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其主要代表作家作品是巴金以《怀念萧珊》为代表的散文集《随想录》、杨绛的《干校六记》以及孙犁的《亡人逸事》《女相士》、陈白尘的《云断梦忆》、冰心的《关于男人》的自传体散文、黄裳的《金陵五记》等等。巴金的《随想录》150篇，无论从对“**”的深层批判、对个体独立、开放、民主、人性的呼唤等思想的深刻性，还是从个人生命体验个人情感的真实表达，从散文文体的自在自由属性的恢复，均堪称新启蒙散文的典范之作，且从根本上打破了工农兵文学散文中的杨朔模式，开创了一个新的散文时代。杨绛的《干校六记》使现代知识分子的自尊、自觉意识、精神高度、情感世界，从长期的被贬抑、麻木状态，重新得以彰显与张扬。从思想、精神、情感上，重新恢复、回到“五四”时代的价值脉系上来，是老一代作家的独具优势，其以悲悼为主要内容，也与之曾长期失去的属性有着内在的有机关联。

教学建议

1.以《怀念萧珊》《小狗包弟》为例，参阅评论摘要1、2、3，分析巴金所追求的叙述“无技巧”是如何实现感人的艺术境界，如何完成他对自我深刻的批判的。

2.细读《干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参阅评论摘要4、5、6、7，分析杨绛散文的语言特色，体会文章是如何传达一个时期的畸变世态，从而构成钱锺书先生在序文里所概括的“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3.以拓展练习1为主题，组织讨论。

精读作品

巴金：《怀念萧珊》《怀念胡风》

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干校六记》

评论摘要

1.《随想录》的写作正是在适宜的“精神气候”与时代氛围中进行的，眼前的社会现象往往触发作家的感想。除标明的回忆文章外，那些属于杂文或杂文文体的短文以及文艺随笔的文章大多是从生活中有感而发的，作家无疑受到了整个变革时代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与推动。更有价值的往往不是对当前社会现象的敏锐反应，而是以此为契机对昔日种种社会现象的揭露；就作品内容来说，往事的回忆占有最重的分量，它们大多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但更大的价值却在升华于往事之上的“随想”，即对于成为历史的往事的反思，反思指向一连串疑问：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到底是怎样产生的？滥觞何处？起于何时？何人之罪？提出疑问并力图解答，是被巴金视为历史责任而竭尽全力去完成的一项工作。从政治性的反思到文化性的反思，在短小精悍的文章篇幅中，作者虽然没有作出宏论式的探讨，但已经开始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形成“**”的根源进行探究，并且清醒地意识到：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意识是造成灾难的根源所在。民族的文化心理，构成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前提和文化基础。《随想录》显示出其作品意味的最深层次，即通过自我审判所显示出来的忏悔意识。这一深刻是巴金对新时期文学乃至整个思想解放运动的突出贡献，也是他高于其他作家的可贵之处。

江冰：《巴金“随想录”中的忏悔意识及其意义》，载《浙江社会科学》，1989（3）。

2.叙事平实，明白晓畅，是巴金散文语言技巧上的一贯风格。巴金不追求华丽的词句，不崇尚豪言壮语，不讲求外表声势，也不赞成经院式、贵族式的东西。他着意于自然质朴，意之所到，信笔游走，用普通的词句和平实的叙写，表现出诚恳、亲切的风格，仿佛一位长辈随意与读者闲话家常，聊起人生感悟，这与其回忆性的“老年体散文”风格是一致的。语言是思想感情的外衣，作家以不加修饰的话语为文，尤其能有效地传达作品“讲真话”、“自我解剖”的主题，特别是在《怀念萧珊》、《小狗包弟》这样充满真情实感的作品中，质朴的语言反给人以“大音稀声”的感觉。巴金一向认为写作技巧是为写作内容服务的，提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他自己的散文，正是力求以极其自然、不着痕迹的“无技巧”状态，来表现对社会历史、人生世态的理解和审视。

