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版本的确定，是元人文集选择之后的第三步工作。《全元文》注意选取那些刊板流传较早，能够较完整地保存作者文章原貌的版本，同时也重视收存抄录、校勘精良的善本。当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有时也不能尽如人意。
一、始刊本与早期刻本
《全元文》注重利用元人文集的早期刻本，在182位作者的203种文集中，《全元文》采录元刊本8种，元刊明修本2种，明刊本32种，明刊清修本2种，合计44种。这些版本对于《全元文》的意义，不在于其年代久远，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而在于其刊板时间与作者写作的时代较为接近，能够较好地保存作品的原貌。其中国家图书馆藏元延祐六年（1319）李怀素刊本《知常先生云山集》，是《全元文》存录的刊板年代最早的元人文集，至今已有近七百年历史。原书5卷，诗3卷文2卷，今存本已残，仅存卷3至5，所幸残佚部分恰是诗集，文集部分尚保存完整，《全元文》即据之收录蒙古国时期全真道士姬志真的文章。
在《全元文》采录的元刊本中，大部分是作者文集的始刊本。如元前期名臣刘敏中，“以文学受简知，致身通显，朝廷典册，钜公铭诔，所著为多”。[1]刘氏卒后，诗文集藏于家中，学者不可得见。元统二年（1334），其婿魏谊将刘敏中集刊板传世，嘱韩性为之序。此为敏中集的始刊本，上距延祐六年（1319）刘氏辞世，不过十五年。《全元文》即据国家图书馆藏来自台湾的元元统二年刊本《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25卷的缩微胶片，收录刘敏中的文章，避免了使用《四库全书》辑佚本或清抄本可能出现的传抄错误。又如元代名僧释大??，传世文章多至340余篇。其诗文集《蒲室集》15卷、附《书问》1卷、《疏》1卷、《笑隐和尚语录》1卷，为大??生前所编刊，后至元四年（1338）虞集作序。《全元文》收录释大??文集，也是以始刊的元后至元本为底本，很好地保存了大??作品的原貌。又如色目名臣马祖常（1279～1338），中延祐二年元朝首科进士，握手历清华，践任台阁，诗文温厚典则，有汉唐之风。祖常卒于后至元四年，门生苏天爵编其诗文为《石田先生文集》十五卷，后至元五年刊刻于扬州儒学。《全元文》即据此始刊本收录马祖常之文集。此外，《全元文》用为底本的元至顺元年（1330）宗文堂刊本《静修先生文集》，元刊本《村西集》与《西翁近稿》，也都是刘因、谭景星文集的始刊本。
《全元文》使用的其他元刊本或元刊明修本，即使不是作者文集的始刊本，也都是现今存世的最早版本。如陈旅（1288～1343），字众仲，兴化莆田（福建莆田）人。幼孤，笃志于学，师从乡先生傅古直，出为闽海儒学官。马祖常出使福建，勉其游京师。虞集见陈旅文章，赞赏有加，相与讲习。以荐授国子助教，元统二年（1334）出为江浙儒学副提举，又入朝任翰林应奉文字、国子监丞，至正三年卒。陈旅博学洽通，以文章名世，为文典雅峻洁，求合于先秦古作及唐宋大家。著作《安雅堂集》13卷，为其子陈吁编次，至正九年（1349）张翥、十一年林泉生作序，至正中刊行。元刊本今已不存，国家图书馆藏有元至正刊明修本《陈众仲文集》13卷（卷8至卷13配清抄本），且有黄丕烈等名家跋语，黄丕烈、钱大昕、瞿熙邦填补缺字，是今存陈旅文集的最早版本。[2]《全元文》即据此版本，收录陈旅集中文章184篇，补集外文6篇。同样，《全元文》收录元刊本《艮岩余稿》，元至正十四年（1354）刊本《张文忠公文集》，元刊明宣德七年（1432）修版重印本《养蒙先生文集》（存卷1至卷5），也分别是梅应发、张养浩与张伯淳文集的传世诸本中刊刻年代最早的。
《全元文》使用的明刊本亦有部分是元人文集的始刊本。如李存（1281～1354），字明远、仲公，称俟庵先生，饶州安仁（江西余江）人。应科举不利，居家教授，与祝番、舒衍、吴谦合称江东四先生。至正十四年卒。李存博学工古文，殁后，子李卓编订其诗文为《番阳仲公李先生文集》31卷，明洪武、永乐间涂幾、邹浚先后作序，永乐三年（1405）由重孙李光刊行。《全元文》收录李存文章353篇，依据的就是其文集的始刊本——国家图书馆藏明永乐三年李光刊本。[3]同此，《全元文》收录的明洪武十一年（1378）黄钧刊本《秋声集》9卷，明初刊本《白云稿》11卷，也都是黄镇成、朱右文集的始刊本，弥足珍贵。
当然，《全元文》采纳的明刊本，绝大部分还是元人文集传世版本中的最早本。比如元代儒学大师吴澄（1249～1333），字幼清、伯清，称草庐先生，抚州崇仁（江西崇仁）人。宋咸淳举人，试进士不利，构草庐讲学著述。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访贤江西，挽之入京，不受荐，以母老辞归。吴澄不乐仕进，大德末任江西儒学副提举，至大间为国子监丞、升司业、拜集贤直学士，至治、泰定间超拜翰林学士，为经筵讲官，主持编修《英宗实录》，其后皆以疾辞归。元统元年卒。吴澄是元代最重要的儒学大师，以道统自任，《易》《书》《礼》《春秋》皆有著作，与许衡并称南北大儒。其文章亦词华典雅，斐然可观。有《支言集》100卷、《私录》2卷，凡文90卷、诗10卷，澄孙吴当所编，元代刊行。不幸元末刻板毁于兵火，刊本亦有散佚。明永乐四年（1406），五世孙吴爟取家藏元刊本重新刻梓，篇类卷次悉存其旧，不加更改，惟散佚篇章，则列篇题于各卷之末。其后又有宣德十年（1435）五世孙吴炬刊本《临川吴文正公集》100卷，多《外集》5卷。清修《四库全书》，即据明永乐本收录《吴文正集》100卷。