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09年）是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纪念会上，参加会议的学者们，往往都要提到白寿彝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说过的一句话：“我70岁才开始做学问。”白先生在世时，这句话在史学界颇已传开。现在，他已经去世近十年，人们对这句话的深意仍在重复着、思考着。

这句话的内涵和魅力究竟在哪里呢？它反映了白寿彝先生怎样的一种精神境界？作为他的学生，起初我并没有认真想过，只是感到白先生有一种十分乐观地从事自己事业的**。直到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我得知中央电视台将在一个直播节目中，要我就白先生的学术成就谈谈自己的认识。这样重要的事情，我自然做了应有的准备。然而，当我到了中央电视台时，电视台的记者却向我提出了一个我未曾预料到的问题：“白寿彝先生曾经说过，他70岁时才开始做学问，您是怎样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的？”直播很快就要开始，容不得我多想，只能很快地做一些思索，结合白先生平素的言谈，从时代、学品、积累和创新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认识。

第一，这句话反映了白先生对当时所处时代的欢欣鼓舞。他常说，现在不像过去，总是在“开会”，安不下心来，做不了什么事情。现在好了，会开得少了，能够安心坐下来做点学问了。这几句话，当时讲得很自然、平常。白先生作为一个70岁的学者，经历了太多的历史变动。在以往那些年代，不是完全不可以做学问，但比之改革开放之后来说，毕竟有很大的不同。我说他对当时的时代有一种欢欣鼓舞的心情，应是比较贴切的。

第二，这句话反映了白先生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他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又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研究》杂志编委，在史学界享有盛誉，并曾多次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出国访问。他的《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史纲要》、《中国回教小史》、《回回民族底新生》，以及他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等，在学术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他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很高的起点，因而受到同行的格外关注和重视。在这样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影响面前，他在70岁时却坦然地表示才开始做学问，表明他对“学问”有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认为那是一个不可穷尽的宝藏，学人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学步”之中。白先生把他的第一部论文集命名为“学步集”，正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境界。

第三，这句话还反映了白先生对于积累和创新关系的认识。作为一个毕业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人，年届七十，自有相当深厚的学术积累，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对这种学术积累如何看待。在白先生看来，以往的积累，只是进行新的学术研究的准备。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20世纪80年代初，白先生住在西城区兴华胡同13号，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商量工作时，白先生很兴奋地说，现在条件好，可以坐下来写点东西，这两年几乎每个月都发表文章，这是过去做不到的。听到白先生这样说，我大胆地提出建议：是否可以把改革开放以来这几年发表的文章汇集起来，编成《学步集》二集。白先生摇摇头微笑着说：“我现在想要做的，不是整理过去的东西，而是要创造新的东西！”我听了以后，深悔自己失言。这件事情过去二十七八年了，宛如昨日。现在回想起来，白先生当时着手做的几件学术工作，一是大型《中国通史》编纂的起步，二是《史学概论》和《中国史学史教本》的编写，三是《回族人物志》的筹划等，都是白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卓有成效的学术创新工作。正如他在1982年接受上海《文汇报》记者郭志坤同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由此看来，白先生说的“70岁才开始做学问”，其含意之一，是把70岁以前的学术积累看作是学术创新的起点，而起点愈高，其创新之意也愈显。白先生的学术生涯确确实实证明了这一点。

人生几十年，往事如烟，时隐时现。但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之际，中央电视台记者对我的现场采访，以及记者向我提出的问题和我的简要的回答，却记忆犹新，铭刻于心。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纪念白寿彝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有些老先生在讲话中，表示要以白先生说的“70岁开始做学问”这句话激励自己，表达出向白先生学习的心情，令人感动不已。这又激发起我对那次采访的回忆和思考，于是又有了两点新的认识。第一点认识是：“70岁才开始做学问”这句出自一个史学家口中的质朴的语言，却有超出其质朴品格的学术影响力。由此我又想到，这句话中或许具有超出一般学术观点之上的一种治学精神，从而产生长久的影响，成为一代代后学激励自己献身于科学事业的格言。第二点认识是：白先生以70岁高龄表示“开始做学问”，充分显示出他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生命价值的珍惜。对于一个有理想、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来说，热爱生命固然重要，但珍惜生命的价值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对于一个有社会影响的学者来说，生命既属于个人，同时也属于社会。因此，他的生命的价值，既是个人价值的体现，同时又是这种个人价值社会化的体现。白先生以其生命中最后20余年的时间，做了许多学术工作，尤其是完成了12卷22册的《中国通史》巨著，为20世纪几代学人奋斗的“中国通史”编纂事业画上一个极有分量的句号，矗立起一座中国通史的丰碑，同时也让世人看到了这位历史学家的最后的生命之光。

在白寿彝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我想到了许多许多。本文所说的这些，就是其中我最想说的事情之一。这里，我不禁从心底里发出这样的感慨和敬意：伟哉，70岁开始做学问！

[1] 原载《群言》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