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次美方吸取了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准备不够充分的教训，针对英方的建议已事先制订了详尽的应对方案。在“三叉戟”会议上，因日军的反应难以预知，美方提出未加时间限制的对日战争的6个阶段：

1.中国人力图改善中国战场的形势，美国人则打通进入西里伯斯海（Celebes Sea）的交通线，英国人在中国和美国的支持下尝试收复缅甸。

2.美国将担负主要角色，收复菲律宾；英国在马六甲海峡展开作战行动；中国则准备进攻香港。

3.在中国军队进攻香港期间，将得到进入中国海北部的美军的援助，在马六甲海峡作战的英军也能分散日军的兵力。

4.英、美、中三国准备以中国为基地对日展开压倒性的空袭。

5.空袭行动进入高峰阶段。

6.在其他两国的协助下，以美军为主力进攻日本本土。

接着，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就1943—1944年对日作战行动提出具体方案：

1.在中国境内或以中国为基地展开空中作战行动。

2.在缅甸采取行动，以增加对中国的物资供应。

3.将日本人驱逐出阿留申群岛。

4.占领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

5.占领所罗门群岛、俾斯麦群岛以及尚在日军控制下的新几内亚地区。

6.针对日军交通线实施作战行动。

金指出，所有的作战行动旨在切断日军的交通线和早日收复菲律宾，而决定性地打败日本舰队和占领马里亚纳群岛是取胜的关键。[22]

另外，美方坚决主张不能因地中海行动耽误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行动，声明太平洋可能出现一种形势，迫使美国更加努力维护它在太平洋上的利益，即使以牺牲欧洲战场为代价。参谋长联席会议达成如下一致意见：如果早日发起对日大规模攻势能够更快地结束整个战争，那么“德国第一”的大战略应当调整。[23]面对美方如此坚定的立场，英方同意了美方的上述太平洋作战计划，但在“安纳吉姆”行动上，英方同样寸步不让，双方争论的焦点便集中在“安纳吉姆”作战行动上了。

美方指出，必须使中国能够继续战斗下去，“大量增加空中运输吨位却缺乏有效的地面作战，这将激起日军的强烈反应，在缅甸缺乏进攻性的行动，对中国是致命的”，西南太平洋如新几内亚和瓜达尔卡纳尔的自然环境与东南亚差不多，如果不实施“安纳吉姆”行动，对南太平洋、西南太平洋和中国战场都是不幸的。[24]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则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陈述了中方的意见，重申进行缅甸作战行动的必要性，并要求立即进行大规模的空中援助，他向李海提出：“除非立即攻取仰光，否则蒋介石将不参加缅甸战役。”[25]

而英方认为，尽管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双方一致同意，在条件具备时应在1943年11月15日发起“安纳吉姆”作战行动，但收复缅甸涉及大规模的联合作战及一系列的后续行动，并且只能在雨季到来前较为有限的时期内实施，而日军将从关岛进行增援，因此将导致盟军在缅甸和马来半岛陷入漫长的战斗之中，同时却未能继续对德国施加压力。英方强调，由于条件不具备，在当年发起“安纳吉姆”作战行动是不可能的，“在最终打败日本的长远计划决定之前，从军事角度看，不能假定收复缅甸，无论具有多么值得的政治影响，尤其对中国和印度，是必须的。‘安纳吉姆’作战行动即使在1943—1944年取得成功，在1945年年中之前，也难以重新打通滇缅公路”[26]。

最后，英美双方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

打败日本的作战行动

（a）中缅战场的作战行动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一致同意：

（1）作为阿萨姆—缅甸战场的第一优先事项，集中现有资源，在秋季之初加强和提高空中援华航线的运力至每月1万吨，发展阿萨姆的航空设施，旨在：

（i）强化对缅甸日军的空中作战行动；

（ii）维持美国在华空军力量的不断增长；

（iii）维持对华空中物资援助。

（2）在1943年年底，从阿萨姆经利多（Ledo）和英帕尔（Imphal）向缅甸发起积极猛烈的地面和空中作战行动，与从云南出发的中国军队同步，以牵制尽可能多的日军，掩护通往中国的空中航线，且以此作为打通滇缅公路的一个必要的步骤。

（3）通过两栖作战行动占领阿恰布和兰里，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大战果。

（4）切断日军通往缅甸的海上交通线。

（5）继续在印度为最终发起类似“安纳吉姆”计划规模的海外行动进行后勤准备。

（b）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行动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已研究了各种行动路线，他们同意进行的作战行动的目标如下：

（1）在中国及以中国为基地实施空中作战行动。

（2）将日军驱逐出阿留申群岛。

（3）占领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

（4）占领所罗门群岛、俾斯麦群岛和日军占领的新几内亚地区。

（5）加强针对敌人交通线的作战行动。[27]

尽管没有使英方作出发动“安纳吉姆”行动的确切承诺，但会议最终的报告大多体现了美方在太平洋远东战场的战略观点，如同在欧洲战略上一样，表明“三叉戟”会议对美方来说是一次胜利。李海提道：“双方最后达成的协议，比原计划对美国更有利。当然，这还要看我们的盟友在执行这些协议的具体行动。”[28]英国海战史学者约翰·科斯特洛指出：“华盛顿的‘三叉戟会议’迫使首相和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第一次认识到美国从今往后将在太平洋战略上发号施令，而且现在也处于左右大西洋战略的地位。在这个联盟中英国已沦为一个小伙伴。”[29]的确，无论是在欧洲战略上，还是在太平洋战略上，“三叉戟”会议是英美战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此后，美国的战略构想逐渐占据上风。

“三叉戟”会议之后，英美联合计划人员试图就对日战争制订一个长远而全面的作战计划，但是由于一方面欧洲战略的具体实施方案仍然未最终敲定，另一方面双方在缅甸作战行动上分歧仍然较大，致使对日战争全面计划的制订工作一时无法完成。美方计划人员分析，英美在太平洋战略上分歧的实质是“对支持中国继续作战存在不同的评价”[30]。也就是说，在对日战争中中国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上，美英存在不同的认识。美方认为中国战场是对日发起最终反攻的重要基地和战场，而英方则认为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价值没有美方估计的那样大。[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