装大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18]白先生在15年前说的这些话，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和迫切的任务。

白先生提出的第三个具体目标，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性，这就是，“写文章，写书，还要接受逻辑的训练”。什么是“接受逻辑的训练”？白先生结合实际做了这样的分析：

自从我们接触了辩证法以后，觉得逻辑不算什么，不大注意。这反映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上，普遍的毛病是遇到一个个别的事例，就下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这是犯了一个逻辑性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到处都是。写文章不严格，喜欢说过头话，夸大，认为这带劲儿。[19]

这里指出的犯“逻辑错误”和“说过头话”，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存在，“到处都是”，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有继续蔓延之势。以个别代替一般的做法，几乎成了时髦；夸大本人研究所得，无视学术史上前人的积累和今人的研究进展，轻言“创新”与“开拓”，不也“到处都是”吗！这是一个学术修养问题，说重了，这是一个学风问题。近20年来，中国史学有了很大的进展，涌现出许多优秀人才和优秀成果，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冷静地、理智地看到，史学工作者的素养的提高和学风建设的迫切，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我们重温白先生在多年前所讲的这番话，犹如是针对目前史学界的现状所讲的一样，实在值得我们深思。白先生在讲话中也指出了努力的方向，他说：“历史著作要求加强科学性，写作应该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有根据，不说废话，不夸大，要确切、简练、生动；当然，吸引人的科学著作不一定都生动，只要讲得有道理，能接受，一样地影响大。”[20]可见，对于“科学著作”的理解，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认为，有根据、有道理、要确切、读者能接受，这当是白先生所要强调的几个重要因素。今天的史学工作者，自然也包括笔者在内，不妨结合这几个方面来看看自己的论著，做一番自我审视、自我评价，或多或少，总是会得到一点启示的，其目的还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

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问题，还有不少精辟论述，不限于本文所提到的这些论断。但是，我认为这里所举出的是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白先生不只是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提出一些见解和构想，而且他身体力行，在许多研究成果上都蕴含着他为学科建设所做出的实际贡献，他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和《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中的许多论文，都证明了这一点。

笔者作为一个中国史学史研究者，作为白先生的学生，虽然在主观上尽力遵循老师所指示的方向去做，但总觉得进展不大，愧对先师。今年是白寿彝先生九十五诞辰，重温他的有关论述，写了这篇文章，一则表示对老师的纪念，再则也是对自己的鞭策。

[1] 原载《回族研究》2004年第2期。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册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53页。

[3]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7页。

[4]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8页。

[5]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8～599页。

[6]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9页。

[7]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9～600页。

[8] 白寿彝：《读书会编者按》，载《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

[9]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44页。

[10]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03页。

[11]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03页。

[12]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03页。

[13]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05页。

[14]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9页。

[15]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9页。

[16]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9页。

[17]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9页。

[18]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9～360页。

[19]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1页。

[20]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