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乡插队前，我也在北京的八宝山参加过“遗体告别”仪式。但到了陕北之后，才发现整个死亡和丧葬仪式，竟是那样生动和多彩。当时我年龄小，作为“知识青年”也很无知，没有多少民俗学、人类学的知识，因此未对当地的葬俗好好记录和研究，但有几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当时完全理解不了：

第一件事情是我当赤脚医生[4]时，村里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儿得了痢疾，我和老乡抱着婴儿赶往集镇上的卫生院，但孩子终于不治。回村路上，老乡直接把婴儿的尸体扔到山沟里喂狼了（当时陕北还有很多狼）。第二件不能理解的事情，是当地人死后要穿7身以上的“老衣”[5]，有钱的可能会穿13身之多。当时整个陕北都非常贫困，很多人一辈子穿的都是自家做的土布衣，买不起合作社里的“洋布”，却在死后穿上了“的确良”“条子绒”“毛哔叽”[6]。第三件是做丧事时，与逝者感情牵绊较少的人，往往会假哭，大家心知肚明，似乎并不特别在意。葬礼上的吹鼓手竟然还会吹起欢快的曲子，甚至《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样的革命歌曲。

今天，当我再回想这些当时不能理解的葬俗时，才知道那里面包含着太多的东西。正如学者郭于华所说：“民间传统的丧葬礼俗告诉我们，死亡，并不是绝对的虚无和寂灭，不是永恒的不在，而是另一个世界中的存在，另一种形式的生存，或是再生的准备阶段。民间传统丧葬礼俗及其生死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对另一界生存的信赖和对永生的渴求。它们将对死亡的确认和恐惧驱赶到意识界限之外，是人在‘终有一死’的巨大阴影下积极乐观地活着。”而死亡的仪式，“那是一个由动作、语言、歌唱、眼泪、表情以及需要去感受的氛围构成的活生生的人生戏剧” [7]。

我问学生们：“在你们的家乡，有哪些丧葬风俗？”

回答这个问题的同学，大多来自农村或中小城镇，因为那里才保存了较为丰富的丧葬礼俗，而大都市的丧葬的过程早已变得千篇一律了。

有同学说，在他的老家，高龄老人去世是“喜丧”，葬礼完成后，那家人会烤一种神奇的面食给大家分吃，据说这样可以沾长寿者的光。

另一个同学说，在他的家乡，逝者若有几个儿子，在出殡前会拿着纸钱在几个卧室转着抛撒，谁的纸钱粘到墙上，就是逝者对谁放心不下。送葬时，按大小辈分排队披麻戴孝。

2013年，我回家乡参加叔叔的葬礼，完整地经历了中国式丧葬礼仪的四部曲——“丧”“殡”“葬”“祭”，也理解了“通过仪式”的三个阶段——分离、过渡和整合。

在“丧”这个环节，人们要为逝者沐浴、更衣、入殓，并且通过讣告等形式报丧。我赶回家乡的时候，这个过程已经完成。我看到在院坝中搭起的灵堂外面，贴着叔叔曾经任教的学校发出的讣告。讣告上说叔叔一生“吃苦耐劳，工作认真敬业，家庭和睦”，还公布了告别仪式的日期和地点。

“殡”是生死之间的纠缠，大致相当于“通过仪式”中那个“过渡阶段”吧，包括灵堂吊唁、招魂等一系列活动。此时，灵堂中挂着叔叔的遗像，台子上插着香烛，摆着贡品，遗像两旁贴着挽联。家族中的亲属、他的同事、学生和朋友都赶来了，人们向他的遗像鞠躬，小辈人还会下跪磕头。在这三天中，家属还请来道士做了一些法事。

“葬”则是生死分割，阴阳两隔，死者入土为安，体现了人们对死亡的接受与认可，包括一系列送殡、下葬等活动。记的叔叔出殡那天，天不亮，载着遗体、花圈和亲友的车队就出发了。车队出发后，就拆除了灵堂。令我很感慨的是，家乡的殡葬公司设计了一系列充满人情味的仪式，年轻的接待人员穿着正装，戴着白手套，举手投足都十分庄重。遗体火化后，他们将叔叔的骨灰放在红木做的仙鹤车上运送出来，用仪式化的动作交到亲属手上。之后，我们将骨灰送往已经准备好的墓地安葬。

“祭”是生死两个世界的联系。在安葬完叔叔后，儿女们在父亲的墓碑前点燃香烛，摆好祭品，下跪叩首，与父亲告别。以后，在春节前、清明和叔叔的忌日，家人还会再来到这里扫墓、祭奠。

葬礼结束后，参加葬礼的人在事先定好的餐厅里一起聚餐。在陕北时，我不懂得死了人为什么要吃吃喝喝，现在才明白，这样的聚餐，也是对人伦关系的一次梳理，是家族与社群的一次协调与整合。

在这一课结束的时候，我还给同学们推荐了另外一部日本电影《遗体：面向明天的十天》。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部根据记者报道改编的电影，讲述了在大地震发生后，岩手县釜石市的退休殡葬师相叶常夫自愿担当志愿者，帮助消防队员、政府人员摆放遗体、安慰家属、祭祀超度。这是一部让我受到极大震撼的片子，只是因为担心里面大量直接表现遗体的镜头太过刺激，才没有把它放入教学中。

我想，从对死亡的处理方式上看，我们这个国家对于人的尊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