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作为神经质父母的唯一孩子，在十分紧张的家庭气氛中长大。他的父亲喜怒无常、满怀忧虑、脾气很坏，母亲严重的抑郁症经常发作。

弗洛姆家的一个朋友——一位可爱而有才能的年轻女子自杀了，没有人能理解其决定结束自己生命的理由，这个非理性行为使12岁的弗洛姆震惊。

弗洛姆14岁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惊愕地目睹了非理性席卷了他的祖国德国，日耳曼人在反动思潮煽动下，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狂热放纵状态，非常敬佩的教师成了嗜杀狂，许多亲朋好友死在战壕里，他感叹：“为什么正派和通情达理的人们突然全都变成了疯子。”由于这种令人恐惧和疑惑的经验，弗洛姆产生了理解人类非理性行为的本质和根源的愿望。追寻着这个思想，在海德堡大学他研究了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特别是马克思、韦伯、斯宾塞的著作。他曾接受过正统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训练，他一度认为，在这里找到了人的非理性的答案，但这并没长久地影响他。后来他认为人格是在人的童年由影响个体的社会力量以及已经影响了人类种族发展的历史力量所决定的。弗洛姆写道：“依据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必然性，我们就成为我们不得不是的那个样子的人。”鉴于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是如此重要，弗洛姆认为，为了理解这个社会的个别成员的结构，十分有必要分析这个社会过去的、现在的结构。他认为不管人格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都由文化所决定。

一、关于人格是文化的产物

弗洛姆把人格看成文化的产物。他认为心理保健应该根据社会对所有个体的基本需要满足的怎样而定，而不应根据个体对社会适应得怎样而定。因而，心理的健康不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的事情，关键是社会满足人的需要充分到何种程度。

一个病态的社会在其成员中制造敌视、猜疑和不信任，而且压抑了个人的自我的充分发展和成长。一个健康的社会准许它的成员彼此相爱，成为有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人，而且促使个体完美地自我实现。

弗洛姆认为，所有人都有先天的对于健康（心理的、生理的）的追求。但是，当社会力量与天然的成长倾向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产生了非理性和神经病的行为，也就是说，病态的社会制造出病态的人。

社会性质决定心理健康意味着，每一个社会都会提出它自己的心理健康的定义。如20世纪初，储蓄、贮藏行为是合情合理的，赊购（花自己没有的钱）是非理性行为。时至今日，这一行为就是合理的，只购买他们能够支付现金的东西的人，可能被认为是心理承受能力不强的人。

弗洛姆通过历史分析得出结论，人性的进化过程使我们以失去安全感和归属感为代价获得了显著的自由。这种自由与安全的分离，既在人类的历史中重复，也在每个人的发展中重复。在中世纪，是没有个人自由的，封建制度和教会严格地规定着每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角色、地域文化等决定着他的工作、称号以及行为模式。这与当代欧美文化中的个人自由状态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人们在社会角色中有安全、稳定和归属感。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极大地扩展了个人自由，社会角色有了更大的灵活性，个人生活有了更大的权利和选择的可能性。然而这种自由是以损害安全感和归属感为代价的。我们不仅脱离了自然界，而且脱离了社会以及人类伙伴，产生了孤立感和隔离感。

二、创造性人的动机

弗洛姆认为健康人以创造的、生产性的方式满足心理需要，不健康的人则以非理性的方式满足这种需要。他提出了五种从自由—安全感的两分法派生出来的需要。

（一）联系

弗洛姆认为我们每个人是分离的、孤独的和无能的，因此需要寻求与其他人的联系。这种与他人联系或联合的需要的满足，对于心理健康者来说是极端重要的。非理性的行为甚至精神疾病是这种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后果。

获得联系的方法有破坏性的（不健康的）和建设性的（健康的）。一个人通过服从另一个人（或另一团体）而与世界联系，也可能通过获取高于别人之上的权力，通过强迫别人服从自己而与世界联系。这两种方法都包含了为了安全感而依赖他人。这注定了不能自由发展自我的完美本质。

与世界联系的建设性的、健康的方法是通过爱（广义的），既满足了对于安全感的需要，同时也容许发展自我的完美的个性。这种爱不仅是两性之爱，还包含了父母对子女的亲情的爱、自爱、团结、爱一切人的广泛的意义。

联系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导致自恋。自恋是非理性行为。自恋者唯一的现实是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和需要。由于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身上，因此不可能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不能摆脱自己去理解任何事物。

（二）超越

超越是指高于或超出我们作为被创造物那样被动角色的需要。人意识到生与死的偶然性、生活的随机性，就力图把被创造的状态转变为创造者，主动创造自己的生活。弗洛姆认为，在创造（子女、思想、艺术或物质利益）的行为中，人就上升到生活的被动和偶然性之上，而获得目的感和自由感。

