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是心灵鸡汤的制造专家。他博览群书，懂通古今。用典故，用事例，现身自黑，等多种办法，或发出感慨，或写出感想，制造出一碗碗心灵鸡汤，训导时人，传之后世。

朕错了

皇帝会认错吗？一般不会，即使做错了，也不会承认错误。可是，乾隆帝作为一代英主，却敢于认错，并且写了一篇检讨，以书法的形式，流传了下来。

这里讲述乾隆帝的一篇传世的自省文章《知过论》。

《知过论》是乾隆皇帝书写的一篇自省文章，作于乾降四十六年（1781年），时年71岁。此卷引首纵书“诫申观我”4个行书大字。正文横108厘米，纵31.5厘米，底为描金行龙纹，四角饰如意祥云。全篇共书721字，落款“乾隆辛丑仲秋月御笔”。共铃11枚鉴藏章，分別是“古稀天子之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用笔在心”、“寓意于物”、“几席有余香”、“有同春”、“犹日孜孜”、“乐寿堂”、“八徴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石渠宝笈所藏”。

乾隆皇帝的性情一向好大喜功，对自己几十年当政文武兼备的丰硕成果一直津津乐道，自称为“十全老人”。在康乾盛世的顶峰时期，国库丰盈，人民安居乐业，他为什么会写这么一篇自省文章呢？

原来，在乾降四十五年（1780年）出现了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巨大的贪污数额令乾隆皇帝十分震惊，接着又发生了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和陕甘总督互相勾结贪污赈灾粮款的大案。由于吏治腐败，人民不堪压迫，第二年四、五月间，甘肃省就爆发了苏四十三起义。此后各地起义不断，盛世下的清王朝已明显出现衰败迹象。因此、乾隆帝开始思考、检讨自已在施政上的过失。

在文章中，乾隆皇帝认为自己的主要过错是三个字“兴工作”，在京城内外、全国各地大兴土木。主要有：

一是公共工程。《知过论》中这样写道：“内若坛庙、宫殿、京城、皇城、禁城、沟渠、河道以及部院衙署，莫不为之修坏，新其旧；外若海塘、河工、城郭、堤堰，莫不为之修其废，举其湮。”这些工程是一定要做的，即使花钱，也没什么可以检讨的。

二是皇家园囿工程。《知过论》中写道：“内而西苑、南苑、畅春园、圆明园，以及清漪、静明、静宜三园；又因预为菟裘之愿，而重新宁寿宫。”这是乾隆帝最应该检讨的，尤其是宁寿宫，里面修建了极其奢华的宁寿宫花园，耗资巨大，而乾隆帝却并没有在此“消费”，纯属资源浪费。

三是陵寝行宫的修建。《知过论》中写道：“又景陵、泰陵往来之行官以及热河往来之行官、避暑山庄、盘山之静寄山庄…”。查阅史料，乾隆十八年以后，乾隆帝仰仗盛世，修建了通往东陵的东路行宫数处和通往西陵的西路行宫数处，靡费了大量国帑，这点儿是应该检讨的。

对此，乾隆帝一面知过检讨，表达出“朕之错”的意愿。《知过论》中，乾隆帝诚恳地说道：“究其致如此者，过应于予，谓之无过，实自欺也。夫不知过，其失犹小，过而弗改，又从而为之辞，是文过也，其失大。”这纯粹是乾隆帝烹饪的心灵鸡汤，告诫人们要知错，悔错，改错。

可是，乾隆帝并不甘心于直白的认错，他迂回着进行了一番艺术性的辩解。《知过论》中写道：“是皆弗用正帑，惟以关税盈余及内帑节省者，物给价，工给值，更弗兴徭役、加赋税以病民。夫弗兴徭役、加赋税，则虽有工作，闾阎本不知，而物給价，工给值，贫者且受其利，是实我朝之善政家法。”乾隆帝认为只要不花国库的钱，就不算劳民伤财。不仅如此，因为工程兴起，还解决了很多小民的待业问题，是个一举两得、利国利民、造福子孙后代的的善举。

