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立国之后，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基本处于不断竞争的紧张状态，直到1899—1902年英布战争期间美国政府给予英国支持，而英国政府投桃报李，承认美国在美洲援用“门罗主义”，以及在美国和加拿大边界问题上作出有利于美国的裁决，默认美国人在纽芬兰海域的捕鱼权，从而在20世纪初奠定了英美两国友好关系的基本格局。此后两次世界规模的战争，尤其是后者，使得英美两国的同盟关系进一步加强，形成了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
不论学术界对英美之间的这种“特殊性”持怎样不同的看法，难以否认的是，英美两国之间不但形成了自近代以来两个主权民族国家之间最为密切的双边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直到今日仍对整个世界格局影响最大的一对双边关系。
1919—1945年，是英美“特殊关系”的形成时期，也是这两个国家世界霸主角色的转换时期。军事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是英美“特殊关系”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内容，这一时期英美两国的军事战略既秉承传统独立发展，又因为时局而相互交织影响。对两国军事战略及其互动进行研究考察，不但能够深入理解英美关系的“特殊性”，而且有助于对20世纪国际格局的演变和大国之间的关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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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军事战略，可以发现“威慑”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与绥靖政策相辅相成。绥靖旨在减少敌对国家，威慑则意在显示英国的不屈意志，吓阻敌国的战争冲动。它包括“经济威慑”和“军事威慑”两个方面。
英国的传统军事战略，是依靠强大的海军对欧洲大陆的敌国进行经济封锁。例如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就对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展开“反封锁”，禁止中立国与敌视英国的国家进行海上贸易。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派遣大规模的远征军赴大陆作战，这被军史专家利德尔·哈特认为是有悖传统的错误举措。[1]因此，由于不想重蹈一战期间残酷阵地战的覆辙，一战后英国社会上下几乎一致反对再履行大陆义务。
此外，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军方多次年度战略评估中可以发现，英国对未来与德国战争的设想有如下特点，即认为德国受到原料缺乏的严重限制，力求迅速取胜而解决战争问题，英国只要能挺住战争初期的大规模攻势，就能够生存下来并最终依靠整个帝国的资源和强大的海军赢得战争。由于判断德国对于经济压力有着高度的敏感性，所以即使不能阻止德国发动和进行短期的战争，但只要对其进行长期的经济封锁，必然最终打败德国。这种以经济封锁为基础的消耗战战略构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同美国的多次军事会谈中得到了体现。相对于美国直接与德国进行决战的“直接战略”，它被称之为“间接战略”。
由于英国政府迷信这种依靠经济封锁加消耗最终打败德国的战略，使其更加注重自身的经济财政的稳定，视之为“第四军种”。因此，这种内外结合又相互促进的关系，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威慑”战略在两次大战间英国战略中的地位。然而，希特勒早已决心东进，获得生存空间和所需的资源，他并不认为英国的经济压力能够构成巨大的威胁。从历史事实来看，“经济威慑”无论在战前，还是在战时，作用并不像英国决策者所期待的那样大。
“军事威慑”是英国军事战略的另一个方面。除皇家海军实行“一强标准”外，英国空军也采取类似的威慑战略。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英国社会，对下一次战争遭受大规模的空袭始终处于深度的焦虑之中，造成了英国政府对德国发展空军的极度敏感，尤其是张伯伦任首相期间，认为英国与德国轰炸机数量的对等是遏制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手段，也是顺应英国民意的举动。因此，皇家空军较海军和陆军而言，在军备重整中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几乎没有受到多大的财政限制。
对英国来说，“空军威慑”战略不仅构成了国家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同时也对内政外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尔科姆·史密斯指出：“轰炸攻击成为30年代国际事务中魔鬼化身的一部分，英国的外交政策和重整军备政策的重要方面，可以用担心遭受空袭来证明它们的合理性。”[2]时任财政大臣的内维尔·张伯伦认为，要增强外交谈判的筹码，必须先保持威慑的力量和态势。他提道：“如果需要时，我们能有一支从比利时轰炸鲁尔的空军，我们将更可能地使德国打消疯狂紧追的念头。”[3]1936年以后，英国情报机构对德国空军发展作了过高的评估，这就使得张伯伦对德国日益感到恐惧，也就更加不敢冒险，一定程度上，这坚定了他绥靖德国的政策立场。
