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第三代”诗歌出现于1986年至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主要由力图反叛“朦胧诗”的年青诗人组成,其最初形成的标志是《诗歌报》《深圳青年报》组织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第三代”诗歌在价值流向上大致可以分为两支,第一支,在价值导向上,强调“反崇高”“反文化”“平民化”“诗到语言止”,其代表性群体有两个,一个是韩东、于坚等人的“他们”,其刊物是《他们》;另一个是周伦佑、李亚伟等人的“非非”,其刊物是《非非》。“第三代”的代表性诗人诗作是: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明月降临》、于坚的《在旅途中不要错过机会》《0档案》等。“第三代”诗歌的另一支价值流向以海子的《以梦为马》《麦地》及骆一禾、西川等人的诗为代表,强调对理想、爱、生命价值的追求,强调诗歌语言的艺术性。
教学建议
1.阅读杨炼的组诗《大雁塔》和韩东的《有关大雁塔》,请比较这两组诗,参阅评论摘要1,分析朦胧诗和“他们”诗派的诗歌观念、文化观念、诗歌特征等方面的差异,并谈谈你如何评价它们的文学史意义。
2.关注“日常生活”,坚持“口语入诗”是解读于坚诗歌当中最核心的两个概念,这样的诗歌理念无疑是对中国现存诗歌秩序的巨大挑战,请以《0档案》为例,参阅评论摘要2和拓展练习2,分析其进行的诗歌革命有何意义和局限,讨论诗歌和日常生活、口语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3.分析海子的诗歌《土地》,谈谈你对评论摘要4、拓展练习1的理解。
4.阅读《中文系》,谈谈你如何理解评论摘要3对此的评论。
精读作品
韩东:《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
于坚:《0档案》
海子:《土地》《春天,十个海子》
李亚伟:《中文系》
评论摘要
1.“新生代”诗群中的几个主要团体和核心成员,在朦胧诗后的诗歌运动中展示了新诗的走向,为实验诗留下了实绩。有些诗人的创作延续到90年代,在诗界有重要地位。例如“他们文学社”就为诗的艺术自觉作出了贡献。“我们关心的是诗歌本身,是诗歌成其为诗歌的,是这种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美感的生命形式。我们关心的是作为个人深入到这个世界中去的感受、体会和经验,是流淌在他(诗人)血液中的命运的力量。”可见《他们》诗人是诗歌语言本体论的提出者和生命诗学的倡导者。他们不满于朦胧诗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外在承担,而认为诗的本质是生命的语言呈现。“他们”中的灵魂人物韩东发表的一系列诗歌见解,不仅代表了《他们》的诗学主张,也是“新生代”诗学建设中的有开拓性的部分。韩东从根本上对传统的诗学观进行了清算。他在一篇文章里分析了中国人的三个世俗角色,认为中国人常被理解为卓越的政治动物、稀奇的文化动物和深刻的历史动物,而我们以往的诗歌即是这三种角色的扮相。只有在全然摆脱了这三种世俗角色之后,诗歌才能真正地回到诗歌本身。韩东提出摆脱三个世俗角色,意在重新界定诗和诗人的本质和范围,他清除了诗人身上的非诗的社会义务,让其回到个人的生命本体。而诗,则是与诗人的生命有关,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的生命体。确定诗的生命本质,同时也就确定了语言乃诗的本体。在理顺诗与诗人及语言的逻辑关系后,韩东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不仅动摇了传统的诗歌本体观,也赋予了诗歌语言以新的功能和特性,即诗的语言,是呈现生命的自然语言,是生命的感觉语言。作为新生代的发言人之一,韩东的诗歌主张是逃离诗人的社会承担、逃离诗歌语言的文化语义的,带有非文化和削平深度模式的后现代倾向。在创作上,他的实验性诗歌提供了与朦胧诗迥异的艺术风貌。例如,他的《有关大雁塔》就与杨炼的《大雁塔》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杨炼笔下,大雁塔被赋予了浓重的历史感与人文色彩,它是民族命运的象征,是民族苦难历史的见证者。而韩东笔下的大雁塔就是一座平平常常的建筑物,没有被人格化,也没有被赋予深层的崇高的文化内涵:“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他的另一首诗《你见过大海》,也是去除大海通常被赋予的象征意义,而还原了人与认知对象的直接关系,作品还通过语言的强调性重复,突出了生命的瞬间状态和真实感受。韩东口语风格的诗,80年代初(当时他还在山东大学哲学系就读)即已出现在新诗潮中,如《山民》等,可看作是“新生代”、“平民主义”诗歌的滥觞之作。因对这一美学追求的理论提倡,韩东成为“新生代”诗的弄潮儿。