明成化二十年（1484），江西抚州方中、陈辉将100卷本重新编卷刊刻，成《临川吴文正公集》49卷、《道学基统》1卷、《外集》3卷、《年谱》1卷。其后又有明万历四十年（1612）刊本、清康熙六年（1667）活字印本、雍正活字印本、乾隆五十一年（1786）万氏刊本等版本，皆据改编后的49卷本刊印或排印。百卷本是吴澄文集的第一次编订，但元刊本、明永乐刊本今皆不存，宣德刊本仅国家图书馆藏有残本一部，存28卷，残佚泰半，无法使用。《四库全书》本年代偏晚，且有抄录之误与删改之嫌，不宜采用。49卷本虽是百卷本吴澄集的改编本，但成化二十年刊本仍存世，是传世各版本中年代最早的。所以，《全元文》以明成化刊本《临川吴文正公集》49卷为底本，收录吴澄文集1422篇，而以《四库全书》本《吴文正集》100卷为校本，另补集外文38篇，既采用了年代较早的刊本，又参考到不同流传系统的版本，在版本的选用上还是恰当的。[4]
即便是《全元文》采录的清刊本，也不乏元人文集的始刊本或最早传世本。如陈栎（1252～1334），字寿翁，号定宇，徽州休宁（安徽休宁）人。延祐元年（1314）乡试中举，不赴春闱，教授于家，元统二年卒。陈栎学宗朱子，著《尚书蔡氏集传纂疏》等。其文集元明未见流传，今存《陈定宇先生文集》16卷、《别集》1卷，凡文15卷，诗及诗余1卷，为其族孙陈嘉基辑录，始刊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戴有祺序，叶仪跋。《四库全书》据此本收录陈栎集。《全元文》亦据这部陈栎文集的始刊本，收录文章281篇，集外文2篇。[5]又如清康熙十八年（1679）《汪氏三先生集》刊本汪克宽《环谷集》8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郑氏祠堂刊本《义门郑氏奕叶文集》中的郑涛《药房集》和郑泳《半轩集》，也都与陈栎文集相类，是清初由作者的裔孙辑录始刊的元人文集。此外，《全元文》收录的清乾隆三年（1738）俊逸亭刊本沈贞《茶山老人遗集》2卷，乾隆刊本姚琏《云山一懒翁集》2卷，嘉庆十一年（1806）衍庆堂刊本周闻孙《鳌溪周先生文集》4卷，也都是作者文集的最早传世本。
二、影印元明善本
《全元文》还注意利用丛书中影印的元明善本。影印本相对于原本而言，并没有文物价值，还可能出现个别的描摹错误，但它可以基本如实地反映原本的面貌，有利于善本的流传与使用，又较重刊本、改编本、传抄本等为优。《全元文》有效地利用了《四部丛刊》《选印宛委别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影印丛书，从中选录了23种元人文集的影印本，包括影印元刊本6种，明刊本9种，清抄本7种，武英殿聚珍本1种。
《全元文》选录的6种影印元刊本，无一不是作者文集的始刊本。如袁桷（1266～1327），字伯长，号清容居士，庆元鄞县（浙江鄞县）人。至元中，为丽泽书院山长。大德间，以阎复、程钜夫等荐，授翰林检阅，历翰林应奉、修撰、待制、集贤直学士、翰林直学士，官至翰林侍讲。泰定初辞归，四年卒。袁桷受业于戴表元、王应麟，家富藏书，博学通典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文章“博硕伟丽，有盛世之音”，在朝践历清华，八登翰苑，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著作宏富，文采风流，承前启后，称一代文章之钜公。[6]袁桷《清容居士集》50卷，初刻于元，后有明宁波府刊本。但刊本稀见，今仅国家图书馆藏有元刊本一部（配清抄），此外只有清抄本数部，分藏国家、上海、重庆图书馆。《全元文》据民国十八年（1929）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收录《清容居士集》中文章790篇，补集外文21篇。这是通过影印本来收录元人文集初刊本的范例。[7]
又如柳贯（1270～1342），字传道，号乌蜀山人，婺州浦江（浙江浦江）人。大德四年（1300）任江山县学教谕，历昌国州学正、国子助教、博士、太常博士、江西儒学提举，至正元年（1341）为翰林待制，二年卒。柳贯受经于金履祥，学文于方凤。《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文章原本经术，精湛闳肆，与金华黄溍相上下。其诗文早年多不存，四十余游燕京，始陆续集为《游稿》《西邕稿》《容台稿》《钟陵稿》《静俭斋稿》《西游稿》《蜀山稿》七稿。至正十年（1350），余阙得柳贯文于其子柳卣，使柳氏门生宋濂、戴良选择精萃，编次为《柳待制文集》20卷，余阙、危素、苏天爵为之序，宋濂跋，刊刻于浦江学官。其余则分类誊抄为《别录》20卷，藏于家，后世不传。与袁桷集不同，《柳待制文集》刊本众多，除元至正浦江刻本外，又有明永乐四年（1406）柳贡补刊本22卷，明天顺七年（1463）张和、欧阳溥刊本，清顺治十年（1653）冯如京刊本，顺治十一年范养民、张以迈刊本，顺治十一年刊康熙五十年（1711）、六十一年傅旭元、曾安世重修本，嘉庆十九年（1814）爱竹居聚珍本，道光二十一年（1841）重刊本等多种。其中元至正浦江本惟存一部，藏于上海图书馆，不便于使用。国家图书馆仅有元刊递修本的残本，存卷10至卷15，残佚泰半，亦无法利用。《全元文》据《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浦江刊本，收录《柳待制文集》的文章268篇，集外文31篇，也是借影印本的便利收录元人文集的初刊本。[8]
