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英方只是原则上表示了同意，实际以远东局势危急，日军在印度洋的进展可能导致德日在中东会师为由，并强调应以苏德战场的形势进展为判断前提，对在1942年展开“痛击”计划作了保留。伊斯梅勋爵后来回忆：

我们的美国朋友兴高采烈地回国了，他们以为我们已下定决心实施“围歼”和“痛击”计划。这种误解注定会导致不幸的结局。因为在我们最仔细地研究了“痛击”计划后，不得不告诉他们我们坚决反对该计划时，他们认为我们失信于他们。更糟的是，他们固执地相信我们对“痛击”行动的反对以后会延伸至“围歼”行动。他们怀疑我们被索姆河和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大屠杀的记忆所困扰，以致我们在向欧洲堡垒发起进攻行动面前总是畏缩不前。这种怀疑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成为未来许多误解的根源。[13]

英国学者斯蒂夫·韦斯把这种误解归于英方只是表示“原则上同意”（agreement in principle），并指出英国人担心拒绝《马歇尔备忘录》将导致美国偏离“德国第一”的战略。[14]

在4月17日给罗斯福的信中，丘吉尔提道：“我们衷心地同意你的集中全力打击主要敌人的想法，我们也热烈地接受你的计划，但是，要附加一个主要的条件。正如您可从我在4月15日发出的电报中了解到的，极其重要的是要防止日本人和德国人会师。”[15]另外在回忆录中，丘吉尔坦言：

保卫印度的任务，对整个战争有决定性的关系。……没有英国的积极援助，印度很可能在几个月之内被征服。而希特勒征服苏俄却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对他来说，也是一项代价很大的任务。……

我完全同意霍普金斯所说的：“在1943年对法国北部的敌人发动一次正面的攻势。”但是在目前和发动攻势之间的期间，究竟应该做什么呢？……马歇尔将军提议说，我们应该在1942年的初秋，设法占领布雷斯特或瑟堡……

虽然，从一开始起，我就不反对这种想法。但是，在我的心目中还有其他可以代替的方案。第一个是在法属西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登陆，这个方案当时称为“体育家”作战计划，最后又发展成为伟大的“火炬”作战计划。还有第二个可以替代的方案……这就是“丘比特”作战计划——也就是解放挪威北部。这是对俄国的直接援助。这是同俄国的海陆空军进行直接配合的唯一方法。……我个人赞成“火炬”作战计划；如果我能够完全按我自己的意思行事，我也要在1942年试一试“丘比特”作战计划。

在我看来，在瑟堡建立桥头堡比较困难，比较不受人欢迎，在时间上来说也不能马上起帮助作用，而且最后也不会获得什么效果。最好还是把我们的右手放在法属北非，而把我们的左手放在北角，等待一年，不要冒险硬攻德国在英伦海峡对岸的设防阵线。

上述都是我当时的看法，对于这些看法我始终就没有后悔过……但是为了同我们可贵的盟国取得一致而和谐的行动，我不得不通过政治影响和外交进行工作。没有我们盟国的帮助，世界就只有面临毁灭一条路了。由于这个缘故，我并没有在14日的会议上提出这些代替方案中的任何一个。

……就我个人来说，我渴望看到英国和美国的军队在欧洲并肩作战。但是我自己又很少怀疑，对细节——登陆艇以及其他等等——的研究和对战争主要战略的考虑，必然会推翻“痛击”作战计划。……就我所知——双方的军事当局都不愿意承担执行这项计划的责任。……

……在发动横渡英伦海峡的巨大攻势以前的一年或15个月中，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呢？事情很明显，占领法属北非的计划本身就是可能的、正确的，而且符合总的战略计划的。

……尽管我希望同时执行“火炬”和“丘比特”两项作战计划，但是我绝没有意思让“丘比特”破坏“火炬”的计划。……因此，在英美两国军队能够在1943年在欧洲同德国人交手以前，填补空缺的唯一方式，是以英美军队强行占领法属北非，同时与越过沙漠从西边向的黎波里与突尼斯前进的英国军队取得配合。[16]

很明显，丘吉尔始终没有放弃他在“阿卡迪亚”会议前就形成的战略构想——1942年在北非展开行动，1943年发起重返欧洲大陆的作战行动（见上文）。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在马歇尔和霍普金斯访问伦敦期间，他没有向他们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关于1942年和1943年战略计划的观点。

4月29日，丘吉尔在内阁会议上表示：“尽管根据我们在1942年夏末应竭力获得一个大陆桥头堡的原则所展开的准备工作应继续下去，但我们不承诺在今年内实施这一作战行动。”[17]丘吉尔担心自己立场的暧昧有可能导致英方战略观点得不到美国的理解与重视，于是他派联合作战部负责人（Chief of Combined Operation）路易斯·蒙巴顿勋爵（Louis Mountbatten）[18]前往华盛顿，向罗斯福陈述英方关于1942年战略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