毕光明:《从朦胧诗到新生代诗——“新时期文学”回叙之二》,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4)。
2.长诗《0档案》,这部当代最奇特的诗作,1994年发表后,所遭受到的非议也是奇特的。其中最著名的是说《0档案》不是诗。确实,以传统的、定型的诗歌美学规范,难以解释《0档案》现象,因为它是反潮流的、革命性的。现在回想起来,当大家都在讨论《0档案》写的是诗还是非诗时,恰好忽略了这部作品最重要的方面,于坚的说话方式不是说什么,而是看他怎么说。
说话方式一直是于坚所重视的。他反对升华式的、慷慨激昂的、乌托邦的、玄学的方式,而注重日常的、生活化的、细节的、人性的说话方式。在怎么说的探索上,《0档案》走到了极致。全诗成功地模仿了档案这一文体和语式,并完成了对一个人的历史状况的书写。在对档案的模仿当中,档案的真相昭然若揭。它那僵化、冷漠、无处不在、极富侵略性、抹杀人性的活力、对个人的压抑、对思想的监视和取消,等等,经过于坚的仿写,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这又是一个人们习焉不察的领域。档案,我们这块大地上的奇异文本,每个人一出生就与它有关,但它的书写完全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你的一切,暗中都被记录在案。它的书写是公共性的,雷同的,用词也是程式化的,但它却可以入侵你的每一个心灵的角落,始终把你纳入一种共同的规范里;它是所有文献当中与你关系最密切的,或者说,它就是一份由公共领域给出的你的个人说明书,但你却对它毫无所知,它隐藏在一个你自己无法到达的领域。人就这样被一分为二,明处的你在世界中活着,暗处的你在档案中活着;明处的你是档案书写的主体,暗处的你负责书写,并且监视。更多的时候,书写和被书写者是分离的,甚至是矛盾的,但是,最终代表你这个人的“权威”之本,不是生活中的你,而是书写中的你;生活中的你必须屈服于书写中的你。这时,档案这一文体的力量就呈现出来了。它不容置疑,讳莫如深,最终所达到的目的是,把人格式化、规范化,取消你作为个体存在的任何独特性和自由色彩。这是天天都在发生的日常事实,也是存在的常识之一种,然而,由于它的司空见惯,人们渐渐地承认了它的合理性,并努力地与之相协调。存在的耻辱成了人们生活中必要的代价。《0档案》的出现,重新提醒人们注意某种格式化生存的危险性,通过它的反面呈现,来探查存在中业已失去的尊严与光辉。档案最大限度地显示出了把一个人格式化和奴化的力量,它代表公共话语对人的制约和伤害,它的无限扩展侵吞的是个人的空间,使人的一切方面都置身于公共话语的审视之下。
我感到震惊,一贯以抒情著称的诗歌可以如此深入地切进存在的内部,把集约化的社会控制表达得这么彻底,在中国当代诗歌中的确是首创。我想,在这里,诗与非诗的界限已经不重要,因为于坚为写作设定了更为重要的难度存在。诗与当下的存在有关,诗与中国的日常生活有关,于坚证明了这一点。于坚说自己是后退的诗人,其实他在退的同时,也在存在与事物的内部挺进。
谢有顺:《回到事物与存在的现场——于坚的诗与诗学》,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4)。
3.《中文系》是特定环境里的特定产物,写出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学生在成长过程里的困惑、苦闷、焦虑与挣扎。有点像丁玲上世纪30年代写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文系》也是写处在青春期的大学生“灵与肉”的挣扎,几乎也是用“自传体”的形式喊出了“灵魂的绝叫”,只不过它更多是针对我国现存教育体制以及封建思想流毒的。可喜的是,它并没有彻底的绝望,而且也并非青春的血泪书、忏悔录。
