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军参谋长的坚持之下，丘吉尔终于被他们的观点所打动，改变了原来的立场。另一个促使丘吉尔立场转变的因素是，希特勒向突尼斯增兵，致使扫清北非敌军需要比预计更长的时间。在回忆录中，丘吉尔提道：

事态的发展证明我当时对西北非的战局前途过于乐观，同时也证明了，美方参谋人员认为我们在7月间所作的有关“火炬”作战计划的决定，将使我们不可能在1943年进行“围歼”作战计划的意见是对的……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人怀疑等到1944年再进行“围歼”计划的决定是明智的了。我并没有欺骗斯大林，我问心无愧。[28]

阿兰布鲁克则写道：“我担心最坏的结局，然而，会议从一开始就进展顺利，我成功地使他转过弯来。我认为现在他在这个问题上已十分保险，但我仍然要首先说服美国人，接着是斯大林。”[29]

12月29日，内阁国防委员会通过了联合计划人员的报告，并同意连同一份三军参谋长签署的名为《1943年的英美战略》（American-British Strategy in 1943）的报告，一起交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这份报告是基于联合计划人员10月30日和12月16日战略报告的基础之上，附有3个细致阐述的附件，分别是关于“轰炸机攻势”、“地中海行动计划”和“跨海峡作战行动”的详细战略构想。对1943年作战行动所作的结论建议是：

（a）挫败U型潜艇的威胁依然是我们的对策首要考虑之事。

（b）加强英美对德国和意大利的轰炸攻势。

（c）扩大利用我们在地中海的地位，以期：

（i）将意大利剔除出战争；

（ii）使土耳其参战；

（iii）不给轴心国喘息之机。

（d）维持对俄国的供给。

（e）只在足以遏制太平洋地区大批日军的规模基础上，在该地区发动有限的进攻行动。

（f）只要条件许可，随即发起重开滇缅公路的作战行动。

（g）如果形势带来胜利的良好前景，或者无论如何“痛击”行动削弱了敌人的空军，在上述几点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在联合王国集结兵力，以期在1943年8月或9月重返欧洲大陆。[30]

至此，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前，英方在关于1943年的战略问题上达成了内部的一致。英国军事学家迈克尔·霍华德评价：“英国人第一次能够向他们的盟国提供一份有理有据且现实可行的打败德国的计划。它的现实主义完全归因于三军参谋长，但是，是首相本人孜孜不倦的无情干预促成了它的积极、进攻性的锐气。”[31]这份报告成为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英方的战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