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英国代表团看来，远东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17日的会议上，贝莱尔斯告诉美国人，哈利法克斯大使已经把他的2月11日的远东备忘录交给了赫尔国务卿。当时美国人没有作出反应，但是对英国人向国务卿施加压力并间接对美国军方施加压力的做法十分不满，遂决定对英国采取强硬态度。

2月19日，美国代表团交给英国代表团一份在特纳的13日备忘录的基础上写成的题为“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形势”的书面声明，作为对贝莱尔斯的11日备忘录的回答，并再次概述了美国的态度和战略。

该文件一开始就说明了美国与日本之间爆发战争的条件：如果美国是英联邦的一个盟国并首先进入反对日本的战争，“它也将立即进入同德国与意大利的战争”；如果美国首先进入反对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争，“它将因此而进行反对日本的战争，其前提是日本当时处于与英联邦的战争之中”；然而，如果日本只是进一步向南推进，即进入印度支那，美国参谋委员会（即美国代表团）并不认为美国会视此为“宣战理由”（Causus belli）。另外，如果日本进一步占领马来亚、英属婆罗洲或荷属东印度，美国是否会“立即对日宣战”，对此也存在着“相当的怀疑”，“除非美国事先已经处于对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争之中”。

随后，该声明解释了美国军方采取行动所受到的国内政治的限制，指出：如果日本进攻马来亚，美国国会的立法者们在决定赞成还是反对宣战之前，将有一个“相当长的辩论期”。因此对英国来说，指望立即得到美国的援助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美国认为任何防御马来亚的准备工作都应当在不依靠美国介入的情况下进行。

该声明承认，控制新加坡对英国来说是“非常需要的”，失去新加坡和菲律宾的普遍道义影响将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在公众舆论看来，加强新加坡的防御是英帝国力量的一种象征。英帝国的东部自治领、荷属东印度和中国都把它的安全视为它们自己安全的保证。新加坡作为一种象征的价值已经变得如此巨大，以致它被日本占领将是一个沉重打击。但是美国认为，这些不同的国家已经承受了许多沉重打击，其他沉重的打击也能被它们承受而不会导致最后的灾难。失去马来亚固然从道义上、经济上和战略上看来都是不幸的，但是美国参谋委员会认为，这种损失不一定会对战争的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接着美国代表团再一次说明它不能派一支可观的增援部队去远东的理由：

第一，如果这样做，将要从主要地区——大西洋转移注意力，从而“可能危及主要努力的成功”；

第二，鉴于现有的力量，向新加坡派遣部队就意味着“把联盟国家的最后的储备力量用于一个非决定性的地区”，这有违于美国的“大西洋第一”的战略；

第三，这样做的另一个后果是美国将“承担早期打败日本的任务”，这将意味着由美国去承担保卫“英帝国的一大部分”的责任，这有悖于美国的计划和利益。

美国人明确表示，如果英国人希望帝国得到保卫，他们就得自己去做这件事，因为“在部署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时候，领土的考虑应当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远东，英国与荷兰的领土利益大于美国的领土利益。美国的至关重要的领土利益在于西半球。因此联合王国的军事力量的部署应当为保卫它在远东的利益提供准备，而美国的部署则应当为保卫它自己在西半球的利益提供准备，以便当无论哪一个伙伴被迫退出战争时，另一个伙伴的部署仍然基本保持完好”。

鉴于上述情况，这份文件认为，英美两国在远东的目标应该是：

1.保卫马来屏障；

2.对日本东部的海军侧翼的有限进攻；

3.与中国对日本驻军的进攻相结合的对日本的经济封锁。[41]

为了表示美国对英国向国务卿施加压力的做法的极度不满，以及迫使英国与美国合作，美国代表团在递交这份书面声明的同时还附有一封信。信中指出，美国政府对与会代表的最初指示就是严格禁止承担任何政治义务，尤其是禁止政治上的监督。这种监督只能妨碍会谈的进展并引起困境，特别是当这种政治监督仅仅由有关政府的一方实行时，情况就更是如此。美国抗议这种做法并建议休会，直到英国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为止。[42]谈判几近破裂。

然而，就在2月19日当天，贝莱尔斯收到了英国三军参谋长根据丘吉尔的建议发给代表团的指示，他们认为继续对新加坡进行辩论几乎是徒劳无益的。于是，贝莱尔斯决定作出适当的妥协以结束这种尴尬局面。他同意与美国人合作，答应不再交给外交官们任何军事文件，但坚持必须让哈利法克斯了解情况。[43]

第二天，美国人接受了英国的回答。24日双方同意讨论会谈的最后报告。并要求程序委员会制订最后报告的框架。[44]但是在2月26日，当双方讨论如何调和他们关于远东的看法时，分歧再次出现。英国人声明，尽管他们同意美国人的许多看法，但是有些看法他们仍然不能赞同。双方最后决定把他们关于远东的分歧看法写在最后的报告中。

尽管美国人一再声称，他们不能肯定一旦在太平洋发生战争时他们能够提供援助，但是参谋会谈的双方代表们仍然事先在太平洋划分了责任区域。美国人坚持把太平洋再划分为中太平洋和远东2个区域，以表示他们对这2部分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太平洋在领土上明确规定为：在赤道以北最西远到关岛，在赤道以南最西远到斐济群岛，即赤道以北到东经140°，以南到东经180°。这个地区显然排除了菲律宾，美国对这个地区负有战略责任。关岛及斐济群岛以西地区包括菲律宾都属于远东，对此美国海军不想承担责任。[45]

然而在英国的努力下，远东问题仍然取得了一些进展。美国同意把1名美国海军代表派驻新加坡，他“拥有充分权利去安排与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相互合作”。双方同意在新加坡召开有英国、美国、荷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参加的参谋会谈，通过这些会谈解决他们之间的一些问题，并达成一个“统一的战略指挥”协定。[46]

在远东取得的进展固然使英国人感到高兴，但是当英国代表团还想了解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现有的行动计划时，他们又感到极其失望。英国人原来以为，既然美国坚持把这支大规模的舰队驻扎在珍珠港以威慑日本人，就必定会有具体的行动安排。然而令他们吃惊的是，在华盛顿对这样的重大问题的态度是如此模糊不清，以致没有一个人敢于明确表示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英国人被告知，这种行动计划是“太平洋舰队司令的事情”，他们想要了解情况，唯一的办法是派一个代表团去珍珠港会见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海军上将（Husband E.Kimmel）。英国人只有照此办理。[47]

3月6日，两国的海军代表讨论了关于在大西洋实行有效护航巡逻的舰只的分配问题。7日，贝莱尔斯收到了美国人拟定的协议草案。美国人希望最后的报告以这份草案为主，但是贝莱尔斯认为：“它完全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于是在以后的一些天中，双方对最后的报告继续进行了艰苦的讨论，正如贝莱尔斯所说：“每一段都不得不打出来。”而且，直到27日这种争吵还没有完结。

3月27日，两国代表团召开预定的最后会议敲定最后的报告。在会上美国陆军上校麦克纳尼建议通过一个有关分配航空器材的美国陆军航空部队的特别报告，而特纳反对给空军以特殊考虑。尽管斯莱瑟（英方的空军代表）和麦克纳尼再三解释，特纳仍不签字。结果“结结实实地打了一架”，问题仍未能解决。第二天“战斗”仍在继续，直到斯塔克进行了干预，同意把空军问题以一个附录的形式（即《ABC—2协定》）附在最后的报告当中，问题才算解决。于是3月29日，双方终于在最后的报告上签字。长达2个月的英美参谋会谈终于正式结束了。[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