《知过论》这幅横轴早年收藏于清宫廷内务府，清亡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其进行了鉴别，收入故宫博物院。1978年东陵对外开放时，北京故官博物院将其调拨给了淸东陵文物管理处展出。

要这样做官

究竟要如何为官呢？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有自己的标准，官员自己也有自己的标准。乾隆帝作为康乾盛世的有为之君，对于管理的要求极为严格，屡屡发布谕旨，戒之，勉之，真有如一份份上好的心灵鸡汤。

一是“德”。

德很重要，康熙主张官员要德才兼备，乾隆帝更加注重德的重要性。乾隆二十五年，乾隆帝在给江西巡抚胡宝瑔的批示中写道：“乡愿，德之贼，亦政之蠹，必当去者。”告诫胡省长要言行一致，不可以坏德而祸乱官场，强调官德的重要性。

乾隆四十六年，在给直隶巡抚袁守侗的批示中，更强调官员应该修炼品德：“善守礼而养身，为国良臣。”封建时代，礼最重要，一个“礼”字包含了制度、规矩、等级等等，几乎无处不在。乾隆帝告诫官员，只要守礼，是为良臣，也是好的官德。

二是“才”。

才华是不是很重要呢？康熙帝主张德重于才，而雍正帝则主张才重于德，观点截然不同。那么乾隆帝是什么观点呢？

1、有才不可傲物。乾隆三十年，他在给湖广总督吴达善的批示中阐述了这个观点：“（李因培）自恃其才，好居人上”，批评了湖北巡抚李因培恃才傲物的性格，要求吴总督要时时留意，处处留心，防患于未然。

2、有才不要过分表现。看来，乾隆帝喜欢内敛之人，尤其警告督抚不在岗位上认真履职，却跑到京师，在皇上面前油嘴滑舌。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警告闽浙总督钟音：“若必待見面始知其人，天下督抚布按亦必俟每年全行来京陛见，而后朕始知之乎？可知汝之不称总督。”钟音被调离了总督岗位。

3、量才器使。这是乾隆帝的量人、用人原则。乾隆时期，乾隆帝曾经就两个官吏平衡使用，这两个人是彭元瑞和吴垣。论文采，彭元瑞高于吴垣；论能力，吴垣高于彭元瑞。要如何使用呢？乾隆四十年，彭元瑞被调任国史馆副总裁，发挥其特长；而吴垣则出任广西巡抚，主政一方。

三是“务实”

对于官吏，乾隆帝一贯主张要务实，千万不要务虚，实实在在地做官，老老实实做人。即位后，他曾经严厉地警告直隶总督李卫，不管什么事，都在一个“实”字。如果处理政务中，出现一丝一毫的虚无，那就全盘皆输了。为此，乾隆帝给予官场几个“不要”：

不要“振刷”。振刷就是说大话，尤其是新官上任，雄心勃勃，豪言壮语，不脚踏实地，说大话，上欺皇帝，下诓百姓，谎话连篇，大话西游，云山雾罩。

不要“弄笔尖”。弄笔尖就是卖弄文采，辞藻华丽。乾隆帝看过这样的奏折很多，深感督抚大员不应如此。乾隆二十年，他曾经警告山西巡抚台柱：“据实可也，何必弄笔尖？”要他以后凡是奏折，都要朴实无华，不可在文字上浪费功夫。

不要“粉饰”。乾隆帝要求地方督抚一定要据实上奏，尤其是巨大灾荒之后，他想听到真实的声音。可是，那些官吏往往粉饰太平。乾隆三十三年湖北大旱，部分地区绝收，但是湖北巡抚程焘却上折说：“处处乡村谷堆草垛盈眸蔽野，妇稚欢娛，鸡豕闲适”，乾隆帝严肃批评他在粉饰，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才是真实的情况，怎么可能是太平景象呢？

等等。

四是“民本”。

乾隆帝有浓厚的民本思想。这其实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理论，强调百姓为大的思想。乾隆帝发展了这个理论，将其具象化。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二日，他对广东巡抚杨永斌的奏折批复道：“封疆大臣，以察吏安民为第一要务，必预端本清源，抚绥化导，使休养生息。”