上世纪80年代大学中文系是我国政治思想最集中最敏感的反应场域,那时,新旧思想并存,自由与禁锢同在。作为新生“事物”,“莽汉”们是大学中文系里的异类,必然会碰壁,会头破血流,会代价惨重。由于他们不满大学教育体制,不满大学教育方式和教学内容,他们“沉默”地抵抗,因此,他们厌学、逃学,他们“不务正业”地写诗,乃至“道德败坏”地谈女人。他们是一群精神上的流亡者。他们集英雄与泼皮于一身。他们身在人间而心在天堂。他们用喜剧的方式干着极具悲剧意义的事情。《中文系》也就是一首流浪汉的行吟诗。尽管他们标举的是反文化的大旗,但是他们并非文化虚无主义者;他们所反对的是非理性化的、戕害心灵的封建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文系》是一首以反启蒙面目出现的表现启蒙精神的诗歌。那种认为它是一首“后现代”诗歌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表面上看,“莽汉”们反抗的力度与方式很强烈,其实,他们内心十分脆弱和渺小。他们是以柔软的心顶着玫瑰的刺!
对于“莽汉”来说,汉语既是母语又是敌人。像胡适当年要从语言着手改革旧文学创造新文学那样,“莽汉”们也要创造出完全有别于以往汉诗的崭新的真正的现代汉诗。《中文系》对汉语进行了无法无天的表达。比如,它的名词密集、节奏起伏的长句式,它的对抗语法、消解常规语义,它的亲热、俏皮和幽默,它的由川东味和“普通话”味混合而成的诗性口语,的确为汉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经验、新传统;因此,它必然成为汉诗经典里具有界碑意义的作品。
杨四平:《成长的焦虑与挣扎——重读“莽汉”和李亚伟的〈中文系〉》,载《名作欣赏》,2008(11)。
4.海子诗歌的抒情性质来源于他的乡村生活经验,他作品中经常出现乡村生活的某些意象,如“雨水”“村庄”“河流”“麦地”,他甚至会把笔下的女性弄成“姐姐”这样的抒情元素。但是海子从来不是一位田园诗人,不是一位牧歌诗人,他来自乡村,但并不是一位乡土诗人。他的笔下从来没有出现过那种宁静、恬淡、悠闲的田园生活场景,找不出海子有一首诗描写了某一个生动甜美的乡间生活瞬间。相反,他笔下的乡村和土地,都处于某种激烈冲突当中,并且在这种冲突中感到失败、无能为力和绝望。
这在他写于一九八七年的长诗《土地》中体现得最清楚。这首长诗有十二章,与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份相对应,但是却并没有出现与此相关的一年四季的景色。但是,采用一年下来十二个月的结构和节奏,与这首长诗的主题恰恰是十分吻合的:它意味着一种循环,意味着一种周而复始,不仅从起点奔向结局,而且再由结局奔向起点。但同时要说,这是一种封闭的循环,是被囚禁的循环:在土地上一年四季发生的故事仅仅停留在它自身之内,毫无出路和前途。一方面,是“种子”的不断打开,是无穷的生长,是年复一年的涌出、涌现;而另一方面,“种子”打开之后重新变为(他称之为)“尸体”,是曾经出现和上升的东西重新复归于泥土。“泥土反复死亡,原始的力量反复死亡”。
在海子那里,土地变迁的命运,是通过诗人本身的主体性来呈现的,主体性即某种精神性,也就是说,海子是透过某种精神性的眼光来看待土地的。在海子那里,“土地”同时意味着一个巨大的隐喻,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远去的、被遗弃的土地,意味着现代社会中人们精神上的被放逐、漂泊不定;土地的“饥饿”,也是人们精神上的饥渴、焦虑、流离失所;土地的悲剧,折射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痛失“精神家园”、无可依傍的悲惨处境。比如“意义”这种东西对土地上的人们来说是不言而喻、也是不可动摇的东西,对于现代人们来说,却变得支离破碎了,变得分崩离析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从这个角度,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海子的诗歌中出现那么多不成形状、断肢残臂之类。我曾经把它们形容为一个“解剖学的实验室”,断肢残臂、尸横遍地,难以拼凑起一个完整的形象,如同现代人的精神,难以找到一个中心得以贯穿和借此获得支撑。