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松雪斋文集》，更值得一提。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江苏湖州）人，宋宗室。至元二十三年（1286）奉召入朝，授兵部郎中。成宗初，参与修撰《世祖实录》与金书藏经，历集贤直学士、江浙儒学提举、翰林侍读学士。仁宗时，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赵孟頫博学多才，深研律吕，善鉴古器，尤精书画，亦著文名。所著诗文，亲自编订为《松雪斋集》，大德二年（1298）戴表元作序，然未曾刊刻。孟頫卒后，次子赵雍托乡人沈璜补充校正，成《松雪斋文集》10卷、《外集》1卷，后至元五年（1339）由花溪沈伯玉家塾刊行，是为赵氏文集的始刊本。其后翻刊传抄不断，有明初刊本、天顺六年（1462）岳璿刊本、万历崔邦亮刊本、清康熙清德堂刊本、康熙曹培廉城书室刊本、道光翻刻城书室本、光绪八年（1882）杨氏重修城书室刊本，及清抄本多种。后至元沈氏刊本今惟存残本一部，藏于国家图书馆，卷6至卷10已经缺失，只有卷1至卷5与《外集》共6卷尚存。幸而《四部丛刊》有影印后至元刊本的全本。《全元文》即据这部影印的赵氏文集始刊本，收录《松雪斋文集》与《外集》中的文章110篇，避免了重刊本或抄本在翻刊传抄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保存了赵孟頫作品的原貌。[9]
与此相同，《全元文》用作底本或部分底本的民国十八年（1929）《四部丛刊》二次印本影印的元刊本《金华黄先生文集》43卷（黄溍）、元至正十二年（1352）宋璲写刊本《渊颖吴先生集》12卷（吴莱），1997年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元刊本《太平金镜策》8卷（存卷3至卷8，赵天麟），以及《四部丛刊》影印明洪武刊本《清江贝先生文集》30卷（贝琼），也都是利用影印本收录元人文集的始刊本。
《全元文》还利用到丛书影印的一些精良抄本。如蒙古国时期的重臣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燕京（北京）人。契丹贵族后裔，仕金为尚书左右司员外郎。蒙古军攻占燕京，拜万松老人学佛，释名从源。1218年，应成吉思汗召至漠北，后随之西征，备咨询。太宗即位，渐受重用，1231年任掌管汉文书的必阇赤长，汉人称中书令，兴立文治，改定制度，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发展中原经济文化的措施。太宗晚年楚材渐受排挤，乃马真后称制四年卒。耶律楚材诗文集名《湛然居士集》，为其生前编刊，万松行秀、王邻、孟攀麟、李微等为之序，太宗窝阔台六年（1234）胡氏刊行于世。其后刊本绝少，皆以抄本传世。直至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始有袁昶《渐西村舍汇刊》本。楚材集的元刊本不传，国内今存明清抄本约二十部。其中南京图书馆有影元抄本一部，不便于使用，好在《四部丛刊》以无锡孙氏小渌天藏影元抄本影印行世，较为方便。影元抄本据元刊本影抄，版式行款与元本同，虽也不免有抄录失误，但在元刊本失传的情况下，较之其他的明清抄本明显为佳。因此，《全元文》据《四部丛刊》影印影元抄本《湛然居士集》14卷，收录耶律楚材文97篇，补集外文1篇，版本的选取也很得宜。[10]
三、抄本的选用
除刊本和影印本外，《全元文》也重视对有文献价值的抄本的利用。因为有的元人文集从未刊刻，一直以抄本的形式流传，有的虽早期有刊本，但刊本今已不传或不便利用，因此，对抄本的检择利用，也是势所必然。更何况一些好的抄本还往往有名家校跋，有利于校订原本的错误，了解版本的流传。《全元文》选录明抄本5种，清抄本19种，民国抄本2种，加上丛书中影印的7种清抄本，共利用抄本或影印抄本33种，约占全书文集版本的1/6。
《全元文》采录的明抄本各有特色。如元末文士陈基（1314～1370），字敬初，号夷白子，台州临海（浙江临海）人。从学于黄溍，随至京师，授经筵检讨。为人草谏章获罪，避归寓吴，教授诸生。元末仕于张士诚，累升学士，书檄多出其手。入明，预修《元史》，洪武三年卒。陈基有《夷白斋稿》35卷，凡诗11卷文24卷，至正二十四年（1364）戴良编次并序。明人朱存理等又辑录《外集》1卷，诗文合卷。明弘治八年（1495），吴人张习得《夷白斋稿》半部，又从友人处裒辑陈基诗文，重编为《夷白集》12卷，附录明尤义撰《陈基传》一篇，刊板行世，诗文与35卷本互有出入。《夷白斋稿》35卷，是陈基集的第一次编订本，但从未刊行，一直以抄本流传。今存最早传本，为国家图书馆所藏明抄本，曾据弘治本有所校订。此本又是《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的底本，影印时，胡文楷曾作《补遗》1卷，补充弘治本多于35卷本的诗文。而明弘治张习本《夷白集》12卷，虽是刊本，且是传世本中时间最早者，却是陈基集的重编本。而且张习编刊元人文集，力求以篇目多出前人取胜，所辑作者诗文并不完全可靠。[11]因此，《全元文》据国家图书馆所藏明抄本收录《夷白斋集》《外集》，得文章188篇，而仅以明弘治刊本为校本，并据之补充《补遗》文章23篇，加集外文3篇，版本的选取是慎重的。[12]