但实际上，“德国在空军方面的观念与英国并不一样，所以不可能形成威慑”[4]。因为希特勒更加注重传统的陆军发展，空军在德国仅仅是起着配合陆海军行动的作用的战术性角色。尽管从不列颠之战来看，德国空军确实给英国本土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英国政府的战略判断似乎是正确的，但作为“空军威慑”战略本身来说，战前没有起到预期的威慑效果。结果是，英国没能威慑住德国，反而被德国所威慑。
总体来看，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威慑战略”是不成功的。它没能威慑住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反被自己的战略政策弄得畏首畏尾、精神紧张，越来越失去自信心，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这促使张伯伦在实行绥靖政策上越走越远，除非政策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决心与德国一战，但战争是当时英国社会上下极力避免的选择，也是张伯伦本人极力避免的结局。因此，不成功的“威慑战略”导致更加的绥靖，更加的绥靖最终导致战争提前到来。
就美国参战前的军事战略而言，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缺乏国家政策层面的政治指导，导致军事战略脱离现实。这突出表现在战前美国军方最关注的3个作战计划上——“橙色”计划、“红色”计划和“红—橙”计划。
从1907年6月18日诞生第一个“橙色”计划到1938年2月18日该计划最后修订，其间因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国内政治的需要和陆海军军种之间的斗争等因素，该计划经历了数次的修订，但始终没有改变的一点是建立在美国与日本两国单独进行战争的框架之上。早在1920年恩比克就指出，如果国联成为一个有效的机构，那么美国海军所设计的美日之间的战争计划将是不合时宜的，因为美国要么与国联成员国联合起来的一个同盟为敌，要么会得到一个同盟的支持。[5]然而，恩比克的提议没有得到计划制订者的重视。
另一方面，国内自然资源十分短缺的日本严重依赖对外贸易。在美国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遭到削弱之前或者没有其他盟国的支持与配合，日本自然不敢轻易发起对美战争。20世纪30年代，国际法西斯势力开始抬头，并不断加紧相互的勾结。1936年10月和11月，德国与意大利、日本分别签署《柏林—罗马轴心协定》和《反共产国际协定》，次年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形成。史蒂文·罗斯指出，即使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末，东京不可能冒险进行军事对抗”[6]。虽然1938年最后一个版本的“橙色”计划首次考虑了在大西洋与英国合作的问题，但没有就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是一个简单的设想，与日本单独作战的框架没有改变。
“红色”计划设想美国与英国单独发生战争，“红—橙”计划设想美国同时与英国、日本进行战争。计划依据是，英国是美国全球贸易方面最大的竞争者，在西半球拥有能够威胁美国的海外属地，英国的海军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如果英国和日本联起手来，将对美国造成最严重的威胁。这2个作战计划的研究程度仅次于“橙色”计划，离现实却更加遥远。因为“从政治上说，针对其中任一国家的战争都是不可能的，与英国的冲突在任何时候都简直难以置信”[7]。
英国在“一战”后主动放弃海军的“两强标准”，承认美国与其同等的海军地位，并且解散了“英日同盟”，实际上就是不再把美国当作主要敌人看待，“美国与英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极其渺茫的，大西洋两边都没有发动战争的感情因素”[8]。除极少数人外，英国政府的决策者们都十分注意所实行的政策尽量不要和美国利益发生直接的碰撞。1933年10月，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在年度国防政策评估报告中明确提道：“当前没必要将国防开销花在针对来自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进攻上。”[9]1935年5月，首相鲍德温宣称：“在世界任何地方，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东方，防止战争、保证安全的最大希望在于英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紧密合作。”[10]
可见，“红色”计划和“红—橙”计划比“橙色”计划走得更远。美国学者詹姆斯·勒茨指出，在1938年英美两国已经开始海军会谈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鉴于当前的国际形势，美国先前最能够应用的研究是假想一个红—橙联盟，美国针对英国和日本进行两洋作战”[11]。直到1939年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才决定不再进行这2个计划的研究。
从军事角度说，军方针对所有可能性进行作战研究和演练是无可厚非的，而且“作为制订具体军事计划技术过程的抽象演练，它们是有价值的，为那些制订者提供了有益的训练”[12]。在“颜色”系列作战计划中，“红—橙”计划是唯一针对一个敌对同盟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迫使军事计划人员去认真考虑美国不得不在两洋同时作战的问题……证明对那些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制订的计划来说，它有着重要的价值”[13]。尽管存在这些值得肯定的方面，但是在战前大部分时间内，美国军方集中精力于这3个脱离实际的作战计划，显得缺乏战略预见性和前瞻性。
