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的英美海军参谋会谈,是在国际形势严重恶化的关键时刻,英美两国出于抵御法西斯侵略扩张的共同愿望而采取的行动。尽管它姗姗来迟,但其结果却对两国的外交及战略决策立即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对英国来说,尽管汉普顿对会谈形式的非正式性,以及对会谈的极端保密性所造成的情报交流方面的某些障碍感到失望,但他的确不虚此行,基本完成了使命。通过这次会谈,英国的收获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原则上仍然同意1年半以前英格索尔—菲利普斯会谈中双方所确立的战略原则和战时行动区域的划分,说明两国在远东的战略观念方面保持一致。
第二,美国打算在一旦战争爆发时,以在西大西洋巡逻的方式向英国提供援助,这是英国极想得到的东西。
第三,尽管美国在谈到把太平洋舰队运动到新加坡时附有条件,即英国必须同时派出一支“足够象征性的部队”,但是正如当时的海军上将、海军副参谋长菲利普斯所说,仅就美国愿意去考虑把它的舰队派往新加坡这一点来说,便是相对1938年会谈的一个可喜的进步。[168]
第四,英国明显感到了美国总统和海军的“极其亲英的”态度与合作的倾向,这对英国是一个鼓舞,并对合作的前途表示乐观。
另外,汉普顿的访问也使自英格索尔访问以后便开始的两国军方之间的技术及情报交流继续进行下去,尽管对这种交流的评价不能太高。[169]正是由于上述收获,英国海军部认为汉普顿的这次华盛顿之行是成功的,而他本人也因其出色的工作受到了称赞。
但是这次会谈与1938年初的会谈一样,未能解决英国当时面临的困境。当英国的远东战略更加取决于美国的军事援助之时,英国却显然不能指望这种援助立即到来。就在汉普顿逗留美国期间,日本正式封锁了天津英租界,从而使英国突然面临可能与它的第3个潜在敌人首先开战的危险局面。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单独派舰队去新加坡,而英国自己又没有足够抵御日本的主力舰队被派往远东的情况下,为了保卫欧洲和地中海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在外交上的对日妥协便再次成为英国的一种选择。正如当时三军参谋长在为解决天津危机而提出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在没有美国积极合作的情况下,从军事观点看,并考虑到当前的国际形势,不应当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同日本人发生冲突的无可挽回的行动。”[170]这便是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的直接军事战略背景。
对美国来说,汉普顿访问的最大作用,在于促使美国军方最终完成了其战略目标的重大转移,即把美国坚持了几十年的取向太平洋的针对日本进攻的战略,转变为取向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针对德意日多个敌人进攻的联合战略。在汉普顿回国后,陆海军联合计划委员会于6月23日向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正式提出了对5月11日的“彩虹”系列计划的修改意见:(1)用该委员会对原“彩虹”计划4进行重新考察后而制订的2个计划,即“计划1”和“计划2”,取代原来的“彩虹”计划4;(2)把“彩虹”计划2提到新的一组“彩虹”系列计划的第2位,这不仅是由于刚刚与英国人就太平洋的战略进行了会谈,也是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可能要求在这个计划方面给以更多的回答。[171]6月30日,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批准了上述修改意见,从而形成了一组新的“彩虹”系列计划,即“陆海军联合基本战争计划”。
随着战争的日益迫近,防御美国本土成为当务之急,于是计划人员加紧了对“彩虹”计划1的详细制订工作,并于7月27日把具体完善的“陆海军联合基本战争计划1”(即“彩虹”计划1)提交给了陆海军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立即进行了研究并作了某些修改,随后就根据罗斯福总统于7月5日发布的关于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必须直接向作为三军总司令的总统提出报告的特别命令,将该计划呈报罗斯福。总统于10月14日对该计划给予了口头批准,[172]而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
鉴于1940年春天德国在欧洲取得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以及对西半球造成的威胁,美国不仅越来越认清德国是它的头号敌人,而且越来越明确英国是美国的第一道防线的战略思想,从而使罗斯福采取越来越积极的措施去援助被围困的英国,也使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欧洲与大西洋的战争。以太平洋为重点的“橙色”计划也最终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彩虹”计划2虽然于1940年被制订出来,[173]但它从未被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正式批准;而“彩虹”计划3的制订工作则停止进行,以致它从未发展成详细的计划。1941年8月6日,联合委员会正式取消了这2个计划。[174]至此,“橙色”计划最终走完了它的全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方面,促使美国的战争计划人员开始发展以保卫美国本土和西半球北部,以及保卫整个西半球为目标的“彩虹”计划1和“彩虹”计划4,并且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发现需要英国在西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某些军事基地方面给以合作;另一方面,美国也迫切需要了解英国在纳粹德国的进攻面前是否能够生存下去,这个问题只有通过美方人员的亲自考察才能解决。而英国的战争困境以及对美国军事物资,特别是驱逐舰的迫切需求,终于使双方达成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美国尚处于战争之外时的第一个军事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