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上述形势在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后发生了变化。这次会议上英、美、日三国签署了《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作为对1922年《五国海军条约》的补充，三国驱逐舰的吨位比是10∶10∶7，潜水艇的吨位比是10∶10∶10。[87]美国在非主力舰方面取得与英国相等的地位，英国巡洋舰50艘，比美国多1艘，低于英国海军部会前70艘的要求。日本在非主力舰方面突破了与英美主力舰5∶5∶3的框架，并在潜水艇方面争得与英美对等的地位。但是，法国要求与会国以条约的形式给予它安全保障，意大利则要求获得与法国同等的海军地位，这两个要求都没有得到满足，因此法国和意大利拒绝签字，不受条约的约束。

5月13日，首相麦克唐纳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发表演说，盛赞此次海军会议消除了军备竞赛，又给政府节省了大笔开支，但在随后的讨论中遭到海军上将泰勒（E.A.Taylor）的批评。泰勒指责伦敦条约的签订是“对国家的背信弃义……在与美国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我们实际需要的基础上参加这次会议，是一个极大的错误”[88]。泰勒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因为英国海军的地位进一步遭到削弱，而战时以海军为基础的经济封锁以及对欧洲和自治领承诺的义务，都要求英国应该拥有比美国更多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特别是当意大利和德国成为英国的敌人的时候，这种弱点更加突出。此外，意大利和德国不受该条约的约束，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建造新型的现代化战舰，而英国则受条约所限，战舰现代化更新显得滞后。

“10年规则”废止后，在1933—1936年间，新成立的国防需要委员会共向内阁提交了3份“弥补国防缺陷计划”报告，阐述这一时期英帝国的国防战略和各军种的发展计划，以弥补“10年规则”时期由于经济困难和裁减军备导致的国防缺陷。3个报告基本都得到了英国内阁的批准并付诸实施。

1934年2月28日，国防需要委员会完成了它的第1份报告。报告指出国际形势正在恶化，尤其在欧洲，德法两国未能就裁军问题达成一致，德国正目无他国地加速重新武装；在远东，日苏关系恶化，但这使得日本期望同英国改善关系，而以往英日关系的紧张是由于英国屈从于美国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在远东形势缓和的情况下，应当一定程度上恢复往日“英日同盟”时期两国的关系状态，但也不能以英美友谊为代价，并忽视远东的潜在危险，应加强远东的防御，完成新加坡军事基地的建设；而目前德国的重整军备尚未完成，几年之内不会对英国构成严重的威胁，英国有时间针对德国做好防御上的准备，尽管时间并不充裕。

该报告虽然仍将同日本发生战争的风险列在首位，但指出英日友好是远东政策的长远目标，为了挽回近些年在远东失去的地位，权宜的做法是“展现强硬的姿态”，明确德国“是我们‘长远’防御政策必须针对的最终的潜在敌人”。另一方面，报告将美国、法国和意大利排除在假想敌之外，但认为不能因此忽视相关的防御措施。此外，该报告强调：“我们目前的缺陷应在可行的最短期限内加以弥补，因此，原则上我们提出一个为期5年的计划，尽管事实上我们认为就某些方面而言，在如此短的时限内要弥补多年累积的缺陷是不可能的，但某种情况下这是必不可少的。”

未来5年的计划占据了该报告的大部分篇幅，指出了英帝国在远东和欧洲亟待弥补的防御缺陷，同时详细列出了各军种所急需解决的“最严重的缺陷”，认为弥补这些缺陷大约总共需要82 380 980英镑，5年内需要71 323 580英镑，海军支出在2 000万英镑左右。报告最后指出：“考虑到我们世界范围的利益，并与其他强国进行对比，5年计划远非过高。”关于海军，报告建议应对大部分主力舰只进行现代化升级，对海军基地进行现代化改造，建立必要的物资储备，争取使新加坡基地至1938年时达到作战所需的条件。报告未将海军新的造舰计划列入弥补缺陷的范围之内，认为这将取决于1935年海军会议的结果，然后再作出安排，但指出海军部为造新舰所提出的预算是未来5年内年均1 340万英镑。[89]

事实上，自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英国在非主力舰方面的优势逐年下降，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使得英国在非主力舰领域的发展进一步受到限制，同时法国和意大利因拒绝签署该条约而不受限制。鉴于这种形势，海军部指出，如果在远东对付日本的同时，还需在本土附近海域对付欧洲最强的海军国家（最初意指法国），皇家海军目前是难以胜任的。海军部打算提出新的“两强标准”，但由于国防需要委员会主要是评估以往国防的缺陷，而不是应对现时或未来的需要，加上以德国为最主要的假想敌，而德国海军此时相对较弱，战时情况下还能指望法国海军的协助，所以这一新观点没有出现在这份报告中。[90]