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军方缺少来自政府决策层的政治指导。克劳塞维茨说过：“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既成为衡量战争行为应达到何种目标的尺度，又成为衡量应使用多少力量的尺度”。“只要根据国家的各种情况确定了战争应该是怎么样的，确定了战争可以做些什么，就不难找出进行战争的道路了”。[14]这就是说，国家政策是军事战略和战争计划的起点。然而，美国参战之前，政府文官和军方之间在这种政策上的联系非常薄弱，军方对国家政策的决策过程影响甚微。
这种现象从美国开国之初就一直延续下来。欧内斯特·梅指出：“长年孤立的安全窒息了政治—军事合作的想法。”[15]作为军方来讲，他们有着不过问政治的传统。1912年海军总委员会主席乔治·杜威提出：“政策属于内阁，属于最高文职当权者，必须由当权者决定”，他的任务就是在被告知国家政策后去制订计划执行那项政策。陆军总参谋部也持类似的观点：“在我们国家，公众舆论判断形势，治国才能制订政策，执行的责任归陆军部和海军部。”[16]1968年已卸任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他们说军人应该作出政治决定时……表现出他们对什么是民主政府的无知，这是拿破仑和希特勒能干出的事。”[17]作为文官层面来说，美国国务院也有其传统，即认为“战争是国际关系的一种失常状态，而不是国际关系中一个正常的阶段，武力属于另一种范畴，是只有外交努力失败后才使用的最后手段”[18]。也就是说，在战争开始之前，军方在国家政策上不应当扮演任何角色。
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军方越来越需要来自政治层面的政策指导，要求国务院更多地参与指导军事战略的制订工作。第一个要求军政双方合作的呼吁，来自时任海军助理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1919年5月，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信给国务卿，提出海军部、陆军部和国务院分别派出代表组建一个联合的机构，以确定国家的目标，评估所需的成本，从而决定完成目标所需武装力量的性质和规模。然而，这封信沉睡在国务院的档案室里，一直没拆开过。[19]同年10月，时任联合计划委员会成员的亚内尔（Harry E.Yarnell）提交了一份名为《国家政策与战争计划》的备忘录，建议任命副国务卿为联合委员会成员，国务院各地区司负责人为联合计划委员会成员。但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要求推迟半年再讨论此事，最后因华盛顿会议召开在即不了了之。[20]1921年，两军种部长联合写信给国务卿休斯（Charles E.Hughes），再次提出国务院参与军事战略制订过程的请求，休斯则以他和副国务卿太忙，无暇参与联合委员会事务为由给予拒绝，但同意出现危机时与军方合作。[21]
直到1938年4月，出于对轴心国向南美大陆渗透的担心，在国务卿赫尔的提议下，罗斯福同意建立由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和副国务卿组成的“常务联络委员会”（Standing Liaison Committee）。然而，即使建立了这样一个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军政合作还是处于低迷的状态。1939年，联合计划委员会抱怨称：“在处理某个特定问题时对国家政策常常一无所知，或对它该做什么全然不晓。”[22]1940年初斯塔克指出，尽管与“国务院不断磋商……事情还是事先没个计划，我们经常收不到国务院采取行动的预先通知，而这些行动很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活动”[23]。欧内斯特·梅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军方首脑和国务卿都忙于自己的事务，“政策问题很少提交委员会讨论”，“联络委员会没能跟上危险时代的步伐”。[24]
在1940年前的几十年间，“由于缺少全面的指导以及没能建立一个正式的合作结构，使得军方计划人员只能借助于自己的资源，去定义国际事务中的国家政策、国家利益和立场”[25]。此外，当战争迫近的时候，军方还面临人力动员和工业生产向战时转变的问题，这些都不是军方能够单独解决的。因此，“战争计划部分地与国家政策脱离，限制了它们直接的实用价值”[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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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两国军事战略协调与合作的开端，始于1938年的“英格索尔—菲利普斯会谈”。此时，两国都尚未处于战争之中。尽管张伯伦对美国作为一个盟国不抱有多大的期望，甚至“希望日本人痛揍一两个美国人”[27]，罗斯福在孤立主义盛行的国内形势下也需要遮遮掩掩，难以从容迈开两国合作的步伐，但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气焰日益嚣张，迫于此种压力，英美两国开始了秘密的海军参谋会谈。会谈增进了双方的互信。对英方而言，“标志着海军部和汉基对美国海军的野心长期所持的怀疑逐渐打消了”[28]。美国则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参战之前就与未来的盟国举行了军事参谋会谈，虽没有作出具体的承诺，但它“必然包含了合作的意向”[29]。
