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丘吉尔与军方的立场协调(1 / 1)

最终,随行的军方人员根据丘吉尔的意见起草了一份用于同美方会谈的战略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是:

一、大战略

1.在1941年2月举行的A—B参谋会谈上,一致认为德国是轴心国当中最重要的成员,因此大西洋和欧洲地区被认为是决定性的战场。

2.自2月以来,发生了许多事情。尽管日本加入了战争,但我们的看法一直是,德国仍然是主要的敌人,打败它是胜利的关键。一旦德国被打败,意大利和日本必然会迅速步其后尘。

3.因此,我们深思熟虑后的看法是,只从对付德国的作战行动中抽调最少的必要兵力去保护其他战场的重要利益,应成为A—B战略的根本原则。

二、我们战略的基本特点

4.以上大战略的基本特点如下,每一点接下来将在本报告中得到更详细的研究:

(a)实现胜利所需的军备计划,首先且最重要的是确保主要军事工业地区的安全;

(b)维持必要的交通线;

(c)完成和收紧对德国的包围圈;

(d)通过空中轰炸、封锁、颠覆活动和宣传,削弱和破坏德国的抵抗;

(e)对德国持续采取进攻行动;

(f)在我们集中力量打败德国的同时,只在东方战场维持保护重要利益所需的态势。

三、为执行上述总体政策,在1942年应采取的行动措施

军事生产地区的安全:

5.只要这些有遭受进攻的危险,主要的军事工业区则位于:

(a)联合王国;

(b)北美西海岸;

(c)俄国。

6.联合王国。为保卫联合王国,将有必要在任何时候维持打败入侵所需的最少兵力。我们准备回答美国三军参谋长们打算就防御联合王国而询问我们的任何问题。

7.美国。位于或毗邻北美西海岸的主要生产中心必须受到保护,以免遭日本的海上进攻。守住夏威夷和荷兰港将为此创造条件。我们认为,无论夏威夷或荷兰港守住与否,都可以无须考虑日本大规模进攻美国的情形。

8.当然,可能的进攻规模和防卫美国西海岸所需兵力的总体情况,是美国三军参谋长评估的问题。如果需要,我们打算给出我们的意见。

9.俄国。向俄国人提供足以使他们守住列宁格勒、莫斯科和高加索油田的援助,将是至关重要的。

维持交通线:

10.必须确保畅通的主要路线是:

(a)从美国至联合王国;

(b)从美国和联合王国至俄国北部;

(c)从联合王国和美国至弗里敦、南美和好望角的各条路线;

(d)通往红海和波斯湾、印度和缅甸、东印度群岛和澳大利亚的印度洋路线;

(e)通过巴拿马运河的路线和美国的沿海交通线;

(f)经巴拿马运河至夏威夷和澳大利亚的路线。

除了上述路线之外,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保持地中海路线的畅通与安全。

11.这些路线的安全涉及:

(ⅰ)A—B海军和空军均衡的部署。我们打算同美国三军参谋长讨论联合部署问题。

(ⅱ)守住和占领至关重要的基地。零散分布的从这些终点出发的不同路线的主要基地,或者可能需要的是:

冰岛、达喀尔;

直布罗陀或加那利群岛、马达加斯加;

亚速尔群岛、锡兰;

弗里敦、夏威夷;

完成和收紧对德国的包围圈:

12.这一地带可以界定为一条大致如下走向的线路:

阿尔汉格尔斯克—黑海—安纳托利亚—地中海北部沿岸—欧洲西海岸。

主要目标是,通过维持俄国战线、向土耳其提供武器装备和支持、加强我们在中东的力量以及占领整个北非沿岸,来加固这一包围圈,填补其间的空白。

13.如果能够完成这一包围圈,那么封锁德国和意大利将得以实现,德国的扩张,例如向波斯湾或者向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将被阻止。此外,占领北非沿岸可以使地中海运输畅通,这样能够极大地缩短通往中东的路线,节省目前长途绕道好望角的大量船舶吨位。

削弱和破坏德国的抵抗:

14.1942年削弱德国抵抗的主要手段是:

(a)以联合王国为基地的英美军队不断加强空中轰炸;

(b)尽我们的力量运用各种方式支持俄国发起的攻势;

(c)封锁;

(d)在被占领国家维持反抗的意志,组织颠覆运动。

在欧洲大陆逐渐采取地面攻势:

15.除了俄国前线之外,看上去在1942年对德国发起任何大规模的地面攻势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去利用第14段所提到的削弱手段所产生的任何有利机会,在欧洲西北部或横跨地中海发起有限规模的地面攻势。

16.在1943年,重返欧洲大陆的道路可能得到扫清,要么横跨地中海,要么通过土耳其进入巴尔干,或者在欧洲西北部数个被占领国家同时登陆。这样的作战行动将是对德国发起最后进攻的序幕,胜利计划的规模应是为它们能够得以实施提供手段。

保卫东方战场的重要利益:

17.首先,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安全必须得到保障,中国的抗战应得到支持。其次,必须获得最终能够对日本发起攻势的有利条件。因此,我们眼下的目标必须是守住:

(a)夏威夷和荷兰港;

(b)新加坡、东印度群岛屏障和菲律宾群岛;

(c)仰光和通往中国的路线。

必须将守住上述地区所需的最少兵力作为共同讨论的一个事项。[10]

这份战略文件充分体现了英国政府特别是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立场,也构成了“阿卡迪亚”会议英美双方达成的战略文件“W.W.1”的基础。

另外,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丘吉尔与他的三军参谋长出现意见上的分歧。福雷斯特·C·波格在其书中指出:“由于丘吉尔确信自己的观点一贯正确,因此他既是一位不易相处的上级又是一个难于对付的对手。他把英国陆军参谋长、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折磨得筋疲力尽;又常常弄得后者的继任,但强硬得多的陆军上将阿兰布鲁克爵士怒气冲冲。……他的英国同僚们由于他的突如其来的主意,由于他往往在国际会议上打乱同美国人经过仔细谈判达成的协议而受到折磨。丘吉尔手下的军事首脑常怀疑他的战略是否稳妥,悲叹他对后勤工作问题以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武器和战术进步的了解很不全面……”[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