赵汸文集的情况，与陈基有所不同。赵汸（1319～1369），字子常，号东山，徽州休宁（安徽休宁）人。先后从学黄泽、虞集，通诸经，尤邃于《春秋》。乃筑东山精舍，读书著述于中，《易》《春秋》皆有著作。明初预修《元史》，洪武二年卒。赵汸死后，门人汪荫裒辑诗文为一编，门人范准又加搜罗补缀，洪武初汪仲鲁为之序。嘉靖中，鲍志定之父棠野公据汪、范辑本，收摭遗文，总汇成集，为《东山赵先生文集》12卷，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由汪豫庵刊板行世，有鲍志定序。嘉靖刊本今已不存，惟国家图书馆藏有明抄本一部，另有《诗补》《文补》《附录》各1卷。其后又有清康熙二十年（1681）赵吉士刊《赵征君东山先生存稿》7卷、《附录》1卷，有赵吉士重刊跋。《四库全书》亦据康熙本收录。《全元文》据明抄本《东山赵先生文集》《文补》收录赵汸文章127篇，校以《四库》本《东山存稿》，补文1篇，又补集外文4篇，这是以传世本中时代最早的明抄本收录作者文集。[13]
其实，《全元文》收录的清抄本也有很大部分属于这种情况。如李继本《一山文集》9卷，原有明景泰李伸刊本，今不传。传世本有清抄本三部、《四库全书》本及《湖北先正遗书》本，《全元文》选用年代最早的清康熙金侃抄本（国家图书馆藏），收录李继本文章99篇，集外文1篇。[14]又如安熙《默庵安先生文集》5卷，原无刊本，仅以抄本传世。今存清抄本十余部，以及《四库全书》本、《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全元文》亦以早于《四库全书》的清康熙金侃抄本收录安熙文25篇。[15]与此相同，《全元文》收录的缪荃孙校清抄本《寓庵集》7卷（李庭），清初抄本《石初集》10卷（周霆震），宋宾王校跋清抄本《燕石集》15卷（宋褧），清张月霄爱日精庐抄本《铁崖漫稿》5卷（杨维桢），也都是传世本中年代最早的清抄本。
吴海文集使用明抄本，则是不得已之举。吴海（？～1387），字朝宗，号鲁客，福州闽县（福建福州）人。元末以学行称，为贡师泰、林泉生所推重，绝意仕进。明初以史局征，力辞。有《闻过斋集》8卷，明建文三年（1401）门生王偁所编，徐宗起等作序，于建宁刊行，其后有明成化邵铜刊本。《四库全书》与《嘉业堂丛书》亦据8卷本收录。此外，另有明祁氏淡生堂抄本《闻过斋集》4卷，为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张氏正谊堂刊本、同治《正谊堂全书》本与《丛书集成初编》本之祖本。明建文刊8卷本今已不存，传世版本中最早的是成化邵铜刊本，但仅存两部，分藏于南京和福建图书馆，不便利用。国家图书馆藏有明抄本《闻过斋集》8卷（卷1至卷3配清抄本）一部，是8卷本中时间较早的传本，《全元文》即据此明抄本，收录吴海文章154篇，集外文2篇。[16]
《全元文》使用的清抄本也有一部分与吴海文集情况类似。如李士瞻（1313～1367），字彦闻，荆门州（湖北荆门）人，寓居大都。至正十年（1350）领乡荐，历中书右司掾、刑部主事、枢密院经历等，累升户部尚书，出督福建海漕。以功入朝为中书参议，仕至翰林学士承旨，至正二十七年卒。李士瞻有《经济文集》6卷，为其曾孙李伸编次，今存明正统九年（1444）刊本一部，藏于南京图书馆。又有天顺三年（1459）刊本一部，藏于吉林大学图书馆，均不便利用。国家图书馆藏有清抄本三部，其一为清修《四库全书》之底本，时间在诸清抄本中最早。《全元文》即据此清抄本收录《经济文集》文章92篇，亦属不得已而为之。[17]与此相似的还有唐肃《丹崖集》8卷，《吴兴沈梦麟先生花溪集》3卷，陈高《不系舟渔集》15卷，都是由于时间较早的明抄本或清抄本馆藏外地，使用不便，不得已而采用较好的清抄本。
《全元文》选用的清抄本中也有较为精良的影元抄本。如蒲道源（1260～1336），字得之，号顺斋，兴元南郑（陕西汉中）人。初为郡学正，后归乡教授。皇庆二年（1313）征为翰林编修，进国学博士。延祐七年（1320）辞归，后至元二年卒。道源恬于仕进，以濂洛诸儒之说倡于汉中。黄溍称其“以性理之学施于台阁之文”，[18]为文平实显易，不尚华藻。道源死后，其子蒲机裒辑遗文为《顺斋先生闲居丛稿》26卷，于至正十年（1350）刊板行世，黄溍作序，是为道源集之始刊本。其后未曾重刊，多以抄本传世。上海图书馆藏有元至正十年始刊本的全本一部，不便使用。国家图书馆则仅存残本卷14至卷26，前半部已残佚。幸而北大图书馆李盛铎藏书中有清张月霄爱日精庐旧藏影元蓝格抄本一部，版式行款与元至正刊本完全相同。《全元文》遂用为底本，收录蒲道源文章285篇，并据元刊残本校正错误，尽可能地保存了道源作品的原始风貌。[19]
《全元文》采纳的清抄本还有一些是作者文集的惟一传本，如上海图书馆藏清劳权校抄本杨维桢《铁崖赋稿》2卷，国家图书馆藏清嘉庆元年（1796）抄本史伯璿《青华集》4卷、京师图书馆抄本蒋易《鹤田蒋先生文集》2卷、清抄本吕不用《得月稿》7卷。这些抄本虽抄写时间较晚，在文献流传史上却是弥足珍贵的。
四、精校本
《全元文》在选择元人文集的版本时，不仅重视版本时间的早晚，也善于利用校勘精良的善本。有的文集，时间最早的版本并不是最好的传本，而一些时间较晚的版本，由于经过后人的校勘，反而成为校订精良的善本。如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30卷，传世的最早版本是明万历九年（1581）戴洵刊本，分藏于上海和杭州大学图书馆，另有《四部丛刊》影印明万历刊本，可资以利用。然而万历本虽刊板较早，却错误颇多，并非善本。而清道光二十年（1840）郁松年刊刻的《宜稼堂丛书》本，经过郁松年校勘，附有《札记》1卷，可以订正戴表元集的错误。且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部《宜稼堂丛书》本，还附有清沈炳垣校跋，并抄录清何焯的批校及跋。所以，《全元文》选用此本作为戴表元文集的收录底本，仅以《四部丛刊》影印明万历本作为参校本。