3月7日，第1份弥补国防缺陷报告提交内阁。在海军看来，“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不幸的是，在大臣圈子里对国防需要委员会建议的反应既缓慢又无力”[91]。之后一个多月里，内阁正在极力挽救日内瓦裁军会议，对报告只进行了几次简单讨论，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4月20日，陆海空三军大臣敦促首相尽早对报告进行审议，提醒报告只是弥补国防缺陷，不应与裁军会议的结果联系在一起，以便各军种能够明确下一步行动的方向。首相麦克唐纳表示接受，但指出：“如果达成与裁军相关的协议，进而对国防支出的决定作出重新调整始终是可能的。”[92]

5月2日，鉴于弥补国防缺陷的问题与裁军会议及对他国的安全保证义务等问题相关，内阁决定将报告交由裁军事务大臣委员会（Ministerial Committee on Disarmament）从政治层面进行审议，尽管汉基认为由一个裁军委员会讨论重整军备之事实属滑稽。[93]英国学者马科尔姆·史密斯认为：“内阁将国防评估看成是日内瓦政策的继续，而不是一个新的开始。”[94]

裁军事务大臣委员会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对报告进行了审议，最终于7月31日将审议修改后的弥补国防缺陷报告提交内阁通过。大臣委员会的报告总体延续了国防需要委员会的看法，同时在细节方面作了许多调整。由于不久将召开新的国际海军会议，相比空军和陆军，报告没有对海军的弥补缺陷方案和新的造舰计划作出最终的决定。[95]

然而，在第1份弥补国防缺陷报告提交后没多久，3月26日德国公布了新的年度国防预算，比上年度增加了近1/3，达到了9.566亿马克，比1933年增加了5亿马克，其中海军军费为2.36亿马克。[96]这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和担忧。为打消英国的戒心，11月28日希特勒对英国政府在下院发表的关于德国重整军备的声明作出回应，表示他一直愿意就德国海军实力在相比英国海军实力35%的基础上与英方达成一致，并再次强调在权利平等的情况下，任何时候都准备与英方商谈军备问题。同一天，德国海军司令埃利希·雷德尔（Erich Raeder）接见英国驻德海军武官时，重申了德国愿意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国际海军会议，前提是必须废除《凡尔赛条约》对德国海军的限制，如果会议不能取得成果，德国愿意单独与英国展开会谈。[97]

1935年1月7日法国和意大利签订《罗马协定》，英国担心希特勒叫嚣德国受到包围而作出过激反应，作为3月外交大臣约翰·西蒙和国联事务大臣安东尼·艾登访问柏林的部分成果，6月18日英德两国在伦敦签署《德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换文》，即《英德海军协定》，并于即日正式生效。换文规定：德国海军的总吨位永不超过英国海军总吨位的35%，德国潜水艇总吨位不超过英国总额的45%。[98]

英国本意是打算通过该协定将德国的海军发展以条约的形式加以约束，避免自身财力难以支撑的海军军备竞赛，并且为1935年12月召开的国际海军会议铺垫道路。就如内维尔·张伯伦在家信中提道：“与德国人订立协定，我感到很满意，这无疑是正确的，它让我们可以约束他们的海军，并且事实上看起来如此之好，以致使人不免产生怀疑。我对法国人感到不安并不惊讶，但没有时间可以失去，我相信艾登能够向他们表明，协定不但有益于我们，而且对他们也有益处。”[99]但《英德海军协定》意味着德国可以把自己海军总吨位在当时水平基础上增加4倍多，而且“从长远的战略观点上看，《英德海军协定》对英国也是不利的……英国海军比较分散，活动在世界各地13个海域，而德国的海军比较集中，主要活动在北海一线。这样，对德国来说，可以在局部地区形成某种相对的海军优势”[100]。

另外，协定招致了法国的不满，进一步加深了英法之间的隔阂。从长远看，该协定还对远东的形势产生了不利于英国的影响。因为当德国海军力量按协定不断增长时，英国需要更多的海军力量部署在本土大西洋海域应对德国，这将大大限制远东有事时英国能够派往远东的舰队的规模，以后发生的事情证实了这一点。英国学者斯蒂芬·罗斯基尔指出，即使在英国海军内部，“协定签订后的一年里，仍可感受到对协定明智性和持久性的怀疑”[101]。

1935年5月27日，国防需要大臣委员会要求国防需要委员会结合最近的国际形势和英国的财政状况，对当前的弥补国防缺陷方案提出调整意见，以便大臣委员会参考。6月7日，国防需要委员会提交了意见报告。7月8日，国防政策与需要大臣委员会（Ministerial Committee on Defence Policy and Requirements）[102]希望国防需要委员会在意见报告的基础上，重新审查各军种的国防需要问题，并针对未来的发展提供建议。7月24日，新的国防需要委员会报告出炉，即第2份弥补国防缺陷报告，但实际只是一份临时性的报告。

