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空军和海军、陆军一样，不但在本土，而且在整个帝国都承担着安全职责。尽管在“10年规则”时期和重整军备时期，空军同样受到财政的控制，但由于维持与德国空军对等的需要，空军几乎没有受到过于严格的限制，其发展一直得到优先的关照。[254]

首先，这是因为大部分英国人认为，鉴于德国海军仍远逊于英国，在未来与德国的战争中，对英国本土最大的威胁就是德国空军的轰炸，而英国轰炸机力量的壮大，既可以提供足够的威慑，还能够对德国进行轰炸反击，这在战争初期敌人异常强大时，对士气和民心的影响意义重大，而这一点是海军和陆军一时无法做到的。

其次，军方认定，以当时的防御技术和手段，空袭是难以预防的，只能采取报复性轰炸作为反击手段。另外，由于政府财政的拮据，不可能3个军种同时得到令人满意的扩大，只能重点扶持，而空军相对来说回报效果更明显。内维尔·张伯伦在1936年2月的家信中指出：“如果下一次战争到来，我不相信它会和上一次战争一样，我相信我们的资源花在空军和海军方面比组建一支大规模的陆军会更有收益。”[255]同年12月，张伯伦在反驳陆军要求战时派遣本土防卫队（Territorial Army）12个师作为远征军后备队时再次提到，英国未来的危险是来自空中的打击，如果将有限资源的大部分用在空军上，将比花在陆军上更能增强国家的力量。[256]

此外，相对于军方来说，内阁不仅仅要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还要从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影响等诸方面权衡问题。在内阁眼中，“一强标准”既可以对德国形成威慑，增加实行裁军政策和绥靖政策的筹码，同时又可以缓解社会公众对遭受空中轰炸的担忧，赢得民意对政府的支持。当时一些专家根据“一战”中的空袭伤亡比例数字甚至推算出，英国遭受德国空军的破坏程度“几乎与后来核弹的威力不相上下”[257]。尽管一些人士认识到了单纯追求轰炸机的数量存在虚张声势的风险，“但是对政府来说，政治上的好处证明是几乎难以抵御的。如大臣委员会所承认的，这对国内政治是合算的，相对来说，也是成本较低的”[258]。

然而，实际的情况是：“纳粹德国空军没有战略轰炸的信条，也没有给英国致命一击的计划。1940年8月出现的机会使德国空军完全感到意外，因此它对英国的进攻是即兴且缺乏协调的。”[259]德国空军实际没有把战略轰炸作为其主要的目标手段，希特勒建立空军最初的战略目的是威慑波兰和法国对德国的预防性进攻。由于德国是一个中欧的大陆国家，在扩军备战造成经济和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德国更注重陆军的发展，空军的主要任务是配合陆军展开行动。

美国军史学家威廉森·默里则指出：“在所有设想涉及第三帝国军队的战争中，德国从战争一开始就面临陆地作战的可能性，因此，如果德国的敌人在边境打败国防军，横行于西里西亚、东普鲁士和莱茵兰，同时德国空军却对伦敦、巴黎和华沙展开空袭，这几乎无力改善德国的战略形势。”[260]英国军史学家布赖恩·邦德则指出，德国在慕尼黑危机之前没有轰炸伦敦的正式计划，英国空军强调轰炸机的战略根本没能威慑希特勒的武力外交。[261]

自1923年鲁尔危机英国确立空军“一强标准”后，空军的主要责任非常明确，就是防御英国本土免受外来的空中攻击。比如，依据1935年11月提交的扩建计划，估计至1939年4月英国本土将有一线飞机1 736架，而同时在地中海和中东（包括伊拉克、苏丹和肯尼亚）一线飞机只有172架，在远东只有40架。[262]随着欧洲形势的发展，英国空军的假想敌由法国变成了德国，并且以德国空军力量为参照标准，英国空军的规模一直在不断地扩大，经历了从“A计划”到“M计划”的发展过程。

虽然这几个计划的命运各异，但目的都是力求保持与德国的空军数量上的平衡，尤其是在轰炸机方面。在当时，“轰炸攻击成为30年代国际事务中魔鬼化身的一部分，英国的外交政策和重整军备政策的重要方面，可以用担心遭受空袭来证明它们的合理性”[263]。因为时刻跟着德国的指挥棒转，所以英国没能理性地看待自身的战略需要和现实条件，马尔科姆·史密斯甚至认为此举不是着眼于打一场大的战争。[264]由于财政限制、物资供应和人力资源短缺、政府部门与工业生产部门合作不力，以及情报工作等方面的诸多缺陷，空军的“一强标准”不但一直没有实现，而且在战争爆发前被迫转向优先发展战斗机和注重轰炸机质量的升级，尽管后来在不列颠空战中显现出该转向的价值。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单纯武器数量上的相等，并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因为战争的胜败不仅是交战双方武器数量上的多寡，还涉及诸多的因素，如武器的质量，士兵的综合素质和士气，战略和战术决策的正确与否及是否得到正确执行等等。战争爆发时，英国对德国空军力量预计的数字基本准确，但没有看到它强大的外表下面存在许多不足，如缺乏后备力量和训练有素的飞行员。英国历史学者理查德·奥弗里指出，直到1938年德国空军仍是纸老虎，甚至到1939年也没能对英国形成真正的威胁。[265]英国军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则认为：“如果对手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去遏制你使用它，威慑则明显是站不住脚的。相对德国而言，英国在进行空战方面处于严重的劣势。英国的目标集中且处于容易被攻击的范围内，德国的目标则分散在一片广阔的地理区域。被携带相同距离的相同重量的炸弹，相比对德国而言，能够对英国的经济以及可能对英国的士气造成更为有效的破坏。”[266]

然而，武器数量是有形可见的，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更多的武器数量的确能够增添更大的胜算。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有形的东西比抽象的概念更具可操作性，有利于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能够在外交谈判中获得更多的筹码，争得更主动的地位，对内则可以获取民众更大的支持。1936年在亨登（Hendon）有25万人观看了空军飞行表演，公众对空袭的忧虑心理得到了一些缓解。张伯伦据此认为：“在英国对大规模空袭展开唯一有效的反击方面，这支力量能够令人满意地向吹毛求疵的公众证明政府政策的正确性。”[267]

另一方面，政府对德国空军的战略和机型却很少关心和研究。“他们关心问题的方式常常是从迫切而实际的方面出发，而不是从长远和战略的角度出发”[268]。即使对于英国政府自身最关心的轰炸机战略的实施而言，英国空军官方史家也承认要将战略从纸面落实到具体作战行动中存在更多的困难，“对于在作战时可能会怎样，可以实现怎样的目标，在多长的距离内它们会被击中，如果它们被击中会发生什么，或者说出现伤亡的人员的情况可能会如何，这些都没有清晰的概念……最终表明，无论如何，在1939—1940年，轰炸机司令部不可能在防卫英国和反击德国方面作出任何大的贡献”[269]。

因此，从实际的情况来看，两次大战间的英国空军的威慑战略是不成功的，它并没有真正起到威慑和遏制希特勒对英伦诸岛发起进攻的作用。英国学者考克斯指出：“政府对空权的付出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即这是遏制德国侵略、支撑英国外交和军控倡议最合算和最实在的方法，而不是建立在这是赢得战争最合算的方法之上的。”[270]空军的“一强标准”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战略问题，而是被完全政治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