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以蔽之，西方悲剧多表现“悲壮”，中国悲剧常表述“悲苦”。

西方悲剧中的主人公处于逆境或困苦时，多主动出击、迎战，并作拼死的战斗。在种种充满英雄主义的抗争中，极力体现他们超人的毅力、非凡的智慧与无所顾忌的勇敢，他们敢于向压抑、欺辱自己的敌对价值或势力公开宣战，绝不回避厄运、苟且偷安，而是与厄运展开顽强斗争。他们可能不断犯有错误，也可能时时暴露出自己身上的种种缺点、病端，并因此而遭到失败或者毁灭。但悲剧的整体却在于强调抗争，强调奋斗，强调那种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的英雄主义精神，进而使观众在英雄的主人公最后失败时，被唤起激越、亢奋、壮烈或沉雄的审美情感，进入一种“崇高”的境界。

这种美学基调，在早期的古典主义悲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主人公绝非凡夫俗子，基本上王公贵族、英雄伟人，一个个地位显赫、气度非凡，他们身上总体现着某种超于凡人的东西。悲剧内容也不是寻常事件、日常情景，而总呈现壮烈、重大、奇特的光环。像我们熟知的古希腊悲剧以及莎士比亚的悲剧，大多如此。即使是后来的平民悲剧，主人公虽为普通百姓，但其身上也总体现出一种英雄气概，或一种勇于牺牲、几如飞蛾扑火般的悲剧性豪迈。

在文学作品中，如海明威的名篇《老人与海》表现捕鱼老人桑地亚哥在大海上与一条大鱼及一群群鲨鱼作顽强的拼死的搏斗，七天七夜之后，终于将大鱼拖回，却已经只剩白惨惨的一副鱼骨——就捕鱼的现实收获来说，老人失败了；但老人身上所体现的那种与大自然斗争的雄伟气概与不屈精神，却虽败犹荣、令人震撼！像梅里美的名篇《玛特渥·福尔高纳》描述一个父亲亲自枪杀自己丧失信义的儿子的故事，像更著名的《卡门》描述吉卜赛女郎为自由的爱情与健全的自我宁可死的故事……均体现了西方悲剧的精髓。

在影视作品中，像前面所举的《末路狂花》、《出租汽车司机》乃至《青春残酷物语》等篇章，也都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体现出鲜明的顽强抗争、主动出击、虽败犹荣的“悲壮”。

而中国悲剧的传统主脉则有异于此。

中国悲剧中的主人公，在敌对势力或人生逆境中，大都表现出一种被动隐忍、逆来顺受、消极保守，乃至苟且偷安的态势。作品总是力图通过他们，使观众充分感受到“真善美”被压抑、被欺凌时的那份沉重与凄惨，进而从内心深处生出一种哀苦悲酸来。其“戏眼”是放在极力表现主人公的善良、隐忍、“温良恭俭让”、大公无私等的“自身完美”上，而不是放在主人公如何积极拼争、顽强反抗的“对敌战斗”上。其意图在于使观众面对“美的死亡”而难过，而不是令人们感受“战斗失败”的悲哀。于是，其审美效果往往不是“哀兵必胜”的沉雄，而是“哀莫大于心死”的苦涩。古典悲剧中，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李娃传》、《窦娥冤》；古典文学中，像《史记·李将军列传》、《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等，都属于这一类品格。在现当代的文艺作品中，纵如鲁迅《祝福》的表现祥林嫂、老舍《我这一辈子》的描述历经三代的警察、茅盾《林家铺子》的刻画林老板，也基本是以表现好人、良民、本分人的“受迫害”为主，即使是郭沫若的《屈原》，也仍以“洁身自好”的主人公被奸佞小人迫害为主，而不是展示主人公的英勇抗争与伟大的失败……

在影视作品中，也是如此。如可称为我国悲剧经典之作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能令通场观众泣泪交流、伤感难过不已，但仔细体会，则只是出于对女主人公悲苦命运的同情。再如当代影片《周恩来》，没有一个人看时不落泪的。而就其情感内涵而言，亦是对主人公身处逆境苦撑苦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经历感到一种无可言说的悲酸而已，很难使人振作，更生不出豪迈。像电视连续剧《渴望》之所以为国人欢迎，也主要由于浸润在女主人公刘慧芳身上的那种悲剧因素——而这种因素，则产生于对刘慧芳“好人总不得好报”的同情与感慨上。

总之，西方悲剧重在以“悲壮”激发观众，我国悲剧则多以“悲苦”感染人群。其美学基调，前者潜藏着“阳刚”之气，后者则氤氲着“阴柔”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