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仪式”来，学生们自然并不陌生，他们列举出生活中的种种仪式，最熟悉的莫过于“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从生命历程上看，有“满月”“百天”“N岁生日”等大小庆祝活动，还有“成人礼”“婚礼”和“葬礼”。国家与社会的层面，也会有许多宏大的仪式，从古代的“登基大典”到现代的“开国大典”；从古代的“凯旋仪式”到现代的“阅兵仪式”；从炫酷的奥运开幕式，到身边商场开张的剪彩，都是人类发明创造出来的仪式。或许我们可以把人类看作一种喜欢玩仪式的动物，大概在动物中也只有人类才有仪式感和仪式行为，因此仪式被定义为“人类的一种社会行为”。广义的仪式，包括各种各样的行为，从“你好”这样的日常问候到隆重的政治宗教典礼。

仪式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学者们考察其在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中的位置、作用和地位，也发展出了很多概念和理论。

例如，人类学家范·根纳普（Arnold van Gennep）用“通过仪式”（rites of passage）一词来概括个人和社会从一种状况到另一种状况的转换过程。根纳普认为，生命过程中的通过仪式是为了个人生命中的危机时刻而设并与之相伴的，这些生命的重要关口指的是出生、成年、结婚、死亡几个时刻，亦可称为若干的“节”。这些“人生之节”必须通过一定的仪式才能安全度过。根纳普通过自己的观察分析，将“通过仪式”分为三个主要过程：分离仪式（rites of separation），即与原社会关系脱离隔绝的阶段；过渡仪式（rites of transition），即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的中间阶段或曰等待阶段；整合仪式（rites of reintegration），即与新的社会关系结合为一体的阶段。这三个阶段在各种人生礼仪中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不同的仪式所突出的阶段是不同的。根纳普注意到，丧葬礼更强调分离仪式，婚礼突出的是整合仪式，而怀孕、订婚特别是成年礼，则把过渡仪式放在突出位置。[2]

我觉得和日常生活相比，仪式具有宣告性、程序性、象征性和联结性。人类的仪式是一种强烈的表达，是刻意地宣告、宣示某些事情发生了。程序性给仪式带来结构，这个结构将仪式所要宣告的事情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凸显其特殊而重要的意义。仪式总是会创造出象征性事物，让人们可以把愿望、情感寄托其上，如丧葬仪式中的花圈、遗体告别时的默哀等。仪式总是需要参与者、见证者。例如，无论是婚礼还是葬礼，众多亲朋好友的到场，就是一种见证。奥运开幕式、阅兵仪式，也会邀请大量国内外贵宾参加。通过参与、见证，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联结得到梳理和巩固。

那么，人类的死亡仪式从何而来？

据说人类曾有一个不知死亡为何物，也不接受死亡的阶段。但是否真是这样，大概一时也说不清楚。不过，前面已经提到过，心理学家戈登·盖洛普发现，只有少数动物能将镜子中的倒影看作自己的镜像产物。而这些具有一定自我意识的动物，面对失去生命的同类动物时会表现出某种慌乱不安的行为，有的还会在尸体旁伫立数日，科学家将其称为“守灵葬仪”。

比起这些动物，我们人类的自我意识要强大得多，死亡意识也强大得多。我们不仅会“守”还会“葬”，即掩埋同类的尸体。我们不仅会“葬”，而且还创造出极为丰富多彩的丧葬礼俗。如果说，掩埋尸体是出于卫生方面的原因，那么丧葬礼俗的出现就肯定不能仅仅用卫生和健康方面的原因来解释了。仪式与习俗所要处理的，是“死亡之痛”带来大量精神与情感方面的问题，以及一些社会性的问题。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人面对死亡时，总有希望与恐惧交织着，一方面，是不死的强烈欲求，不肯相信一了百了，希冀生命可以永生；另一方面，看到的却是尸体腐烂，死者不会再活过来。为解开这个情感上的大难题，“宗教插进腿来”，使人相信永生，相信单独存在的灵魂、脱离肉体的生命。具体的办法有二，一是神话传说，二是仪式。通过丧礼、祭礼及与死者相通的各种礼俗，通过对祖灵的各种崇拜，使这一信仰变得表里充实，具体而可捉摸。因此，死亡仪式和信仰有重要的心理抚慰功能，它们不可缺少的文化价值在于使“个人精神得到完整”。但同时，马林诺夫斯基还发现，丧礼在全世界特别相似的一点，就是死亡来临时，最近的亲属总要聚到一起，有时整个部落的人都要聚到一起。这种“聚在一起”的社会性礼仪，有助于人们战胜因死亡而造成的削弱、瓦解、恐惧、失望等离心力，从而“使受了威胁的群体生活得到最有力量的重新统协的机会”[3]。

难怪在人类历史的最早期，大多数文明都发展出了复杂程度不一的丧葬仪式和习俗，人们需要在处理遗体的同时，也纪念死者与生者世界的分离，处理死亡带来的恐惧，抚慰自己的心灵，重新整合社会。我们古老的甲骨文中的“死”字，就是一个人在对着遗体哭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