在这个意义上,令海子感到“疏异”、感到紧张和气闷的,除了在工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和城市的对立之外,同时还是“精神”与“欲望”的对立。“土地”在海子那里,同时也是“精神”的载体。面对现代生活中人们精神上的危机,海子幸运地找到了“土地”这个意象,通过讲述土地的命运,来讲述人们精神上的悲惨境遇。人们经常提到海子诗中的“麦子”“麦地”,其实这远远不是一个田园的、和谐大地的意象,而是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麦子”和“麦地”意味着“他者”,意味着向他发出质询,意味着他内心的分裂。
崔卫平:《海子、王小波与现代性》,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2)。
泛读作品
于坚:《尚义街六号》
周伦佑:《想像大鸟》
海子:《麦地》《亚洲铜》
骆一禾:《世界的血》
胡冬:《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
评论文献索引
梁云.海子抒情诗风格论谈.深圳大学学报,1998(2).
崔卫平.不死的海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胡书庆.审美与信仰的消长——对海子“生命叙事”的一种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张新颖.海子的一首诗和一个决定.书城,2007(1).
于坚,韩东.现代诗歌二人谈.云南文艺通讯,1986(9).
吕周聚.无体裁写作与文体狂欢——论第三代诗歌文体的解构与建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5(1).
陈超.“反诗”与“返诗”——论于坚诗歌别样的历史意识和语言态度.南方文坛,2007(3).
王一川.在口语与杂语之间——略谈于坚的语言历险.当代作家评论,1999(4).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谢冕.诗歌理想的转换.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罗振亚.后朦胧诗整体观.文学评论,2002(2).
拓展练习
1.海子曾被人誉为“20世纪最后一位理想主义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海子诗歌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诗歌本身所能蕴含的意义,他在很多时候被看做是“一个逝去时代的象征和符号”,而对于海子之死,有论者这样评述:“海子之死仿佛像一个寓言,喻示了历史主体意识的幻灭。一方面,它使坚持者变得更为决绝;另一方面,幻灭感开始迅速弥漫,启蒙和知识分子被叙述成一个个个故事,他们不再是优雅和令人尊敬的知识者、启蒙者,他们以往的努力和想象,不再悲壮和令人感动,他们成了可笑的丑类,他们企望改变历史的活动变成了一个个被历史嘲笑的主角。在一个新的叙事叛变中,启蒙成了知识分子策动的一出闹剧。”[21]请结合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语境,对海子的诗以及海子之死进行思考,谈谈你的理解。
2.在当代中国诗坛,于坚一向是被指认为具有前卫性、先锋性和实验性的代表诗人的,属于超越时代步程的前沿人物,而于坚自己则声称:“我实际上更愿意读者把我看成一个后退的诗人。我一直试图在诗歌上从20世纪的‘革命性的隐喻’中后退。”“在一个词不达意、崇尚朦胧的时代,我试图通过诗歌把我想说的说清楚。”“我是一个为人们指出被他们视而不见的地狱的诗人。”(于坚:《棕皮手记·1994-1995》)
也有论者认为于坚的《0档案》这部对文化专制之典型形态即“档案话语”的解构性“命名”的鸿篇巨制中,诗人彻底洗刷了新诗传统中一味追求形而上和浪漫感伤与矫情的遗风,将自己置于“非诗”的边缘,以此来拓殖汉诗语言新的表现域度和对历史与现实的穿透力。反而认为当时诗坛上风靡的“海子神话”中的“麦地”“玫瑰”和“王”的“海子式意象仿写”的泛滥,只是重新用大话、矫情、精神虚妄与语言膨胀覆盖了90年代诗歌版图。[22]
然而,在一些读者看来,他的《0档案》不过是“一堆语言的垃圾”,请参阅评论摘要2,并查阅相关的评论文章,谈谈你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