五、四库本的使用与失当
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使用，是《全元文》中必须说明的重要问题。《四库全书》是清乾隆时编纂的一部大型丛书。作为历史上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本来应该有利于历史文献的整理、保存和流传，它也确实部分起到了这些作用。但是由于清廷寓禁于修的编纂宗旨，在修纂过程中，除对许多书籍禁毁或放入存目不予收录外，即使收入《全书》的文献，也一律经过四库馆臣的审核、删削与修改。对于元代文献而言，比其他朝代还增加了对少数族人物姓名、地名等的有意更改，因而导致了这些历史人物、历史地名的歧异与辨识的困难。再加上《四库全书》以抄本存世，尽管每一部典籍都有校对、总校等多名官员校订、覆勘，还是难以避免誊录过程中衍夺脱略等失误。所以。在有其他较好的版本可资利用的情况下，一般不应轻易使用《四库全书》本作为收录底本。然而，《全元文》确实较多地采用了《四库全书》。在收录的203部元人文集中，共有61种使用了《四库全书》本作为底本，几占全部的30%。这其中又存在五种情况：
其一，《永乐大典》辑佚的元人文集。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文献的逐渐散佚不可避免，但是在《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等大型类书中，往往分类保存着散佚文献的众多资料。《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馆臣们曾从这些类书中辑录了500多种已经散佚的书籍，使这些文献借《四库全书》得以部分恢复、保存和流传。这是文献学史上的大功绩。元代的失传文献，主要辑录自明初修纂的《永乐大典》，在《永乐大典》损毁之后，这些《永乐大典》的辑佚文献更显得宝贵。《全元文》收录的元人文集，也有25种是出自《永乐大典》的辑佚本，其中22种使用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为底本，只有舒岳祥《阆风集》12卷、刘辰翁《须溪集》7卷和姚燧《牧庵文集》36卷，分别使用了《嘉业堂丛书》《豫章丛书》和《四部丛刊》影印武英殿聚珍本。这些元人文集原已散佚，通过辑录重新编订成集，收入《四库全书》。因此，凡是原集已经散佚，又从《永乐大典》中重新辑录的元人文集，《四库全书》本就是时间最早和校订较精的版本，其他版本则源出于《四库》本。如《大典》辑本中卷帙较多的胡祗遹《紫山大全集》26卷，除《四库》本外，只有清乾隆翰林院抄本和民国十二年（1923）河南官书局《三怡堂丛书》刊本两种版本。刘将孙《养吾斋集》32卷，另有乾隆翰林院抄本、浙江图书馆藏清孔氏寿云簃抄本、北大藏清抄本和民国二十三年（1934）上海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文渊阁本四种版本。王沂《伊滨集》24卷，另有乾隆翰林院抄本、清八千卷楼抄本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三种版本。所有上述抄本、影印本、刊本，无不源出于《四库全书》本。在这种情况下，《全元文》选用《四库》本作为收录底本是完全应当的。更何况，《全元文》使用的是文渊阁《四库全书》这部紫禁城藏本的影印本，相对于原藏于沈阳故宫的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和杭州的文澜阁另外三部存世的《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的抄录质量应该是最好的。
其二，以《四库全书》本补充善本之不足。如张伯淳（1243～1303），字师道，嘉兴崇德（浙江桐乡）人。宋末举进士，官至太学录。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起为杭州路学教授。二十九年奉诏入京，奏陈政事数十事，受到世祖重视，授翰林直学士。大德四年（1300）任翰林侍讲，七年卒。张伯淳不喜以藻翰自名，故殁后无成稿。其子河东宣慰副使张采，孙武康县尹张炯访求遗逸，辑为《养蒙先生文集》10卷，凡文6卷、诗3卷、词1卷，泰定、至顺间，邓文原、虞集先后作序，至正六年（1346）刊于家塾。明宣德七年（1432），又曾据元刊修板重印。清修《四库全书》，未见张伯淳集的刊本，云“其集刊板久佚，辗转传抄，残阙颇甚”，[21]遂据清厉鹗校抄绣谷吴氏本收录《养蒙集》。然而，至正本今虽不存，国家图书馆尚藏有元刊明宣德修板重印本的残本一部。此外，上海图书馆有明祁氏澹生堂抄本，国家、北京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图书馆亦各有清抄本一部。《全元文》选用今存最早亦最好的元刊明印本为底本，收录张伯淳文。但是此本已经残佚，仅存文集卷1至卷5，有文章87篇，尚缺卷6。故又取《四库全书》本补充卷6文章12篇，再加集外文4篇，不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原刊善本，避免了抄本在辗转传抄过程中难免出现的失误，而且保证了张伯淳文章的完整收录。[22]
