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26日，时任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提出，希望削减1925—1926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他敦促海军部对新加坡基地的建设计划和建造巡洋舰的计划三思而后行，以适应国家的财政状况和社会政治氛围，并建议帝国国防委员会（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23]调查英帝国面临的防御形势，以及是否应继续实施“10年规则”。[24]

在接下来的调查和讨论过程中，丘吉尔和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都认为，英日关系的现状有别于“一战”前的英德关系，英日两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丘吉尔甚至还指责海军的远东计划是对日本的一种“挑衅”，并夸口“在我们或我们下一代的有生之年，我认为你见不到日本会通过武力入侵并使澳大利亚变为其殖民地的举动”。他建议对国防形势每3年作一次全面评估，如果形势许可，“10年规则”将继续实行，并要求奥斯汀·张伯伦向内阁声明，排除未来10年至20年与日本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第一海务大臣（即海军参谋长）戴维·贝蒂（David Beatty）质疑丘吉尔的观点，但迫于和平主义的整体氛围，主张至少应每年对帝国国防政策形势作一次全面的评估。[25]内阁最终采纳了丘吉尔的大部分观点，但也接受了贝蒂一年对国防政策形势作一次评估的主张，以评估结果作为延续“10年规则”的依据。

另一方面，各军种部对“10年规则”限制其军费规模实际心存不满，尤其是海军部，政府内的少数人士对“10年规则”的质疑也在不断增长。1928年3月，财政大臣丘吉尔又一次指责海军部的军费预算方案，并于6月15日向内阁建议：“从任何规定日期起的10年内将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争，现在应作为一种长期的假定确定下来；除非或直到在外交部、某一作战军种的倡议下决定作出改变，否则这应成为一种规则。”[26]在帝国国防委员会对丘吉尔的上述提议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前首相、时任枢密院大臣阿瑟·贝尔福（Authur.J.Balfour）指出，英国军事力量无论如何太小了，只有保持最优良的状态，才能履行国防的职责。殖民地事务大臣利奥波德·埃默里（Leopold S.Amery）认为，像军舰换代、船坞改造等这样的工程无疑受到了“10年规则”的限制，除非坚持工程搞下去，否则一旦需要时不但将发现这些工程还处于未完成状态，而且会导致维持和平更加困难。海军参谋长查尔斯·马登（Charles Madden）则强调，消减军费将削弱海军的作战效率。[27]

然而，迫于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以及大多数内阁大臣支持丘吉尔的立场，帝国国防委员会最终采纳了丘吉尔的意见，建议内阁继续施行“10年规则”，赞成“从任何规定日期起的10年内将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争”的观点，但鉴于质疑“10年规则”的声音，也作了如下变通：应每年对“10年规则”的假定作出评估，如果形势不利于“10年规则”的继续，政府各部在任何时候都有责任提出质疑。[28]帝国国防委员会的建议得到了内阁的批准。

在一定程度上，这标志着“10年规则”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像贝尔福这样的人士意识到，“10年规则”下的财政控制，造成了英帝国国防越来越大的漏洞和缺陷。尽管参谋长委员会（Chiefs of Staff Sub-Committee）在1928年的年度帝国国防政策形势评估报告中指出了国防存在的重大缺陷，但是没有能够挑战主流的观点。[29]

此时，英国政府的大多数决策者并未觉察到日后英国在欧亚面临战略困境的征兆，认为战败的德国已不足为虑，日本的野心只限于中国东北，即使在可见的将来也不可能对英国构成重大的威胁，而美国和法国同英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近乎为零，苏联则至多是煽动英国国内的工人运动。更为重要的是，英国政府相信在国际联盟和类似《凡尔赛条约》、《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和《洛迦诺公约》这样的国际条约的框架内，足以解决所面临的国际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