随着战争的爆发，英美之间的军事战略合作从单一的海军领域开始朝海陆空领域全面地发展，合作的内容从技术情报的交换逐步发展到了战略层面的协作。法国投降后，美国承诺其海军在大西洋护航以减轻英国海军的负担，驱逐舰换基地的协议更是“两国结成反法西斯同盟的关键一步”[30]，美国实际处于“不宣而战”的战争状态之中。通过《租借法案》，美国加大了对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的物资援助。罗斯福试图通过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兵工厂”的方式来置身战争之外，但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存在严重妨碍了日本军国主义掠夺中国和东南亚资源的战争计划。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使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英美之间的军事战略合作不再需要掩人耳目地进行了。
英美战时的军事战略合作具有2个特点：
第一，始终贯穿着英国的“间接战略”和美国的“直接战略”之争。这2种战略模式在战争中的实际运用并非泾渭分明、互相对立，而是往往相互交织，不能简单地评判孰是孰非。实际上，英国战略与美国战略一样，也处于依形势不断变化之中，如丘吉尔一度不顾军方反对支持“围歼”计划，同一战略中，军方内部又存在不同的作战方案。而美国也并不是完全反对英方的地中海战略，其同意实施联合轰炸和进攻至比萨—里米尼一线就是很好的证明。
历史不能像在实验室那样重复再现，也就无法证明一种战略取代另一种战略的结果一定更正确或是更糟糕。从实际情况看，比起美国主张的“直接战略”——在1942—1943年实施“围歼—痛击”计划，英国的“间接战略”此时将进攻行动的方向选在北非可能更加正确，但是到了1943—1944年，美国的“霸王”作战计划则可能比英国的“地中海战略”更加适应形势的发展。因此，可以这样下结论：正是英国的“间接战略”结合美国的“直接战略”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31]
第二，两国的战略合作经历了英国战略观点占上风到美国战略观点占上风的转变。1943年5月召开的“三叉戟”会议，是英美战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尽管在欧洲战略和太平洋远东战略上，美方接受了英方所提出的一些保留意见，无论在跨海作战还是缅甸作战计划上，双方以后还有一番较量，但是这次会议一改之前英方观点占据主动的态势，美方战略观点开始逐渐引导战局的发展方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美方主席李海提道：“双方最后达成的协议，比原计划对美国更有利。当然，这还要看我们的盟友在执行这些协议的具体行动。”[32]英国学者科斯特洛指出：“华盛顿的‘三叉戟会议’迫使首相和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第一次认识到美国从今往后将在太平洋战略上发号施令，而且现在也处于左右大西洋战略的地位。在这个联盟中英国已沦为一个小伙伴。”[33]
到1944年9月第二次魁北克会议时，无论是在会前的准备程度上，还是会议期间的谈判技巧上，美方都已相当成熟，美国军事战略外交相比以往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在与英国的战略对话中，美方的战略观点已占据完全的主导地位。英方提出参与太平洋作战行动的建议，已经多少带有向美方“乞食”的意味了。此时不用美方提出，英方就主动表示要收复全缅，事实上又回到了自己曾经竭力反对的“安纳吉姆”作战计划。第二次魁北克会议成为战时英美军事战略领域最后一次重要的会议。
英美军事战略合作中双方地位的变化，反映出的是两国国力的此消彼长以及两国世界霸主角色的交替。到1944年时，美国经济已彻底完成从和平时期向战时的转变，以强大工业生产能力和丰富资源为后盾的战争机器开始充分发挥作用，不但为本国而且为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国提供了战争胜利所需的重要物质基础。
美国在1940年的军火产量不到英国的一半，在1941年的产量约等于英国的2/3，在1942年则是英国的2倍，在1943年为英国的3倍多，在1944年近乎英国的4倍。1941年时，英国已达到自身最大军事生产能力的59%，而美国只达到了11%。[34]1941—1943年美国的军火产量增长了8倍以上，1943—1944年，仅美国一国就已能每天建造1艘军舰，每5分钟生产1架飞机。[35]1942年英国军火的1/10来自美国，1943年至1944年里超过了1/4。[36]英国和英联邦国家近一半的坦克、近1/5的战斗机、3/5的运输机以及近2/5的登陆艇和舰只都来自美国。[37]美国大约480亿美元的物资用于租借援助，其中2/3给了英帝国，1/5以上给了苏联，其余给了其他国家。[38]
战争前期，英国兵力动员早，在欧洲战区人数超过美国。但到1943年9月，英国的人力动员已经到了极限。英国官方史作者约翰·埃尔曼指出：“人口的限制既决定又反映了战争努力的限度，并影响了战略思想。”[39]到1944年7月1日，美军人数共计1 082.3万，其中海外军队人数552.38万；英军人数共计392万，其中海外军队人数192万。[40]此时，美军的人数在各个主要战场已经是数倍于英军。到1945年5月和9月欧洲战争和太平洋远东战争结束时，美军仅在欧洲和太平洋远东两个战场的人数就分别达到了3 065 505和1 552 303。[41]
这些数字说明，随着战争的进行，美国参与战争的程度不断加深，美国在英美军事战略同盟中发挥主导作用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迈克尔·霍华德评价：“到一九四四年，美国在盟国中的支配地位已占绝对优势，而且这一形势将继续保持到战后。”[42]克里斯托弗·索恩指出：“伦敦和华盛顿之间无论引发什么争议，英国总体的次要地位越来越阻碍它能够最终采取一个强硬的立场。”[43]