该报告认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日本与德国正在建立友好关系。事实上，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情况会变得更加公开”；“欧洲的国际形势没有提供任何乐观的理由……德国给外界的印象是打算几乎不惜一切代价重新武装，这已经得到了证实”；“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的冲突削弱了那些能够遏制德国野心的国家的团结……随着德国实力的增长，对其而言将出现一种趋势，即会吸引一些仆从国加入其阵营，而疏远其他大国”。

该报告从军事技术的角度判断1942年是德国发动战争的最早时间，但认为德国作为一个独裁国家，能够做到对英国来说难以做到的事情，因此不能低估其能力，“作为一个潜在的侵略者，德国能够自己选择发动战争的时机……如果作为遏制德国力量的各国，尤其是英国，依然保持他们目前的无准备状态，那么德国可能轻易决定利用某些机会或借口作出某种政治冒险行为，也许是针对像默麦尔这样的一些小目标，也许是针对东欧或中欧的某个更具雄心的目标”。

报告同意外交部次官罗伯特·范西塔特（Sir Robert Vansittart）的看法，认为依照判断德国不可能在1942年之前发动战争，但“德国可能因错误的打算或政治判断失误而这样做”；“1939年1月1日有理由被认为是出于我们自身安全考虑而作出准备的最迟日期，而且不能保证德国届时在政治上会保持无动于衷，接受晚于1939年的任何日期都将冒很大的风险。”

另外，该报告强调：

无论我们的目标是针对上述提及的1939年，还是1942年，我们认为，在对国防各军种增加年度预算支出作出限制的情况下，要实现有效威慑或防御的准备状态是不可能的。而且基于此种情况，我们难以提交可接受或可实现的计划。我们获悉德国正借助大规模借款的方式为其准备工作提供资金，其他国家不同程度上也在如此。如果我国要为自身的安全做好充分的准备，要遏止侵略行径，那么我们认为别无选择，只能是政府开阔视野，并采取某种制度安排为此目的提供资金。[103]

结果，7月29日大臣委员会授权国防需要委员会，在现实允许的情况下制订出计划，使各军种在1938—1939财政年度结束时能够达到最充分的准备状态。在计划中，国防需要委员会被要求对以下问题作出回答：（a）将采取怎样的特别措施来提高工厂的生产，以便在上述期限内提供所需的物资？这些措施的费用如何？（b）如果没有针对工厂生产采取上述特别的措施，届时我们的准备将是怎样的状态？如果有特别措施，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达到（a）中所提到的准备状态？报告最后指出，关于各军种计划的最终决定，将由内阁在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和政治形势进行最广泛评估后作出。[104]

1935年11月21日，国防需要委员会提交了第3份弥补国防缺陷报告，主要是在新国际形势的背景下，回答第2份报告中国防政策与需要大臣委员会要求其回答的问题。在这份报告的基础上，国防政策与需要大臣委员会于1936年2月6日完成了自己的报告，17日经内阁讨论获得通过。3月3日，报告的主要内容以国防政策声明的形式在议会发表。

国防需要委员会的第3份报告指出：

我们临时报告中的第4-14段描述了国际形势对于国防需要产生的影响。那时发生的国际形势恶化仍在继续。可以这样归纳我们的处境：德国依然在全速地进行重新武装，并对斯特莱沙阵线的瓦解充满喜悦。基于这两个原因，德国正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其阵营……意大利已经变得充满敌意，而且无论最终如何解决，必然会疲弱地从当前的危机中走出来。由于赖伐尔的懦弱，法国自身被外交事务领域左右之间的巨大分歧所困扰。因此在日内瓦它被证明是一个不可靠的合作者……美国在内心比以往更加地充满孤立主义。日本则意在主宰远东，就如德国意在主宰欧洲那样……我们处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充满危险的世界中，除了自己我们指望不上任何人，我们只有强大起来。

……我们认为，我们所采取的对外政策应避免我们在远东同日本、在西方同德国以及同这两者之间主要交通线上的任何大国同时发生可能的敌对情势，无论它是公开的还是隐晦的，这是我们国家和帝国安全的基本要求。就日本而言，在之前的报告中，我们特别强调了最终采取一种同这个国家友好和睦政策的重要性。最近的事态凸显了此种政策的可取性，即使实施起来存在困难。