吴秀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中），577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3.《随想录》的独特与深入之处，是其中对“文革”的反省从一开始就与巴金向内心追问的“忏悔意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像很多“文革”的受害者那样，简单地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四人帮”，因而认为粉碎了“四人帮”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巴金的反省包容了对历史和未来的更大的忧虑。……当巴金以割裂伤口的勇气揭示出这一切潜隐在个人和民族灾难之下的深在内容时，他其实也完成了对自己和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背叛五四精神的批判。而《随想录》真正给人以力量和鼓舞的所在，便是他由作为知识分子的忏悔而重新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良知和责任，重新倡导了对五四精神的回归。可以说，这部“遗嘱”一般沉重深刻的“忏悔录”，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找回了久已失落的社会良知，也以个人流血的灵魂诉说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当代精神传统，这就是自觉继承五四新文化传统，自觉地成为现实社会的清醒的批判者，用现代文化来战胜社会上各种丑恶、落后和黑暗的事物。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5、19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4.杨绛的文字简约含蓄，语气温婉，对历史事件多采取置身事外，做平静的审视的态度。她将笔触专注于大时代中的小插曲，书写个人的见闻和感受。《将饮茶》的最后一篇是《隐身衣》，她说到“卑微”是人世间的隐身衣，“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这可以看作杨绛反顾历史时所采取的基点。不停留在一己悲欢的咀嚼上，也不以文化英雄的姿态大声抨击，而能够冷静地展示个人和周围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生活和灵魂，却往往写出了事件的荒谬性，透出心中深刻的隐痛。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37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杨绛散文的主要成就在于以平实淡雅之笔描绘浮生众态。她心系梦萦的是家人、家事、琐事、身边事，表现的却是大智慧、大胸襟、大境界、大时代。胸有丘壑，笔有藏锋，平淡之中见神奇，于无声处见喜悲，这与当下流行的女性私人化写作大相径庭。……杨绛的散文不仅淡雅、睿智，而且幽默诙谐，妙趣横生，且不乏老吏断狱般的老辣，其论辩性散文如同检察官读诉状，以事实为据，滴水不漏，一掴一掌血。另外，杨绛还将魔幻小说笔法引入散文，写梦游，写幻觉，虚实相生，平淡之外又现神奇。其“魔幻散文”在当今散文中独树一帜。杨绛是烤着生命之火为文，她既烤着自己的生命之火，亦烤着钱锺书的生命之火，还烤着爱女钱瑗的生命之火，用“我们仨”的生命之火烤出的散文极品，自然具有不同寻常艺术价值和珍贵的史料价值。

牛运清：《杨绛的散文艺术》，载《文史哲》，2004（4）。

6.和梅志、韦君宜等一样，杨绛这类散文（指写于90年代的以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的各项政治运动为背景的回忆散文，如按发生的时间先后为序有《控诉大会》《第一次观礼》《第一次下乡》《丙午丁未年纪事》《干校六记》等）面对的是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语境的压力，即50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和80至90年代这两个语境的制约，第二个语境相对第一个语境隔着二三十年的时间差，其中有的成分改变了而有的成分并未改变，或者说有的成分消失了而有的成分只是改变了存在的方式，由公开而变得隐蔽，这就迫使写作者们不得不在两个语境的综合比较中权衡利弊作出选择，迫使她认真思量说什么和怎么说。杨绛选择反讽作为自己散文写作的基本修辞方式，既是时间的积累沉淀对她的话语启示，也是她对自己文化素质审美心智优长的一种发挥……从根本上说，反讽修辞是在语境压力下通过调整语言而实现的一种机智的审美置换，一种语言的和生存的智慧。

杨绛为自己这一组散文找到了一个贴切和便利的视角：“陪斗者”。“陪斗者”既是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一种现实的政治身份，又是杨绛作为叙述人的一种观察和言说的角度。……杨绛把“陪斗者”身份置换为一种修辞学上的观察、体悟和言说的视角，就能够使自己稍稍拉开一些距离，保持一种伸展自如张弛有度的话语优势。因为作为一种言说视角的“陪斗者”，是既在其中又在其外，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既保持了主观介入的热情又保持了客观上的冷静清醒。这样的视角在行文的语调上，便是一种经过时间锤炼和淘洗的从容和隽永。她那反讽的语言的刺，便深埋在这样的语调里。

