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一部规模最大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正在有条不紊地、积极地编撰当中。这部大型《中国通史》，由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教授发起和主编，我国历史学界、考古学界、科学技术界的许多学者和专家参加编撰工作。多卷本《中国通史》全书14卷，43分册，约一千二百万字（最后两卷字数另计）。其总目如下：

第一卷导论1册。

第二卷远古时代1册。

第三卷上古时代3册。

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2册。

第五卷中古时代·魏晋南北朝4册。

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4册。

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宋夏辽金4册。

第八卷中古时代·元4册。

第九卷中古时代·明4册。

第十卷中古时代·清6册。

第十一卷近代·前编（1840—1919）4册。

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4册。

第十三卷大事编年1册。

第十四卷图版1册。

最近一两年来，国内外有些同行和读者，对编撰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工作表示关切。承《历史教学》月刊编辑部之约，并受《中国通史》编委会秘书组的委托，我就多卷本《中国通史》编撰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做一点介绍。

一、从构想到编撰

关于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构想，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对促成这种构想起了直接的作用。

国际上友好人士提出的要求。1962年，白寿彝教授在达卡参加一个国际史学家会议。会议期间，有的外国朋友说：过去我们讲历史，是以欧、美为中心；现在我们要多讲东方尤其是要多讲中国的历史。可是我们没有书，不好办。国际友人的态度是很友好的，要求也是善意的，但我们在撰述中国通史的工作上还不能满足他们的这种要求。1974年，白寿彝教授访问巴基斯坦，史学界的朋友又纷纷打听关于中国史的新著。这距离上次史学家会议整整12年了，但中国学者正经历着“**”，不可能拿出什么新的成果来。作为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无言可对，感到心里很难过。在这样的场合，任何一位有责任心的中国历史学者，都会产生这样的心情。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希望。1971年，第二次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了。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提出来要写一部中国通史。这在当时来说，对历史学界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从后来所见到的报道看，毛泽东在“**”中，曾派人给范老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2]。这说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关心中国通史的撰述。

周总理的指示和国际友人的要求，使我国史学工作者产生了一种紧迫感。白寿彝教授在跟一些同行酝酿编写中国通史的工作时，大家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世界大国，没有一部大型的中国历史著作，这同中国的历史是不相称的，同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是不相称的。大家认为，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都十分重视研究和撰述中国通史的工作，曾分别主持出版过几种中国通史，但都没有出齐。一方面，要把这几种通史的撰写工作继续下去，直到最后完成；另一方面，也需要把他们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事业加以发扬光大。

经过一段相当长的酝酿过程，白寿彝教授打算约请一些同志，陆续编写大型的、中型的、小型的三种中国通史。编撰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先从编撰中型的中国通史入手。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写出了二百几十万字的一部草稿。经过讨论，大家不满意，用白寿彝教授的话说，叫作“题无特色，文无新意”。出于高度的责任心，中型的中国通史虽然暂时搁下了，但却从中获得了认识上和撰写工作上的经验。于是，从1977年开始筹划撰写小型的中国通史。这就是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这部不到30万字的《纲要》，整整写了三年，经过数十次的讨论和修改，在内容上和体例上都有一些新的考虑。《纲要》出版以来，已经印刷六七次，累计印数在50万册以上。外文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纲要》的英、日、西班牙等版本，世界语和法文、德文版也正在翻译中。国外有的高等学校已把《纲要》作为中国史教材。现在，中、外不少读者都希望《纲要》的续篇（即1919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部分），能早些出版。预计，这一部分的撰述工作将在今年（1985年）完成。

小型的中国通史的编撰和出版，为编撰大型的中国通史进一步提供了经验，也进一步丰富了对于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构想。这一构想可以从小型的中国通史和大型的中国通史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中看得很清楚。白寿彝教授认为：《中国通史纲要》的目的，是勾画中国历史的大的轮廓，讲清基本线索和重要问题，要有新观点、新见解，要把科学性和通俗性结合起来；而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任务，是要对170万年以来，特别是360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做系统的和详尽的阐述，要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并使这些内容能够以较好的形式表现出来。许多同行对这一构想很支持，表示乐于参加这部大型的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