对于美英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轮换，美国的政治家更为清楚，即通过这场战争，美国取代英国领导世界的时代已经到来。在1943年11月举行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对丘吉尔讲的一番话意味深长：“温斯顿，在你们的血液里流淌着400年的贪婪本性，你们可能无法理解这样一个国家，它是多么不想获得如果它能够得到的某处土地。世界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启，你们应该调整自己去适应它。”[44]在罗斯福看来，这个新的时代，就是美国领导世界的时代。在1944年10月21日罗斯福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讲演中，他的表述更为直截了当：“吾国因拥有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之力量，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且随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吾国为本身之最大利益以及为和平与人道计，对于此种责任，不能畏缩，不应畏缩，且在事实上亦未畏缩。”[45]在罗斯福准备于1945年4月13日杰斐逊日的讲演稿中，他再次明确地写道：“强大的力量要承担重大的责任。……我们作为美国人并不打算拒绝接受自己的责任。”[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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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和美国之间的霸权角色的交替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不同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新旧霸主往往通过武力较量来实现角色转换的特点，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英美之间的霸权角色转换前后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而20世纪的上半叶正是这种转换加速完成的阶段，也是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形成和发展的时期。
相比一百年前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更迅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力发展，然而它的中心是在美国，而不是在英国，这预示了自此以后美国的崛起。到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奠定了成为世界新霸主的经济基础。在世纪之交，让经济实力逐渐衰落的旧世界霸主英国聊以**的是，它还拥有世界上最广阔的殖民帝国，还拥有一支能够维持帝国统治所需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尽管1902年缔结的《英日同盟条约》已显示出旧霸主的疲态。此时，英国不但在经济上要面临列强的竞争，而且在海军地位上要应对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三个新兴强国的挑战。
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日本站在了英国一边，尤其是美国的参战决定性地改变了军事力量的平衡。伯尔尼大学的军事史学者斯蒂格·弗尔斯特（Stig F?rster）指出：“西线的协约成员国侥幸经受住了总体战的后果，因为最终是美国使它们脱离了困境。”[47]英国最终打败了它最大的对手——德国，但不可避免地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美国却由此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何况美国具备能够同时负担一支庞大海军和一支庞大陆军的国力，这是英国无法企及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把英国从一个世界性的“超级大国”削弱成了世界大国，它依然拥有相当的世界影响力。英国没有在巴黎和会上支持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企图引领世界的蓝图，这不仅仅是国家利益上的分歧，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旧的世界霸主面对最可能取代它的国家时的一种自然流露的心态，只是这种趋势是英国难以阻挡的。
在新旧世界霸主的交替过程中，旧霸主的反应和态度往往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这一过程究竟是生死的对决，还是和平的禅让。面对美国这一挑战其世界霸主地位的后来者，英国没有采取军事斗争、遏制打压等对抗性的手段，而是顺其自然地接受了这一命运的安排。对于英国来说，既然世界霸权地位难以维系，那就不如以最小的代价将权力地位交予一个最有利于自身的国家。相比任何其他国家，美国成为世界新霸主对英国的利益冲击最小。如前文所述，实际自20世纪初开始英国已形成了不与美国为敌的战略情感基础，而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仍保留“红—橙”计划，说明作为潜在的新霸主，美国并未放弃以武力博取上位的准备，只是英国决定不与美国为敌，坦然接受美国的崛起，使得美国没有必要采取武力的方式。美国军史学家路易斯·莫顿称：“美国与英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极其渺茫的，大西洋两边都没有发动战争的感情因素。”[48]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也指出：“倘若美国变得同英国敌对，英国便会毫无办法继续对德作战。不过这种可能性可以很有把握地排除掉，因为美国人的感情和民族利益势必使他们站在英国一边。”[49]