（三）生根

人类感到孤独和渺小是由于切断了与自然的原始的联系，没有了根基，这种状态是不能容忍的。生根的理想的方式是建立起与同类的兄弟情谊，这是一种热爱、关心和参与社会的感觉，团结的感觉。这既满足了生根的需要，也满足了与世界联系的需要。

（四）同一感

人类需要作为独特个体的同一感，满足这种需要的健康方式是个性。通过个性的作用，一个人获得了明确的自我同一感，他们感受到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由别人塑造他们的生活。

（五）定向结构

人总是追求一种参照系或前后关系的结构，在此参照系中理解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定向结构的理想基础是通过理性，这包括以客观的方式观察世界（包括自我）以及真实地反映世界。

弗洛姆赋予现实的客观知觉以重大价值。我们的知觉越客观就越能触及现实，就越能成熟地、更有准备地面对世界。如果一个人在某些领域被迷信和神话控制，对社会的适应性将受到抑制。

非理性的定向结构是人对世界的主观看法，是按观察者希望的样子看世界，提供的关于世界图景的构架则可能是虚幻的。这种定向的结果使个人脱离现实。

三、创造性人格的特征

弗洛姆认为健康的人富于爱，具有创造性，具有高度发展的推理能力，能够客观地理解世界和自我，拥有稳固的同一感，与世界相处得好，并扎根于世界之中。

弗洛姆把健康人格叫做创造性定向。定向指一般的态度或观点。成为有创造性的人，意味着运用一个人全部的能力和潜能，把创造性理解为具有完善的机能、自我实现、爱、坦率、体验等。

了解健康人格另外四方面——创造性的爱、创造性思维、幸福和道德心，有利于理解弗洛姆的创造性定向所指的是什么。

创造性的爱包括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在这种人际关系中，人人能保持自己的个性。一个人的自我并未被同化或消失在他所热爱的另一个人中。达到创造性的爱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关心、责任、尊重和知识。爱不仅是一种情感，而且是一种难以达到的活动。创造性的爱不局限于两性之爱，还包括兄弟情谊的爱（爱所有的人），或者母爱。

创造性思维，包括智慧、推理和客观性，是由对思维对象的强烈兴趣所激励，被思维对象所感动。

幸福是与创造性定向相一致的。弗洛姆认为幸福感是一个人“在生活的艺术中”成功的证明。

弗洛姆区分出两类道德心，即权威主义的道德心和人本主义的道德心。前者体现了一种内化了的外部权威，它指挥着人的行为。这个权威可能是父母、国家或任何别的团体，它通过人害怕由于违反权威的道德规范而受到惩罚来调节人的行为。人本主义的道德心是自我的，健康人格对行为的指导是内在的、个人的，是按适宜的人格充分发挥作用的，他们的行为能引起自我内部的赞同感和幸福感。他内心在说：“我愿意做这件事，因为它是我自己的事。”而不是说：“我必须做这件事，因为我的父母要求我这样做。”因而健康人格是自我指挥、自我调节的。

在弗洛姆看来，心理健康是由社会规定的，社会结构的性质促进或阻碍心理健康。如果说病态社会产生病态人格的话，获得创造性人格的唯一办法就是生活在那种促进创造性的社会中。弗洛姆将创造性的社会想象成人道主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中，人的潜力才能最大限度地被开发和利用。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中，达到完美的创造性是不可能的，但达到部分创造性则是可能的。

四、评价

弗洛姆关于健康人格的观点，强调社会、经济、政治的力量对人格的影响作用。他比任何理论家都重视社会存在对人格健康发展的作用，并且他设想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人的潜力才能最大限度地被开发利用。具有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色彩，是该理论比其他理论高明、深刻之所在，这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这也是被实践和历史所证实了的。

然而弗洛姆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证实了，并非每一个人都成为了其生活经历的俘虏。因此，克服我们生活经历的文化影响是可能的。否则，我们生活在这个对于人的潜能充分发挥并非理想的社会环境中，达到心理健康是毫无希望的事，而实际上许多人达到了心理健康。

弗洛姆的健康的创造性人格强调了对他人负有责任，而且具有爱、参与、尊重，了解他人的特征。与罗杰斯的功能充分发挥的人相比，则少些利己的成分。在弗洛姆看来，为了我们自己的幸福，我们需要别人。创造性人格是扎根于现实之中的，健康的人客观地理解他人、事件和自我，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属于现实世界的。健康人格是力图发展和实现人类的所有才能，并且对自己和自己命运有控制感和权力感。这重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人的发展的认识有着积极的意义。

弗洛姆认为我们不再是自然界的一员，所以孤独和渺小是人类状态的本质。这是让人们难以表示赞同的。正因为人摆脱了与动物的联系，有了人的理智和想象力，人类才具有主观能动性，才有支配自己生活的能力。弗洛姆是第一个把心理健康与幸福等同起来的理论家。幸福来源于创造性的生活，幸福是健康人格的必要的组成要素，也可以作为人已经达到心理健康程度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