多卷本《中国通史》各卷的编撰工作，从1982年起陆续铺开了。在这个过程中，本书主编和各卷主编在组织编撰队伍、制订各卷编撰提纲等工作中，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现在，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第一卷已经定稿，第三、五、六、八、十等卷已接近完成，其余各卷也在加紧撰写。从今年或明年起，它的部分卷、册就将陆续和读者见面。

二、三个鲜明的特点

多卷本《中国通史》是一部规模宏大的著作。但是，规模大并不足以说明它在编撰上的要求和特点。多卷本《中国通史》在编撰上的总的要求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结合历史资料，分析和表述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包含各历史时期的特点，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代表人物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应避免堆砌史料，也应避免以经典著作中的词句代替具体的历史表述。在这个总的要求之下，多卷本《中国通史》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它参照古今史书体裁优点，采用一种新的综合体裁。具体说来，全书除第一卷、第二卷应按具体情况分别处理外，一般都分为“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

“序说”，包括有基本史料的论述，研究概况的论述，本卷的编撰意图和要旨。

“综述”，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政治、军事大事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论述。对每一个时期的历史发展，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在每一阶段内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纪事本末体的形式进行表述。“综述”的开端，可以总论这一时期总的发展形势，结尾可以论述一下历史发展的趋势。各卷还注意到开端和末尾跟前后两卷联系起来。

“典志”，是关于经济、政治、军事及法典等制度的撰述。这一部分将包括必要的专门论述，有很大的容量，也有很大的灵活性，不必求全责备。“典志”这个名称，曾经有些同志提出用“分论”、“专论”等称法，也曾一度采用刘向“别录”的旧称，最后还是认为用“典志”这个名称比较恰当。

“传记”，主要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创业的君主、割据地方的首脑人物（旧史所称“世家”）、“载记”中的人物也可以按具体情况，考虑立传。此外，对于那些能反映代表社会某一方面的发展的情况，但不属于社会制度，不便列入“典志”的，也可以写出类传，如文学传、艺术传之类。人物传记，历来是我国史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十年，我国的历史著作不大重视写人物，从中更看不到完整的人物形象。有一个时期，甚至还有意地尽量回避对历史人物的表述，怕被说成是英雄史观的表现。但历史毕竟是由人的活动所构成的，有人民群众的活动，也有杰出人物的活动。这是不应回避，也回避不了的。从史学的社会目的来看，我们讲述历史、撰写历史容易引起人们兴趣，具有比较突出的社会效果的，主要还是各方面人物的传记。中国史学上有写历史人物传记的优良传统，多卷本《中国通史》把“传记”列为重要部分，也是试图继承这个优良传统。

这四个部分，包含着史论、编年、纪事本末、典志、传记等多种体裁，故谓之“综合体”。这是从各卷的情况来说的。从全书来说，第一卷是历史理论，第二卷是大量的图和说明这些图的文字表述。第三卷至第十二卷都包含“序说”、“综述”、“典志”、“传记”，这是更广阔的“综合体”。所谓“新综合体”者，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纪传体那样的旧综合体。

多卷本《中国通史》采用这种新综合体裁，主要有两个考虑：（1）中国史书的传统体裁很丰富，这是中国史学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批判地继承这一部分遗产，将有利于扩大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表现形式，促进我国的历史科学朝着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方向发展。（2）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述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史书的编撰，应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起来，使全书融为一体。多卷本《中国通史》在编撰体裁上的创造性的尝试，受到史学界许多同志的重视。

第二个特点：它在“通”的方面，有明确的要求。作为通史，一方面，要求全书各卷之间脉络贯通，要求于阐述沿革流变之中体现“通”的精神，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要求每一卷阐述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诸因素间的关系，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要求各卷阐述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包含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国与外国的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外社会历史之比较研究。此外，在年代上，它始于远古，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也是它在“通”的方面不同于现有许多中国通史著作的地方。

第三个特点：它在历史分期上，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跟中国历史的特点结合起来。多卷本《中国通史》把中国历史划分为远古时代（第二卷）、上古时代（第三卷）、中古时代（第四卷至第十卷）和近代（包括第十一卷，近代·前编，1840—1919年；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年）四个阶段。中古时代各卷的划分，则注意到中国封建社会一些重要皇朝之历史的完整性和中华民族这一部分历史的特点。