乾隆帝反复强调，封疆大吏，首要的任务是爱民，关心百姓疾苦，其他一切事情，都可以放缓，或不办。乾隆帝的这种思想，一直贯穿始终。地方督抚每当上任，或每每上奏，他都要训诫一番。

当然，对于各级官吏，乾隆帝还有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千万不可贪污。一旦发生贪污现象，乾隆帝都会毫不留情，一办到底。

一句“箴言”

乾隆帝是一个善于总结，善于制造心灵鸡汤的帝王。他身处高位，却“敬”字当头，时时事事讲究一个“敬”字。

他上敬天地，常以“敬天法祖”四字激励自己，不敢有丝毫的僭越。他敬父母，尤其敬爱、敬仰母后，表率时人，垂范后代。母后健在的时候，乾隆帝不仅天天问安，嘘寒问暖，还要陪着出巡各地，侍奉周围，包括木兰秋狝、四下江南、登五台山、登泰山、谒盛京、出塞外…等等。

不仅仅如此，乾隆帝还以史为鉴，“敬”字当头，制造了一句“箴言”：“敬胜则吉”。

这句“箴言”是乾隆帝的读后感，他读了一篇张蕴古的《大宝箴》之后，写下了这句感想。他非常欣赏张蕴古的这篇文章，关键是里面有一句话打动了乾隆帝，这就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篇文章呢？张蕴古的原文是这样的：

“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作福，为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故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跸。四时调其惨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为之度，而声为之律。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乐不可极，极乐成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责难得之货，勿听亡国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人心；难得之货侈，亡国之声**。勿谓我尊而傲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闻之夏后，据馈频起；亦有魏帝，牵裾不止。安彼反侧，如春阳秋露，巍巍****，恢汉高大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诗》云：“不识不知。”《书》曰：“无偏无党。”一彼此于胸臆，捐好恶于心想。众弃而后加刑，众悦而后命赏。弱其强而治其乱，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数，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形，物之鉴者，妍蚩自露。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妊纩塞耳而听于无声。纵心乎湛然之域，游神于至道之精。扣之者应洪纤而效响，酌之者随浅深而皆盈。故日：天之清，地之宁，王之贞。四时不言而代序，万物无为而受成。岂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拔乱，戡以智力，人惧其威，未怀其德；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怀其始，未保其终。爰述金镜，穷神尽性。使人以心，应言以行。包括理体，抑扬辞令。天下为公，一人有庆。开罗起祝，援琴命诗。一日二日，念兹在兹。惟人所召，自天佑之。争臣司直，敢告前疑。”

实际上，“敬胜则吉”四字是有渊源的，《大戴礼记·武王践阼》中，姜太公这样对周武王道：“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姜太公告诫武王要处理好敬与怠、义与欲的关系，无论对天地神明，还是对人对事，都要保持虔敬、谨慎的态度，这是君临天下的重要法则。而“敬”字则是其中的关键，今天理解着应该是“慎重敬警”的含义。

真正触动乾隆帝，让他发出“敬胜则吉”这番感慨的，还应该是张蕴古本人的命运。张蕴古的《大宝箴》得到太宗李世民的赏识，因之而获得太宗的提携，被任命为大理寺丞。可是，因为一个案子，有人诬告张蕴古徇私情，太宗便下旨杀了张蕴古。后来，经过查证，张蕴古是被冤枉的，他并没有徇私枉法。太宗很后悔，觉得自己做事太不谨慎，后悔也来不及了，便下旨：以后凡是杀人，必须五复奏，才可定下来。

所以，乾隆帝告诫大家，不管为君、为臣、为事，都要心怀敬谨，否则就会招致祸端。不仅仅如此，乾隆帝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提及“敬胜怠”，阐述其义理，还亲笔御书“敬胜怠”三字匾额，悬挂于圆明园方壶胜境的宜春殿内；更以“敬胜怠”三字作为印文，刻制了御用宝玺，以之为自己的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