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不想使自己的作品仅仅停留于某一粗浅的表面,他坚持认为自己不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猎奇心理而创作,他的作品绝不是什么黑幕小说,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从来就不想写黑幕小说——他只是写人,写人性而已。我们看到他笔下官场中人对新老领导的交替投靠,下级对上级情人一般的相互需求,人们浮游在官场内外的平衡选择,这些表象的背后是人性的阴暗和软弱,是人与人之间谁也摆脱不掉、谁都想读懂的复杂关系。
也许是这些内容亦可作为官场入门手册,王跃文的作品一时间在官场争相传阅,自己的读者群中政府官员竟然占了相当的比重,这是王跃文始料不及的。王跃文说:“我感谢读者,心里却觉得悲哀。这是我们中国这个传统社会特有的现象,个中原因不言自明。官场对中国社会为什么这样举足轻重?人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官场?什么时候官场能退到人们生活的边缘?这意味着什么?这些都不是轻松的话题。”
对于官场文化中的精英现象,王跃文有些痛心疾首。中国的精英分子集中在党政机关,而西方国家,真正的顶尖人才聚集在工商企业界。的确,忙于内耗和创造财富之间存在太大的差距。
有人评价说:王跃文的作品读后会让人惊出一身冷汗。一些读传统小说长大的人士在读了他的小说后惊讶地发现:书中的政府官员竟没有一个正面形象,更没有英雄人物,他们眼中的反面人物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下场。王跃文的小说就像一不小心混迹于好莱坞商业影片中的异类,突破了八股定势,让人不得不注视却又对它无比愤怒。相对于一些人的不能接受,王跃文却说他描写的现实种种不过是冰山一角,他不但没有过于渲染、夸大官场的黑暗,相反,他笔下留情了,而且,这种阴暗并非局限于官场,有人群的地方必然有人类所有的阴暗面。“你能说学界或者商场就没有人性所有的阴暗面?”王跃文反问我。
王跃文并没有把文学当作布道和批判,他说不管如何,文学都不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生活,文学应该成为生活中的一束光。它总得照亮一块地方,这就足够了。
在别人忙忙碌碌将他的作品归入这类那类的时候,王跃文只是在踏踏实实地写作,他不会有意地追赶时尚,更拒绝媚俗。在他看来,写作只是自己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也只有当写作不被看成是单纯的写作,我们才有可能品味到纯正的文学。
王跃文书语
小说不做任何主张,只是寻找并提出问题。我力求使作品成为从土里生长出来的自然植物。它有真实的根系、筋脉、汁液和气味。至于它到底能长到多大,活多久,没有现成的答案。
真正会读书的人,最关键的还是掌握方法,做到学以致用。
当代官场文学的“始作俑者”
1992年,王跃文从湖南溆浦县机关调到怀化行署工作。怀揣着“学而优则仕”的梦想,王跃文一步一步走上仕途,从一个乡村教师成为一个谙熟官场的小科长,一个敬业勤勉的“机关秀才”。其时,在王跃文的身上,具备了一个政府机关小公务员的全部特征:诚惶诚恐,兢兢业业。使王跃文的仕途发生改变的是1999年他的长篇小说《国画》的出版。这部被称为开创了“反腐小说”先河的小说,因为逼真地描写了“官场”的某种现实情状,成为当时最热销也最具争议的小说。
王跃文自述他在官场上最风光的一段经历是在县政府,那时他整天“迈着细碎步子,在领导面前说着是是对对好好”,而他自己的话却不能说出来。他自己的话是什么呢?是愤怒吗?不是。如果说擅写公务员的刘恒、刘震云还有愤怒,有诗意的残余,到了王跃文这儿,就只是一种“秘书世故”了。在王跃文的小说里,让人注意的是横向的比较而非纵向的,这人那人在人前人后所说所做有何不同,效果如何,得焉失焉,都被一种盈亏过于清楚的小聪明照得纤毫毕现,官场内部人与人的关系,被一支笔像小刀子一样一点一点地解,解到微妙之处,颇使人会心。
还有文学评论家这样评价王跃文:他的《今夕何夕》、《夜郎西》、《夏秋冬》等几部小说浑然一体,活脱脱一部当代《官场现形记》。说他的小说是官场现形记,这是最简便、最直观的说法,虽便于口碑传诵,却是对王跃文的一种误读。因为他的官场小说系列在表现官场生存状态和游戏规则时,更写出一种超越道德标准的官场文化,而不是简单地从道义上批判“厚黑”与谁是谁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