多卷本《中国通史》在编撰上的特点并不限于以上三个方面。例如，它强调把兄弟民族的历史作用在全国历史发展上的地位明确起来，以阐明中国历史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历史；它重视科学技术在中国历史进步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提出了全书科学技术史部分的撰写在内容上要注重科学性、全面性和系统性的要求，并专门组成《科学技术志》编写组，等等。这些也都具有鲜明的特点。

三、盛大的学术协作

多卷本《中国通史》规模大，体裁新，特点鲜明，但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工程，绝不是少数人在短时期内所能完成的。作为编撰这部大型《中国通史》的发起人和总主编，白寿彝教授从酝酿的时候起，就得到一些著名史学家和许多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和支持。几年来，我们深深感到：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史学工作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团结一致的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学工作者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感和对史学工作的事业心愈来愈强烈；老一辈史学家之间的诚挚友谊和他们在研究工作上的互相支持与激励，中、壮年史学工作者的开拓精神和敢于挑重担子的勇气，等等。这些条件，使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成为我国史学工作者的一次盛大的学术协作。著名史学家侯外庐热情地担任全书编撰工作的顾问，多次同白寿彝教授筹划、切磋有关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工作。全书编委会由著名史学家邓广铭、王振铎、邱汉生等和各卷主编组成，白寿彝教授任主任委员。第一卷至第十二卷的主编人是：第一卷，白寿彝主编；第二卷，苏秉琦主编；第三卷，白寿彝、徐喜辰、杨钊主编；第四卷，白寿彝主编；第五卷，何兹全主编；第六卷，史念海、陈光崇主编；第七卷，陈振主编；第八卷，陈得芝主编；第九卷，王毓铨主编；第十卷，周远廉、孙文良主编；第十一卷，林增平、章开源、龚书铎主编；第十二卷，王桧林主编。这里，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名家，也有成绩斐然的中、壮年学者。这样一个编委会，是很令人鼓舞的。

还有一些名家和学者，也热情地为多卷本《中国通史》撰稿，他们当中有王静如、周一良、胡厚宣、张政烺、孙秉莹、万九河、斯维至、韩国磐、田余庆、安作璋、高敏、陈述等几十位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

尤其要提出的是，有些研究机构慨然把多卷本《中国通史》中的某些需要撰写的部分，直接列入本机构的研究计划，并作为重点项目对待。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把多卷本《中国通史》各卷的“科学技术志”的编写工作纳入本所的科研计划；河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把第七卷纳入本所的科研计划；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把第五卷作为近期的主要科研项目；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唐史研究所，把第六卷的撰写工作作为近期的主要工作；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也把第八卷的编写工作跟本室的科研计划统一起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在教学工作繁忙的情况下，也将把第十二卷的编写工作作为今后三四年中的主要科研任务；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将自始至终把协助白寿彝教授作好全书的组织工作、联络工作视为本所主要工作。

这里，我不便过多地占用《历史教学》杂志的宝贵的版面，来叙述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出现的一些动人之事，感人之言。我只是通过上面那些介绍性的叙述来说明：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的的确确是我国历史学、考古学、文博学、自然科学史等方面的学者、专家的盛大的学术协作和联合攻关；这支编撰队伍的形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几年来我国学术工作者为发展我国的历史科学事业的进取精神和现实可能性。当然，编撰这样一部大型的中国通史，还会遇到不少的困难。但是，有了这样一支编写队伍，可以相信，困难是会被一一克服的，这项大的历史撰述工程是能够获得成功的。

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一直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的支持，得到全国许多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支持，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得到其他方面许多同志的支持。1983年，它先后被全国历史学科规划会议列为全国重点研究项目和教育部重点研究项目。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全国许多报刊先后报道了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对此，主编白寿彝教授曾一再说：“这是对我们的鼓励，也是对我们的鞭策。我们一定要加紧工作，不辜负各方面同志们的希望！”

[1] 原载《历史教学》1985年第5期。

[2] 参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所附《范文澜生平年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