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与大众偏好《弥赛亚》情况不同，专业人士更看好《以色列人在埃及》。《牛津简明音乐词典》举荐亨德尔声乐代表作，首当其冲是《以色列人在埃及》而不是《弥赛亚》：“与亨德尔的大多数清唱剧不同，本剧的独唱充实了占主导地位的合唱。特别是关于上帝降下瘟疫的部分。”

《牛津简明音乐词典》并不完全准确——它过于注重第一部分，而忽视了第二部分的抒情颂诗色彩。当然，严格地说，第二部分在比例上仍然是合唱主导。但女高音及双女高音、男高音等的切入，缓和了《出埃及记》中摩西在“燃烧的荆棘”中与上帝对话的巨大压力。

罗曼·罗兰强调，长期以来被掩盖在《弥赛亚》光芒之后的《以色列人在埃及》，是亨德尔为神剧所做的最艰苦的努力。反复比较亨德尔的全部神剧，《扫罗》、《所罗门》、《参孙》、《约书亚》等，甚至包括他的全部伟大歌剧，我们不难认识到，气势如虹的《以色列人在埃及》，比渗透深刻冥想气质的《弥赛亚》更代表亨德尔的个性。

在《以色列人在埃及》中，亨德尔表达了英国革命之后，自称“不列颠的以色列人”的英格兰人战胜君主专制的巨大自豪感。当代的“亨德尔复兴”，主要就是因为他作品中洋溢着的曾经让贝多芬感动不已的这种欢乐气息、卡尔·马克思所说的“英格兰的快乐”。崛起中的英格兰对封建社会末期的欧洲大陆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巴赫的宁静内省是经历无止无休动**的欧洲大陆对天国的向往。而亨德尔的欢乐是属于尘世的，是牢牢地依凭于尘世斗争换来的胜利。亨德尔的音乐，也许不能给疲倦失望的心灵带来真正的安宁与慰藉，因为亨德尔作品的核心是积极的英雄性格，而不是巴赫的圣徒性格，按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所说，英雄与圣徒的对立统一，形成欧洲历史运动。

《以色列人在埃及》的骨架，即亨德尔作品中最本质的东西，既在于作曲家狮子般的个性，更在于他最后安息于其上的英格兰国土。18世纪初，在英格兰有世界上最早作为统治阶级的市民阶层。当亨德尔的合唱队高唱胜利的凯歌时，从法兰西到奥地利、意大利，欧洲大陆歌剧院的听众，统统是日益没落的王室贵族，而一个统一的德国甚至在幻想中都还不存在。

亨德尔对《圣经》的亲近感，主要来自于战斗的、英雄主义、史诗性的《旧约》，这是他全部神剧的主要素材与灵感来源；而巴赫的主要素材和灵感来源，是以祈祷代替战斗的《新约》。

“他是我们之中最伟大的一位”，贝多芬说。贝多芬仍然相信理性和启蒙将在欧洲大陆上演新的《出埃及记》。一个伟大民族将在伟大领袖率领下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在经历了20世纪这么多关于领袖与人民的噩梦之后，在第三个千年，要我们保持亨德尔或贝多芬式的乐观主义，确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而最大的遗憾在于，英雄主义和圣徒理想好像都消失了。正如暮年海德格尔在雅典废墟上所感喟的——“于今孰知那神明遁往何方？”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等待。

莫非一个“弃神”的世界，恰是一个神弃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