刘思谦：《反命名和戏谑式命名——杨绛散文的反讽修辞》，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7.杨绛新时期创作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回顾往事时的豁达和宁静。这一点在她记述文革时期“干校”生活的散文作品《干校六记》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与一般经历过这段痛苦生活着的“伤痕式”记述不同，作品虽然所写的也是惨痛的生活经历，其中融杂着难言的辛酸和苦涩，但作品却并未将之渲染，而是尽量将它平淡化，力避感情的外露和宣泄，为此，作品甚至有意回避了对悲惨场面的直接再现。……深深的文字底下，所有的悲痛和愤怒都被压抑，却透出一种通达和平和，蕴涵着作者对人生悲剧的彻悟与淡然。当然，杨绛的淡然不是畏惧，不是逃避，而是建立在充分的自我信心之上，其中既表现出胜利者对于卑劣者的鄙视和讥笑，也表现出高傲者对于卑微者的俯察和嘲讽——这，构成了新时期杨绛创作的第二个特点。

贺仲明：《智者的写作——杨绛文化心态论》，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6）。

泛读作品

杨绛：《隐身衣》

巴金：《怀念胡风》

评论文献索引

张放.关于《随想录》评价的思考.文学自由谈，1988（6）.

陈丹晨.对张放对巴金的批评的批评.文艺报，1989-02-11.

范伦.关于《随想录》的反批评.文学自由谈，1989（2）.

陈思和.巴金的意义.上海社会科学学术季刊，2000（4）.

曾绍义.巴金与现代人学——《随想录》新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胡景敏.巴金的自我叙述与《随想录》的经典化.中国比较文学，2006（2）.

刘俐俐.杨绛散文的独特视角.文论月刊，1991（3）.

张晓东.“缘情”与“反讽”：重评《干校六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1）.

林筱芳.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文学评论，1995（5）.

黄科安.喜剧精神与杨绛的散文.文艺争鸣，1999（2）.

拓展练习

1.巴金的《随想录》在问世之初，就有论者做了如下的价值判断“《随想录》在文学史上的里程碑意义主要有三，即，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结束了夸饰时代，进入了说真话的时代；标志着文学自我审判和忏悔时代的开始；也标志着文学进入了关心人、尊重人的时代”，因此“它的影响和价值，也已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和文学范畴”，[23]二十多年间，围绕着《随想录》，评说各异，有人誉之为“全民族道德与良知楷模”[24]被称为“世纪的良心”；然而，批评者则认为“太浅薄了，从开始就不深刻，不光不深刻还很世故”（朱学勤：《巴金为什么不讲真话？》），“我们应当肯定《随想录》中批判的态度，肯定书中表达了知识分子的良知的部分。但是从总体上，巴金的《随想录》中的检讨和批判，是不深入的，更谈不上深刻。巴金对于‘文革’悲剧发生的体制根源，没有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因此也就没有更深的开掘”[25]。更有论者指出，“读《随想录》，觉得巴金就是那个始终长不大的觉慧。那个不断犯错，不断忏悔然后又继续犯错的觉慧。从《灭亡》到《随想录》，跨度长达半个世纪，而巴金的思维方式，却始终没有多少改变”，从而认为，忏悔不过是他解脱的方式。[26]请参阅这些评论文章，联系其创作背景、创作心态等，从思想价值、文学价值的角度，谈谈你对《随想录》以及对此争议的理解和评价。

2杨绛在《将茶饮·隐身衣》中说：“世态人情，比清风明月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看”，也正是这种置身世外的达观、睿智的人生态度，使得杨绛的散文显示了独特的哲学魅力。另外，杨绛的散文通过“常理反出”的写作方式达到了以“正常寓荒诞”，以“幽默见悲剧”的艺术效果。请以《隐身衣》为例，分析这两个方面的特点是如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