1920年3月，英国政府宣布放弃传统的海军“两强标准”，实际上间接承认了英国不再是一个世界性的“超级大国”。因为正是英国海军伴随着英国的霸权崛起，海军实力的变化是大英帝国国力盛衰的风向标，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英国治下的和平”将难以维系下去。在意识到自身国力下降的现实之后，通过1922年2月6日签订的华盛顿《五国海军协定》，英国承认了美国海军与其平起平坐的地位。保罗·肯尼迪称，英国“现在根本无力应对美国，以维持其海洋霸权地位：基于并不稳定的休战的海军平等是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50]。可以说，《五国海军协定》成为美英新旧世界霸主权力交接的开端。
此外，英日同盟的解散，也说明英国最终选择美国作为它最重要的盟友，而日本转而成为“一战”后英国海军的假想敌。除极少数人外，英国政府的决策者们都十分注意所实行的政策尽量不要和美国利益发生直接的碰撞。英国历史学家梅德利科特指出：“英国海军部在本世纪初即已阐明的现实主义观点：大不列颠已在欧洲承担义务，因而不能在大西洋或太平洋事务中与美国进行争吵。”[51]1933年10月，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在年度国防政策评估报告中明确提道：“当前没必要将国防开销花在针对来自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进攻上。”[52]这些说明，在军事战略心理层面英国已接纳美国接替它的角色。
在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层面，英国也更认可美国，特殊的历史纽带使得双方具备共同的文化基础。尽管美国是一个世界性的移民国家，但其主流的文化与英国同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共同的语言也使彼此沟通起来更加顺畅。对于美国人自诩的“天赋使命”和“例外论”，尽管在英国人看来多少是可笑的理想主义，但正如梅德利科特指出的：“有人认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即使不算亲兄弟，至少也是堂兄弟，毕竟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美国自以为无与伦比，是享有自由和机会、比旧世界的政治标准和卑鄙的野心较为优越的国度，英国人普遍承认这一点。”[53]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总统共和，都源于共同的“民主政治”理念。即使英美之间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例如在英国的殖民统治问题上，但不存在美国和苏联之间那种天然的、无法调和的意识形态对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促进了英美霸主角色的加速转换。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加受益于同美国的盟友关系，甚至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和参战，英国最终很可能难以逃脱被征服的命运。自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后，英美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会谈。这些会谈充分表明，没有美国的牵头或参与，英国已无力单独应付远东的危机。自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逐渐增长的势力此时已处于主导地位，以至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英国正式承认了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主导权，尽管临近战争结束之时，为维护远东的殖民利益，英国不成功地试图更多地参与到这一战场的行动中来。由此，英美在太平洋地区完成了霸权角色的互换。
大西洋地区的霸权转换则始于1940年9月初英美达成的《驱逐舰换基地协定》。正是来自美国的援助，使得英国将最危险的时刻演绎成了“最光辉的时刻”。尽管英国为50艘驱逐舰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丘吉尔认为：“每一艘驱逐舰的价值都应该用红宝石来衡量。”[54]内阁的普遍看法是，尽管从有形资产的观点看，这笔交易的条件是极不利于我们的，但是不能只从作为一种交易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这可能是建立盎格鲁—撒克逊集团的第一步，而且的确是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55]而在此后执行“大西洋第一”的共同军事战略中，随着美国军事战略观点逐渐占据上风，英美在大西洋地区的霸权角色转换遂告完成。
而战争期间美国向英国提供的租借物资和服务总计为270.23亿美元，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在内总计为300.73亿美元，分别占美国所提供的整个租借总数的近62%和近69%。[56]英国在受益于美国的租借援助的同时，也在经济上日益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以至于在美国因战争结束而停止租借援助时，英国不得不立即请求美国提供贷款。英国经济上的困境和对美国的依赖还迫使它不得不接受以美国的“怀特计划”为基础构建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当今的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实际依然处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影响之下。