在长久的基础上同德国建立友好关系，从战略角度看同样是可取的，但相比同日本的情况目前呈现出甚至更大的困难……我们强烈主张，在意大利能够再次成为一个难对付的因素之前，我们应对我们长远的政策作出调整，以便我们决不会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即在同时与日本和意大利交战的情况下，或者更不用说如果我们同时与德国和日本交战的情况下，我们难以获得法国的确切军事援助……

因此，无论我们未来的政策如何，我们从近来各种事件所汲取的教训是亟须使我们自身足够强大，从而能够不遗余力地维护世界的和平以及我们自己的安全，希望不打破均势而通过一致意见使共同削减军备成为可能的那一时刻最终能够到来。但是，这一时刻尚未到来。

关于海军，报告认为在德国遭受《凡尔赛条约》束缚的前提下，“一强标准”是足够的，但这种情况正在被改变：

至1942年，估计德国将拥有5艘新主力舰，外加3艘袖珍战列舰，日本可能完成建造2艘新主力舰。甚至到1939年3月31日，德国将拥有3艘袖珍战列舰和2艘新的2.6万吨排水量的战列巡洋舰；如果远东发生严重的紧急事件，在西方出现遭受威胁的情势下，我们将没有安全的余地，即使假设拥有超强的战斗效率。

我们不能过于强调在间隔如此之远的两个战场同高效的敌人在海上交战所存在的种种困难。目前与意大利之间的麻烦，使得来自世界各地的英国海军力量，包括来自远东，有必要集中于地中海地区，这产生了某种使事态缓和的迹象。然而，无视两条战线同时或几乎同时出现威胁的可能情况，将是自杀式的愚蠢表现；如果我们不能拥有产生一种威慑所需的足够军事力量，这种双重的紧急情况更可能会发生。

为此，报告建议将以下新的海军“两强标准”作为长远的发展目标：

（1）使我们能够在远东部署一支完全足以采取防御行动的舰队，并对该地区我们的利益所遭受到的任何威胁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

（2）同时，在任何情况下，在本土海域维持一支能够满足与德国交战所需的力量。

未来3年重整海军军备的具体方案为：在1937—1939年更新换代7艘主力舰，从而与德国和日本的新主力舰数量保持平衡；在1936—1942年建造4艘航空母舰；在1936—1939年，每年建造5艘巡洋舰；在每年更新一支小型驱逐舰舰队的基础上，在1936—1937年建造7艘驱逐领舰（Destroyer Leader），同时隔年组建一支小型驱逐舰队，直到1942年；潜艇及小型护航舰或辅助舰只维持以往的建造速度，即每年建造3艘潜艇、5或6艘小型护航舰。但是，报告强调，如果要实施新的“两强标准”，以上造舰方案是不够的，而且由于条约限制和人员物资短缺，该方案在未来的3年或更长的几年里其实难以完成。[105]

实际上，国防需要委员会没有针对新“两强标准”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对政府接受如此的战略转变没有抱太大的奢望。由于报告中所提的未来3年的方案介乎于“一强标准”与新“两强标准”之间，因此也被称为“DRC标准”。

国防政策与需要大臣委员会总体赞成报告对国际局势的分析以及不将与意大利长期敌对的情形列入需要紧急应对的事务范围，同意“一个强大英国的领导力，目前对于国联盟约体系的成功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国联盟约体系失败，只有英国被认为是一个强大且准备充分的国家，才能指望获得其他国家的合作与援助”。但是，关于海军新“两强标准”，大臣委员会认为采取新标准所涉及的问题尚未详细考虑，“我们认为在实际的效果能够被更确切地评估之前，对赞成这一标准应加以保留”。除巡洋舰建造方案被暂行通过且有待以后进一步评估外，大臣委员会通过了第3份报告所提的“DRC标准”。[106]2月25日内阁批准了大臣委员会的报告，同时决定政府在议会即将发表的国防政策声明中对新“两强标准”不予以提及。[107]

尽管海军新“两强标准”没有得到批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英国政府担心该问题会对正在伦敦召开的海军会议产生负面影响，但国防需要委员会第3份报告所提出的“DRC标准”还是原则上获得了内阁的通过。这说明，随着欧亚战争策源地的形成，英国政府意识到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难以避免，海军“一强标准”已无法满足大英帝国的国防需要。另外，国防需要委员会的第3份报告多少透露了海军部对于三线作战即在远东同日本、在西欧同德国以及在地中海同意大利同时作战的担忧。

因此，第3份弥补国防缺陷报告标志着英国海军“一强标准”的结束。另外，第3份弥补国防缺陷报告的内容实际上已不再仅仅是基于弥补以往国防缺陷的考虑，更是英国面向未来的重整军备计划，并且欧洲开始取代远东成为英国的国防战略重点，而在远东采取防御姿态，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欧后亚”的战略思想雏形。国防需要委员会的第3份报告成为两次大战期间英国军事战略发展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