其三，元人文集的传世诸本中，无优于《四库全书》的版本可资利用，只能使用《四库》本。比如宋元之际的方回（1227～1307），字万里，号虚谷、紫阳山人，徽州歙县（安徽歙县）人。宋景定三年（1262）进士，历官中外，皆有声誉。德祐元年（1275），宋丞相贾似道丧师鲁港，方回首上书论其罪当斩，时人壮之。后任建德知府。至元十三年（1276）元兵破临安，方回以城降，官建德路总管。至元十八年得代，不复仕。晚年寓居钱塘，卖文维生，后学尊师之。方回学宗朱子，著述甚多，有《桐江集》8卷（或作4卷）和《桐江续集》48卷两部文集，今已无刊本存世，都以抄本流传。《全元文》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商务印书馆《选印宛委别藏》影印清抄本，收录《桐江集》8卷，文章195篇；而对《桐江续集》中的133篇文章，则使用了《四库全书》本。据《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收录《桐江续集》，依据的是文征明、季振宜先后收藏过的元刊本，底本较为可靠。但是该书诗集部分残佚13卷，仅余29卷，文集部分虽有阙页，而卷帙差完。因此，四库馆臣删去原缺各卷，将存余各卷合编为《桐江续集》37卷，收入《四库全书》。[23]据《全国古籍善本书目》，国内现存《桐江续集》48卷的五种清抄本，分藏于国家、北京大学、南京和南京大学四个图书馆，均为36卷或32卷的残本，残佚情况与《四库》本相近。故《全元文》据《四库全书》本收录《桐江续集》，再校以国家图书馆所藏清抄本，似无不当之处。[24]
又如元明之际的鲁贞，字起元，号桐山老农，衢州开化（浙江开化）人。元统三年（1335）中乡试，隐居不仕，以学行著名，有《桐山老农集》4卷，凡文3卷、诗1卷。清修《四库全书》，据抄本收录鲁贞集。今传世版本，仅《四库》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文渊阁《四库》本及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三种，以《四库》本为最早。故《全元文》据《四库全书》本《桐山老农集》，收录文章32篇，补集外文5篇，共得文37篇。[25]
再如同时的文章家王礼（1314～1386），字子尚、子让，称麟原先生，吉安庐陵（江西庐陵）人。至正十年（1350）江西乡试第一，授安远县儒学教谕。历兴国县主簿、广东都元帅府照磨，至元十八年江西行省参政辟参谋幕府。元末明初居家教授，辞疾不仕。王礼工于古文，著述甚富，受到宋濂等名家推崇，有《麟原文集》24卷，分前集、后集各12卷，李祁、刘定之先后作序，明洪武间刊行。《麟原文集》传本稀见，明洪武刊本今已不存，除《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本外，仅国家和南京图书馆各有清抄本一部。《全元文》据《四库全书》本，收录《麟原文集》文章302篇，校以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亦无不当。[26]
其四，元人文集虽有善本传世，但由于馆藏等客观条件限制，不便利用，不得不使用《四库全书》本。如宋元之际的胡次焱（1229～1306），字济鼎，号梅岩、余学，徽州婺源（江西婺源）人。南宋咸淳四年（1268）进士，授贵池县尉。入元不仕，以《易》教授乡里，大德十年卒。胡次焱遗作原未编集，明嘉靖中，其族孙胡琏始辑成《梅岩文集》10卷，凡诗文8卷附录2卷，琏外甥潘滋校订并作序，嘉靖十八年（1539）刊行。其后又有嘉靖二十二年胡升刊本。清修《四库全书》，据嘉靖十八年胡琏刊本收录《梅岩文集》。胡琏、胡升两部明嘉靖刊本今均存世，又有丁丙跋清抄本一部。然而，上述三个版本均藏于南京图书馆，不便利用。《全元文》据《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收录《梅岩文集》文章39篇，实属不得已而为之。[27]
又如元末明初的杨翮，字文举，集庆路上元（江苏南京）人。至正六年（1346）任休宁县主簿，历江浙儒学提举，迁太常博士，卒于洪武初年。翮为大德中翰林待制杨刚中子，幼承家训，刻励为古文词，著《佩玉斋类稿》。后至元二年（1336）陈旅、至正八年虞集、杨维桢先后为之作序，至正末刊行。至正本原不分卷，清修《四库全书》，收录《佩玉斋类稿》10卷，应是后人为之分卷。至正刊本今已不存，传世本除《四库全书》本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外，尚存四种清抄本，分别是上海图书馆藏康熙抄本13卷，南京图书馆藏劳权抄本10卷、丁丙跋抄本13卷，以及复旦大学图书馆藏道光抄本12卷。其中清康熙抄本年代早于《四库全书》本，且无删改之嫌，但由于馆藏不便，《全元文》不得不据《四库全书》本，收录杨翮《佩玉斋类稿》文章97篇，补集外文5篇。[28]
再如殷奎（1331～1376），字孝章、孝伯，号强斋，平江路昆山州（江苏太仓）人。少有才名，从杨维桢学《春秋》，明经洁行。应乡试不利，即谢去，不受荐举。明洪武四年（1371）应试高第，授咸阳儒学教谕，尽心教事。因念母致疾，洪武九年卒。门人余熂编辑遗文为《强斋集》10卷，陈振祖作序，于洪武十五年（1382）刊行。《强斋集》传本稀见，洪武刊本今虽不存，南京图书馆尚藏有明正统十三年（1448）王叔政刊本《殷强斋先生文集》10卷，早于《四库全书》300多年，且无传抄删削之嫌。因为馆藏不便利用，《全元文》只得据《四库全书》本收录《强斋集》文章135篇，补集外文3篇，亦为不得已之举。[29]