总的来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旧的世界霸主英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困境，接受新兴霸权国家，美国的援助并与其结成军事战略同盟可能是它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将世界霸主的位置让与美国是英国必须付出的代价。在军事同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英国在心理上也在逐渐适应角色转换所带来的变化，尽管心理上的适应过程直到战后才最终完成。作为新兴的霸权国家，美国也并不是完全漠视英国的观点，甚至对英国作出让步，“在一切关键性的时刻，都能听到英国人的意见，有时英国的意见修改了美国人的决定”[57]。以这种和平的方式转换世界霸权角色，对英国而言是代价成本最小的，从长远的角度看，也是最有利于英国自身利益的。对美国而言，情况亦是如此。
[1] [英]利德尔·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战略》，第482页。
[2] Malcolm Smith，“The Royal Air Force，Air Power and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32-1937”，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12，No.1（Jan.，1977），p.158.
[3] Robert Self，ed.，The Neville Chamberlain Diary Letters，Vol.4，Chamberlain to Hilda，1 July，1934，p.77.
[4] J.P.D.Dunbabin，“British Rearmament in the 1930s：A Chronology and Review”，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18，No.3（Sep.，1975），p.607.
[5] Louis Morton，“War Plan Orange：Evolution of a Strategy”，World Politics，Vol.11，No.2，January 1959，p.226.
[6] Steven T.Ross，ed.，American War Plans，1919-1941，Vol.1，p.Ⅻ.
[7] Steven T.Ross，ed.，American War Plans，1919-1941，Vol.1，p.Ⅻ.
[8] Louis Morton，“German First：the Basic Concept of Allied Strategy in World War Ⅱ”，in Kent R.Greenfield，ed.，Command Decisions，p.13.
[9] CAB 53/23/5，C.O.S.310，Imperial Defence Policy：Annual Review for 1933 by the Chiefs of Staff Sub-Committee，12th October，1933.
[10] [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第211页。
[11] James R.Leutze，Bargaining 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oration，1937-1941，p.37.
[12] Ray S.Cline，Washington Command Post：The Operations Division，p.36.
[13] Louis Morton，“German First：The Basic Concept of Allied Strategy in World War Ⅱ”，in Kent R.Greenfield，ed.，Command Decisions，p.13.
[14] [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册，第33页、第177页。
[15] Ernest R.May，“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Military Consul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70，No.2（Jun.，1955），p.162.
[16] Louis Morton，“Interservice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Military Collaboration”，in Harry L.Coles，ed.，Total War and Cold War：Problems in 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p.137.
[17] Steve Weiss，Allies in Conflict：Anglo-American Strategic Negotiations，1938-44，p.5.
[18] Mark A.Stoler，Allies and Adversaries，p.2.
[19] Ernest R.May，“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Military Consul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70，No.2（Jun.，1955），pp.167-168.
