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929年10月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逐渐恶化，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和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的前期谈判也不尽如人意。在此背景下，参谋长委员会在该年度的帝国国防政策形势报告中向帝国国防委员会和内阁发出了警告。报告指出，虽然缔结了《伦敦海军条约》和《非战公约》，但是一些国家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它们的军事预算，相比1914年英国承诺援助法国和比利时的情形，目前英国要履行《洛迦诺公约》的保证义务实际面临更加困难的处境。[30]

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承认国际形势某些方面令他感到不安，但他认为没有必要更改“10年规则”，同时又认为应更加灵活地对待这一原则，实际重申了1928年7月内阁的决定。[31]内阁秘书汉基对德国的重新武装深感忧虑，希望首相重新审视该规则，他把延续“10年规则”看成是“陶醉在虚幻缥缈的幸福之中”。[32]

1931年3月，在“三党裁军委员会”（Three Party Committee on Disarmament）[33]召开会议时，包括前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在内的一些委员会成员，开始对延续“10年规则”表示出担忧。汉基爵士也对欧洲的局势发展深感忧虑，向内阁发出可能再次爆发战争的警告，敦促首相应重新审查“10年规则”。[34]于是，外交部受托对国际形势和是否延续“10年规则”进行特别评估。

外交部提交给帝国国防委员会的评估报告认为，“10年没有大规模战争”取决于以下5种假设：

（1）在未来10年里，不会出现两个国家卷入一场和平手段不能解决的重大利益的争执当中。

（2）发生争执的两个国家中的一个非常反对战争，以致宁愿放弃自身利益而不诉诸战争。

（3）两个国家中的一个相当弱小，以致在战争中没有取胜的希望。

（4）已有的一些组织机构愿意并能够阻止战争的发生。

（5）不存在引发战争心理的温床。

尽管报告指出这5种假设都站不住脚，但没有直接作出取消“10年规则”的结论，只是认为，在未来前景光明的同时，伴随着阴霾。[35]

7月15日内阁最终作出决定，出于指导各军种军费预算的考虑，当年继续施行“10年规则”，但是，1932年是否延续这一原则，要在对第二年的帝国国防形势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再作出决定。[36]

不久，日本在华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远东局势骤然紧张，英国在华利益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直接威胁，“致使英国把注意力转向其远东的弱点之上，引起对‘10年规则’的抨击”[37]。汉基要求参谋长委员会比往年更早些提交他们的年度评估报告。他认为：“当前的内阁与全英国一样，对帝国的防御形势没有充分的了解。”[38]

1932年3月22日，参谋长委员会向帝国国防委员会提交了1932年的帝国国防政策形势年度评估报告。报告指出，英国在远东的防御存在严重的缺陷，各军种和军事设施都处于难以应付战争的状态，根本无法抵挡日本的进攻，而且战争可能随时都会发生；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不仅是政府把主要资金用于社会事务方面，更重要的是认为未来10年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争，以及民众盲目乐观的和平主义。鉴于形势，报告提出3点建议：

（1）指导国防各军种预算的从任何既定日期起10年内不会有大规模战争的假定应当取消。

（2）应开始着手确定纯防御性的义务，包括基地的防御。首要任务是满足远东的需要，我们就此提交了1份单独的报告。

（3）不应等待裁军会议结果明了之后再作出决定，近期远东发生的事件是不祥的，我们不能忽视厄运临头的预兆。[39]

帝国国防委员会对该报告的分析和建议未提出反对意见。3月23日内阁会议决定：“对帝国国防委员会接受参谋长委员会的建议，赞成取消近些年来国防各部门的预算以其为基础的假定，不表示异议。”但是，内阁附加了两个限制性条件：这不等于有理由在增加国防支出的同时不考虑当前十分严重的经济财政状况；报告中提及的整个问题与正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密切相关，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40]

从这一结论可以看出，英国政府对取消“10年规则”表现得十分勉强，“不表示异议”并非是表示赞同。这跟英国政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世界经济危机所造成的财政困境和失业问题直接相关，也反映出政府仍对正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的结果抱有期待。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英国政府担心：大规模的重整军备会使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同时却得不到大多数社会公众的支持，而且会对国际裁军会议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国际裁军谈判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紧张的国际政治形势和化解战争危机，这样就无需大规模重整军备，从而可以顺理成章地继续施行“10年规则”。

因此，在随后一年半的时间内，“10年规则”实际并没有真正废止，更没有立即出台取而代之的新战略指导原则，以至于一名军方高层人士抱怨称：“看上去政府更关心战败之后能有足够的钱向取得胜利的敌人支付赔款，而不是使国防步入良性轨道”。[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