其五，有较好的版本可以选择，却不恰当地使用《四库全书》本，这种情况则属于版本选择的失当。比如由金入元的北方学者李俊民（1176～1260），字用章，号鹤鸣，泽州晋城（山西晋城）人。金承安五年（1200）进士第一，授翰林应奉文字，旋弃官教授乡里。金末南迁，先后隐居嵩山、鸣皋山、覃怀、西山。世祖在潜邸，安车召问，后仍还山。中统元年卒。李俊民著有《庄靖集》10卷，凡诗7卷、文3卷。乃马真后三年（1243）年泽州守段正卿刊行，李仲绅、王特升、刘瀛、史秉直为之序。明正德三年（1508），泽州李瀚又曾重刊。清修《四库全书》，未曾征集到元、明刊本，据抄本收录《庄靖集》。实际上，李俊民集的元刊本今虽不存，仍有明正德李瀚重刊本藏于国家图书馆，较之《四库》本，不仅年代要早250多年，而且可以免去辗转传抄之误与删削修改之嫌。正德本的确有部分文字漫漶，只要以《四库》本相较，完全可以弥补正德本之失。但是点校者为方便，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收录《庄靖集》中文章，应该属于版本选择的失当。[30]
又如元初名臣程钜夫（1249～1318），名文海，因避武宗讳，以字行，号雪楼、远斋，建昌南城（江西南城）人。南宋亡，随叔父飞卿入燕京为质子，留宿卫。至元十三年（1276），授翰林应奉，历修撰、秘书少监、集贤学士。二十三年拜南台侍御史，奉诏访求江南遗逸，举荐赵孟頫、张养浩等二十余人。后历仕成宗、武宗、仁宗各朝，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主持修撰《成宗实录》《武宗实录》。延祐三年（1316）致仕，五年卒。程钜夫少与吴澄同学，宏才博学，文章舂容大雅，有北宋馆阁余风。遗作由其子程大本编订为45卷，凡《玉堂类稿》9卷、奏议1卷、诗文35卷，门人揭傒斯校订，熊钊、欧阳玄、彭从吉、李好文作序，至正十八年（1358）由其孙程世京刊于福建。至正二十三年，又有10卷刊本，多附录1卷。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诏取程钜夫集入秘阁，重孙程缙重新编订为《楚国文宪公雪楼程先生文集》30卷，附《年谱》《附录》各1卷，洪武二十八年刊行于与耕书堂。清修《四库全书》，亦据洪武本收录《雪楼集》30卷。元刊本今皆不存，而洪武刊本则国家、上海、山东图书馆与北京文物局各有藏本。《全元文》收录《雪楼集》中文章575篇，集外文7篇，没有以祖本明洪武本为底本，却反而以抄录洪武本的《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洪武本为校本，版本选择亦不恰当。[31]
《全元文》的编纂，是对元人文集的一次全面清理与总结。通过对文集作者的鉴别、代表性文集的选择和文集版本的确定三个互相关联的工作环节，《全元文》共收录元代文集作者182人，文集203部，集内文章近25300篇，在全书32652篇文章中，占到将近77.5%，成为这部元代文章总集的主要内容。遗憾的是，与其他大型的文献编纂工作一样，由于经费不足、文献利用不尽如人意、出版困难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学术水平的局限和工作的疏漏，《全元文》对元人文集的整理难免会存在问题，有待于在今后的补编修订工作中逐步更正完善。值得欣慰的是，《全元文》作为一项真正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肯定。它将为元人文章的保存和流传提供极大的便利，从而推动元代学术文化及各方面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全元文》将融入祖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并传之久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做出有意义的贡献。[32]
[1] 韩性：《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序》，见刘敏中：《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卷首；今见《刘敏中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69页。
[2] 陈旅：《陈众仲文集》，元至正刊明修本；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37册。
[3] 李存：《番阳仲公李先生文集》，明永乐李光刊本，1405；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33册。
[4] 吴澄：《临川吴文正公集》，江西抚州，明成化方中、陈辉刊本，1484；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14、15册。
[5] 陈栎：《陈定宇先生文集》，清康熙陈嘉基辑刊本，1696；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18册。
[6]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67《清容居士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下册，第1435～1436页。
[7] 袁桷：《清容居士集》，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1929；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23册。
