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学家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学术事业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为社会进步、历史发展做出贡献？白寿彝先生在70年的治学道路上所积淀与培养起来的治学精神和学术风格，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1993年白寿彝先生85岁时，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一部论文集，以示祝贺，书名叫作《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1998年，为祝贺白先生九十华诞，史学研究所又编辑、出版了一部论文集，书名是《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关心历史前途，注重理论建设，是从两个重要的、带根本性质的方面反映了白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风格，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这里，想从几个比较具体的方面，谈谈白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风格。

第一，正确的治学方向。这主要是对理论的兴趣和对时代的关注。1937年，28岁的白寿彝先生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中国交通史》。他在本书第五篇第六章“中国交通事业之前途”中指出，近90年来中国交通事业虽有一定的进步，但是“若和世界各先进国相较，这只能算中国交通事业之现代化的开始，距现代式的规模之形成，尚相去甚远”。他进而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中国交通事业发展的六大障碍，认为：“在这个时候，国难严重到了极点、这种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业是需要政府和人民拼命去作的。我们的一部中国交通史，究竟是一部失败史或是一部胜利史，在最近的数年就要决定。这个时代已不是再容我们优游岁月的时候了。”他的理性思考和爱国**，洋溢在字里行间。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起，寿彝先生自觉地、积极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陆续发表、出版了以唯物史观阐述民族问题、疆域问题、中国历史进程问题等的论著，开始从进步的历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从爱国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发表的《谈史学遗产》、《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等文，反映了他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史学遗产、探讨史学发展规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从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他撰写的《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系列文章和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史学概论》、《中国通史》的《导论》卷，以及对整个《中国通史》框架、脉络的规划等，更进一步反映了他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和史学方面的造诣。近20多年来，他反复强调：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撰写中国历史，这是一种责任，既是对中华民族的责任，也是对世界各国人民的责任。

第二，通识的学术旨趣。从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到章学诚总结“通史家风”，中国史学历来有追求通识的优良传统。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也都以通识著称。白寿彝先生的治学道路，也是不断追求通识的过程，而且具有鲜明的特色。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专业内部的贯通，如他关于史学遗产的论述、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范围、分期的论述；其《说六通》一文对通识旨趣的论述，是在中国史学史方面的贯通。又如，在《中国通史纲要》叙论和《中国通史》的《导论》卷中，他关于中国历史进程的认识，尤其是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的认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中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等，这是中国历史方面的贯通。这种专业内部的贯通，正是史家得以具有“别识心裁”的基础。二是关于不同专业之间的会通，如中国史学史和中国通史，在历史学科范围里本是两个专业，一般说来，是难以兼顾的。白寿彝先生在会通上述二者方面，显示出了独特的学术风格和很高的通识境界，即史学史方面的深入研究，提高了编撰中国通史的水准；对中国通史的全面认识，提出了史学史研究的许多新问题，从而开拓这一研究的新领域。三是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如哲学、宗教、民族、文学等，白先生在70年的学术生涯中对它们都产生过兴趣，都做过研究，并善于把它们沟通起来，从而在史学这个领域里凸显出不同学科融会贯通所能达到的那种气势、器识和魅力。

第三，突出的创新精神。20世纪80年代初，《文汇报》一位记者访问白先生时，白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今后我仍将走新路。”这是一位已经度过了“知天命”之年的学者的格言。前50年的回顾，后20年的前瞻，都包含在这句话中了。白先生在学术上的创新精神，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撰述上的创新，70年代后期以来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史学概论》、《回族人物志》、多卷本《中国通史》，以及他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等，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许多创新之处，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另一个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理论上、见识上的创新。新中国成立后，白先生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历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堪称一代学人的榜样之一。80年代初，他又明确地提出这样的认识：“我们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结合研究对象提出新的理论认识，这不是矛盾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在这个认识基础上，白先生焕发出了极大的理论上的创造力。如他对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内部统治阶层变化的分析，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之认识的阐述，对阶级社会中国家职能的辩证认识，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在中国历史进程及其分期上的重要地位的论述，等等，都是历史认识方面的重要的新见解，对研究和撰写中国历史具有指导意义。

第四，强烈的责任意识。白寿彝先生近20年来，反复阐述史学在教育上的重要作用。1983年，他出版了一本论集《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反映出了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强烈的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既是对历史的责任，也是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同时又是对公众的责任。因此，白先生在史学工作上强调历史感与时代感的统一，强调史学工作者要关注现实、要研究和现实有关的重大问题，强调历史教育在推动爱国主义、民族团结、认识历史前途、提高个人修养方面的积极作用，强调历史撰述应力求准确、生动，深入浅出，使更多的人能够读、喜爱读，强调历史教学应有利于教师和学生朝着这些方面发展与提高，等等。他认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应出其所学，为社会进步服务，为历史发展服务。”70年的治史道路，白寿彝先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1] 原载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9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