[20] Louis Morton，“Interservice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Military Collaboration”，in Harry L.Coles，ed.，Total War and Cold War：Problems in 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pp.144-146.
[21] Ernest R.May，“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Military Consul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70，No.2（Jun.，1955），pp.168-170.
[22] Fred Greene，“The Military View of American National Policy，1904-1940”，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6，No.2，January 1961，p.357.
[23] Mark A.Stoler，Allies and Adversaries，p.3.
[24] Ernest R.May，“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Military Consul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70，No.2（Jun.，1955），pp.172-173.
[25] Fred Greene，“The Military View of American National Policy，1904-1940”，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p.354.美国参战后，军方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重视，国务院则被冷落，军方在国家政策制订上开始拥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军政合作的问题，直到战后1947年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才得到彻底解决。
[26] Maurice Matloff，“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s War Leader”，in Harry L.Coles，ed.，Total War and Cold War：Problems in 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p.47.
[27] Robert Self，ed.，The Neville Chamberlain Diary Letters，Vol.4，Chamberlain to Hilda，9 Jan，1938，p.296.
[28] Stephen Roskill，Hankey：Man of Secrets，Vol.3，p.310.
[29] James R.Leutze，Bargaining 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oration，1937-1941，p.17.
[30] 徐蓝：《关于1940年美英“驱逐舰换基地”协定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97页。
[31] 国内学者关于英美两种战略模式的较为深入的分析，可见熊伟民：《战时英美欧洲战略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4期；同一作者的《战时美国的欧洲战略》，该书的第10章“英美欧洲战略比较研究”，第247—282页。国外学者可见[英]利德尔·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战略》；Alex Danchev，“Great Britain：the Indirect Strategy”，and Mark A.Stoler，“The United States：the Global Strategy”，in David Raynolds，Warren F.Kimball and A.Q.Chubarian，eds.，Allies at War，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4，pp.1-21，55-75.
[32] [美]威廉·李海：《我在现场》，第171页。
[33] [英]约翰·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1941—1945）》下册，第62页。
[34] H.Duncan Hall，North American Supply，p.421.
[35] [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349—350页。
[36] W.K.Hancock and M.M.Gowing，British War Economy，p.373.关于英美两国战争努力的较详细的比较可见该书第369—378页。
[37] M.M.Postan，British War Production，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52，p.247.
[38] [美]埃利奥特·A·科恩：《幼稚天真的战略：美国（1920至1945年）》，[美]威廉森·默里、[英]麦格雷戈·诺克斯、[美]阿尔文·伯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479页。
[39] John Ehrman，Grand Strategy，Vol.5，p.41.
[40] 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Appendix A，pp.542-543.
[41] 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Appendix E，p.555.
[42] [英]迈克尔·霍华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与政治——英国的情况》，[德]卡尔·德雷奇斯尔勒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政治与战略》，第53页。
[43] Christopher Thorne，Allies of a Kin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1941-1945，p.280.
[44] David Dilks，ed.，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O.M.，1938-1945，p.578.
[45] 法学教材编辑部审定：《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1945—1980），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7—68页。
[46] [美]富兰克林·德·罗斯福：《罗斯福选集》，第522页。由于罗斯福于4月12日逝世，该讲稿未及时发表。
[47] Jay Winte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Vol.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136.
[48] Louis Morton，“German First：The Basic Concept of Allied Strategy in World War Ⅱ”，in Kent R.Greenfield，ed.，Command Decisions，p.13.
[49] [美]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第952页。
[50] [英]保罗·肯尼迪：《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沈志雄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4—285页。
[51] [英]W·N·梅德利科特：《英国现代史（1914—1964）》，第122页。
[52] CAB 53/23/5，C.O.S.310，Imperial Defence Policy：Annual Review for 1933 by the Chiefs of Staff Sub-Committee，12th October，1933.
[53] [英]W·N·梅德利科特：《英国现代史（1914—1964）》，第121—122页。
[54] Warren F.Kimball，ed.，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1，p.60.
[55] CAB 65/8，W.M.，227（40）1，14th August，1940.
[56] R.G.D.Allen，“Mutual Aid between the U.S.and the British Empire，1941-1945”，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Vol.109，No.3（1946），p.250.
[57] [美]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第9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