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俄国著名芭蕾舞编剧佳吉列夫（Serge Diaghilev）在巴黎演出全本《鲍利斯·戈都诺夫》，西欧马上注意到穆索尔斯基的威力。拉威尔参与了盛会，极力称许这部歌剧“野性的高贵和大胆的单纯”（barbaric grandeur and bold simplicity）——这是对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古典美”定义“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直接反转。

《鲍里斯·戈都诺夫》一剧最重要的角色是合唱队，其次是戈都诺夫了。作为沙皇，戈都诺夫与皮蒙反复提及的伊凡雷帝的联系千丝万缕，不仅因为戈都诺夫杀害伊凡雷帝少子而继承王朝，而且还因为伊凡雷帝的结局映射了他的结局。

伊凡雷帝的故事，把诗人普希金、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画家列宾带入“对话场”。穆索尔斯基作曲的努力目标之一，就是直接达到“非叙事性的图画”。列宾《伊凡雷帝杀子》，为《鲍里斯·戈都诺夫》一剧提供了绝佳参照。要理解这一造型的力量，在参照夏里亚宾令人毛骨悚然的歌剧表演照之外，就是列宾的名画了。

1581年，在亚历山德罗夫行宫，伊凡雷帝狂怒之中失手用权杖打中皇太子伊万的太阳穴。近臣戈都诺夫用身体掩护皇储，也被沙皇打伤。十天后，皇储身亡。伊凡雷帝悔恨交加，对戈都诺夫施以重赏。伊凡雷帝只能立心智孱弱的皇子费多尔为储，临终任命了包括戈都诺夫在内的五位摄政大臣。戈都诺夫大权独揽。

19世纪80年代，列宾听了里姆斯基-科萨柯夫交响组曲《安泰》第二部分《复仇的痛快》。“它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想是不是能在绘画中体现我受音乐影响而产生的情绪呢？我就回忆起伊凡雷帝。这些年相继发生了许多血腥事件，感到很可怕，但是有一种力量总是催促我去完成这幅画。”

画家选择了情节：暴躁的伊凡雷帝在与太子争执时，将笏杖猛掷过去，不幸击中儿子头部，鲜血如注……这一偶然的暴烈冲动致太子送命，伊凡雷帝顿悟这断子绝后的可怕举动，扑向前抱住垂死的儿子，睁大惊恐的双眼，他想求儿子饶恕但已经无济于事。兽性、人性同时显示在伊凡雷帝身上。为增强恐怖感，画家采用了深红色。背景阴暗以加强前景的恐怖。红色地毯，映出血腥。画家集中刻画伊凡雷帝的瘦脸，惊恐万状的双目，末日审判不可逆转。这就是穆索尔斯基为戈都诺夫写的音乐。托尔斯泰评价说：同一个戈都诺夫，在同一时间，既是残暴的杀人犯，又是一位温柔的慈父。

《鲍利斯·戈都诺夫》（第一稿）最后一部分，沙皇遇见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神圣的傻子”，在人民冷漠三缄其口时，敢于打破沉默，以“疯癫”语言向权贵直言真相。他所说，其他人早就清楚，沙皇也十分明了：毁灭是注定的，就像《伊凡雷帝杀子》表现的那样：最后审判不可逆转。这里有对历史的回顾、对生命的忏悔，形成一大段对白，从疯狂到死亡的独白。在这里，“对话”消失了，被上帝诅咒的人失去与他人对话的空间，这就是疯狂。戈都诺夫要皈依修道院。戈都诺夫与假德米特里换位了，一个从修道院去了克里姆林宫，一个从克里姆林宫前往修道院。

莎士比亚、威尔第的《麦克白》，普希金和穆索尔斯基的《鲍里斯·戈都诺夫》，都写到弑君者所受的良心折磨。肖斯塔科维奇曾经做过极好的点评：真是笑话。什么时候真正的杀人犯会受到“良心折磨”？这就是艺术的人性。而人们同情麦克白和戈都诺夫，因为普通人从没有被良知所抛弃。只有人民的良知从未泯灭。“良知”是无名状态中人民的别称。对戈都诺夫而言，死亡是解脱，最后审判就是最后特赦。历史长河中，真正的成千上万暴虐的统治者不可能忏悔，不可被救赎，但是艺术家和人民，仍愿意给麦克白和戈都诺夫以宽恕。这才是斯拉夫文化的特质，这与英国、法国或德国文化完全不同。无论对于沙皇还是贵族、知识分子，斯拉夫人相信最终的救赎只能来自于愚昧、贫迫的人民。“因为上帝爱穷人”，这是打开斯拉夫思想的金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