[8] 柳贯：《柳待制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浦江刊本，1929；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25册。
[9] 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外集》，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后至元五年沈伯玉家塾刊本，1929；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19册。
[10]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无锡孙氏小渌天藏影元抄本，1929；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1册。
[11] 此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镰先生研究指出，谨致谢忱。
[12] 陈基：《夷白斋稿》《拾遗》《外集》，明抄本；《夷白集》，明弘治张习刊本，1495；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50册。
[13] 赵汸：《东山赵先生文集》《文补》，明抄本；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54册。
[14] 李继本：《一山文集》，清康熙金侃抄本，1689；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60册。
[15] 安熙：《默庵安先生文集》，清康熙金侃抄本，1693；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24册。
[16] 吴海：《闻过斋集》，明抄本；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54册。
[17] 李士瞻：《经济文集》，清抄本；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50册。
[18] 黄溍：《顺斋文集序》，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8，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5页；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29册，第93页。
[19] 蒲道源：《顺斋先生闲居丛稿》，清爱日精庐藏影元抄本；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21册。
[20] 宋褧：《燕石集》，清抄本；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39册。
[2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66《养蒙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下册，第1425页。
[22] 张伯淳：《养蒙先生文集》，元刊明宣德修板重印本，1432；《养蒙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11册。
[2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66《桐江续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下册，第1423～1424页。
[24] 方回：《桐江集》，上海，商务印书馆《选印宛委别藏》影印清抄本，1935；《桐江续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7册。
[25] 鲁贞：《桐山老农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49册。
[26] 王礼：《麟原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60册。
[27] 胡次焱：《梅岩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8册。
[28] 杨翮：《佩玉斋类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60册。
[29] 殷奎：《强斋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57册。
[30] 李俊民：《庄靖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1册。
[31] 程钜夫：《雪楼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16册。
[32] 本章原刊《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第83～121页，本书收录时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