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由于时代的原因是有其阶段性。因此，学案的研究也要看时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历经百年，留下了许多文案与学案。厘清这些文案与学案，才能知道我们在什么问题上是有理论建树的，应该加以发扬；什么问题上我们是有错误的，应该加以改正，以利文学理论朝着正确的方向更好地发展。但并不是什么时候都适合于这类文案和学案研究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击日本侵略和解放人民大众以及求得民族的独立，是第一位的事情，就是当时的学术研究，只要有可能，也要为配合此时的抗日和解放的任务，无暇去搞学案研究，是可以理解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政治运动不断，文学理论基本上无所作为，也是可以理解的。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首先是要“拨乱反正”，在那种思想状态下，在那种急迫的情势下，也不可能做什么带有科学性的学案研究。可以说，当某种意识形态处于偏执状态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讨论的，因此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案研究。

90年代初以来，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一时间商业化的浪潮席卷全国。大众文化流行全国。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文学理论也随之陷入危机。

但文学理论的危机没有阻止文学理论的话语生产。因为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按照论文、专著的数量评职称。于是学术研究以量取胜，重复之风盛行，无效的学术研究盛行，甚至抄袭之风盛行，一句话，是急功近利盛行。虽然文学理论学界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但这些理论体系会不会又成“学说的神话”还很难说。人们终于发现我们为了评职称在取得某些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制造了许多学术垃圾。据古风《意境探微》一书中说，仅1978—2000年，“约有1452位学者，发表了1543篇‘意境’研究的论文，平均每年约有69位学者发表73篇论文。”而且还有大量的以“意境研究”为题的专著出版。[1]以这大量论文和专著去参评教授，不知为中国增加了多少教授。但是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又有多少学术元素呢？这是值得怀疑的。也许这不是说明学术的兴盛，恰恰说明学术的萎缩。

上述两种背景，逐渐使文学理论陷入危机。危机有危机的意义。它不得不使文学理论沉寂下来，寻找摆脱危机的办法。正是在这种时候，像罗钢教授这样功底厚实的中年学者，他们不去申请什么社科基金课题，不必急忙去结项，也不去参加学术会议，不去赶那些没有学术意义的热闹，因为没有经费。他们在不被人关注的情况下，安下心来，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放慢了节奏，慢慢地搜集资料和证据，以“十年磨一剑”的工夫，无比坚韧的研究精神，去研究一个众说纷纭却始终没有解决的学案，找出了新的证据，写出新鲜有力的文字，注入新的学术元素，形成新的学术趋势，从而给现代文学理论发展校正航标，拨正航路。这是不是摆脱文学理论危机的一种办法呢？我想是的。

文案、学案研究正当其时。我们需要这种研究。我伸开双手欢迎这种研究。

[1] 古风：《意境探微》，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